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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小传
穆扎弗·谢里夫，1906年出生于土耳其，1926年起先后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1935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直到1972年，他都是美国费城大学的教授。谢里夫于1988年去世。
谢里夫的罗伯斯山洞实验：群体冲突的产生与克服
每个独立的团体是如何构成的？我们如何解释不同群体之间产生的敌意？为了克服这些敌意，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是否能在童年阶段就发现这一敌意的生成过程？
谢里夫等人在其著名的11～12岁男孩夏令营实验（又称罗伯斯山洞实验）中探究了这一问题。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些男孩被分成两组，彼此没有接触。经过一个阶段的团体活动后，两组作为团队逐渐在竞争的氛围中汇合在一起。这一过程显示出，尽管个别男孩事先没有表现出丝毫惹人注目的攻击性行为，但在团队竞争中仍然存在对彼此的敌视和偏见。而当他们发现必须要通过跨团队合作来解决当下问题时，就会逐渐放下敌意，原有的团队矛盾也随之消除。
这项研究清楚地表明，童年阶段的孩子的社交小团体之间已经存在引发彼此敌意的可能，但该研究也给出了一个克服群体冲突的方法。
出发点和问题导入
谢里夫等人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环境是否对个人经验和行为有影响。在早期的“游动效应”研究中，谢里夫已指出，个体的知觉判断会受到社会的影响。“游动效应”描述了一个现象，即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注视一个静止的光点，感知中的光点则会发生“移动”。这说明人们是在主观感知的范畴内进行判断。谢里夫通过团队中的个体在游动效应实验中的表现，来考察人的知觉判断。其结果是令人震惊的：个体的判断在数轮实验后，会逐渐与其他人接近，也就是说，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内在规范。此外，个人判断的尺度也会在团队实验中受到明显影响。谢里夫的早期研究表明，团队活动的过程能够对团队成员的感知判断产生影响。
在该研究的基础上，谢里夫等人转向了另一个问题：在日常生活范畴内，团队是如何构建共同规范的？为此，他们进一步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诠释敌意和相互攻击的存在基础？相比早期的行为心理学研究（如弗洛伊德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特质，谢里夫的理论已开始关注群体间的矛盾以及随之产生的冲突，并将其作为群体结构的一种结果并得出结论。根据他的现实群体冲突理论，两个群体之间进行竞争（通常是由于资源有限），会导致群体成员对自我群体的偏爱和对竞争群体的贬低。也就是说，不考虑个体的特质（如相容性、自我调节能力、移情），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会产生敌意和攻击性行为。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源于社会心理学的思考非常有趣。早在1932年，皮亚杰就提出了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理论。皮亚杰的研究结果说明，在童年过渡的中期阶段，孩子们表现出了从他律道德判断向自律道德判断的转化。也就是说，更为年幼的孩子遵从的规则是由公认的权威规定的，并且具备一定形式的客观有效性。而年龄相对更大的孩子（10～12岁及以上）对规则的理解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因此这些规则也是可变的。这种对由彼此依存关系产生的规则的进一步理解，被谢里夫等人视作发展心理学的重要先决条件，它促使群体中得以产生新的规则。因此，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去研究10岁左右的儿童之间的群体冲突和群体间形成的特定规则，是一件格外有趣的事情。
基于对群体冲突和群体规则这两个研究项目的进一步拓展，谢里夫等人随后展开了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即“夏令营实验”。如今它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中的经典实验。这个研究要探究的是：
· 社会性群体内的规则是如何形成的；
· 不同群体间的敌意是如何产生的；
· 这种敌意是如何被克服的。
整个野外实验为期三周，在一个童子军营地进行。该营地位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里，这一实验由此被命名为“罗伯斯山洞实验”。整个实验不仅有超出一般实验的持续时长，而且伴随有非常频繁的观察和统计。除却详尽的被试观察报告（由儿童被试的监护人完成），还包括各种统计与测量法（如社会测量法）的运用作为补充。直至今日，这一野外实验仍然为研究童年阶段的群体冲突与规则形成等问题提供了卓越的范本。
实验详解
实验设计
这项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展团队建设。在这一阶段中，22名11～12岁的男孩被分成两组（老鹰队和响尾蛇队）。在研究开始时，两组孩子彼此没有接触，而是在各自的小组中进行一系列的活动并解决遇到的问题。例如，为了有休息、睡觉的地方，他们必须一起搭建帐篷；或者为了不挨饿，就要共同准备一顿饭。研究人员非常关注孩子们因自然需求而进行的活动任务（如吃饭），而非外部额外施加的任务。研究人员发现，一旦团队成员能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形成交互和彼此依赖的关系，就能构成相对稳定的团队内部分工等级，并能进一步促进规则的形成。
第二阶段，引入两个团队之间的冲突。在多日内通过营造各种竞争环境，如开展拔河比赛、棒球比赛等，来刺激两个团队陷入冲突。通过每次给获胜的队加分，以及给总分最高的队颁发奖品，使两个团队在竞赛中围绕有限的资源进行争夺。由于资源有限，只有一个团队能够通过胜利获得足够的资源。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竞争的环境还将导致未获胜团队队员产生挫败感。最终，一方面造成了不同团队间的敌对，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同一团队内部的团结。
第三阶段，尽力化解团队间的紧张关系。谢里夫等人认为，团队间的简单接触，如共同看管物品、一起就餐等（接触假说）是无法起到有效作用的。但是，假设他们之间有更多的密切接触，如去达成一个新的、更有意义的目标，并且必须通过两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共同目标假说），将会改善两个团队之间的关系。为了检验接触假说，研究人员将两个团队在不同的情景下聚合到一起，如让他们共同等待一次集会的入场。为了检验共同目标假说，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些孩子只能通过共同努力才能解决问题的情境。其中的一个情境是，让公用的供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男孩们必须及时解决这一问题。在另一个情境下，一辆满载着各种食物的货车陷入泥潭，所有男孩只有共同出力才能让货车脱困。
结果与解释
第一阶段表明，数天后，团队内部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等级结构。每个团队都选出了一名领袖。被选为领袖的少年往往具备以下特质：他会非常积极地提出各种团队活动的建议，并且他的倡议和意见最有可能被实施。团队其他成员的意见能否被最大限度地接纳，取决于他们能否得到领袖的支持。同时，每一个团队内部已经建立了各自的规则。这些规则包括明确的态度（例如，老鹰队内部不允许成员说“想家”）和明确的行为规则。对后者来说，所确立的规则包括怎样分配规定的工作或怎样玩规定的游戏等。
第二阶段则凸显出陌生群体之间不断升级的竞争，随之而来的是对其他团队的贬低、咒骂和肢体冲突。例如，老鹰队焚烧了响尾蛇队的营旗。通过对团队的持续观察发现，尽管在某次竞争失利后，输掉的团队出现了内部混乱，更确切地说，出现了内部解散危机，最终还是通过针对陌生群体的统一活动，逐渐增强了团队内部的团结。通过定量分析表明，这些男孩几乎将所有团队内部的成员视为朋友，却极少与另一个团队中的成员成为朋友。此外，他们形成了对另一团队所有成员的负面刻板印象。
第三阶段，研究人员致力于克服两个团队成员间已经产生的敌意。结论显示，两个团队间的一般交流无法带来任何变化。成员仍然严格按照团队区分，并且进一步贬低另一个团队（如咒骂对方）。然而，当两个团队为了解决共同问题而联合在一起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观察到，男孩子们通过更多的共同协作，逐渐打破了团队边界，开始彼此进行交流。团队间合作越多，彼此的紧张关系越缓和。这些观察结果得到了社会测量学分析的证实。在第三阶段结束时，越来越多的孩子选择与另一个团队的成员成为朋友；与此同时，他们对另一团队的负面刻板印象也急剧减少。研究结果证明了第二个假说，为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而形成的共同协作，缓解了团队间的紧张关系。
意义与评价
时至今日，谢里夫等人进行的这项研究更加重要了。因为它证明，早在童年阶段的社会竞争环境中，就可能产生群体间的敌对活动。同时它也指明了，可以为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而协作，来消除彼此间的敌意。这项研究的核心是：敌意和冲突是社会结构和有限的资源造成的，与个体的个人素质没有必然的关联。也就是说，在不涉及任何个体经历（个体的学习经历或个人的情绪和自我调节能力）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去解释是什么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冲突。
虽然这项研究最初是受社会心理学思考的启发而展开的，但是，随着对问题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使其逐渐成为当下发展心理学研究的核心。这些问题包括规则的形成、群体间行为的发展和群体间矛盾解决的可能性。
从研究的第一阶段可以发现，在儿童间的互动中，团队内部可能产生一些专断的规则，并通过对共同活动的调节在构建团队凝聚力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一发现激发了人们探究规则在幼儿期是如何形成的极大兴趣。本研究表明，儿童最早从2～3岁起开始理解规则所具有的约束力，并要求他人遵守规则。在某些情况下，三岁的儿童即使只看到一个动作，他们也能够得出规则的存在。社会规则在诸多方面的影响都很明显。例如，有研究表明，幼儿有模仿他人不必要的行为的倾向（所谓过度模仿），就是基于这种规范性假设，即行为必须参照某规范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幼儿会把一些新词和工具的使用也当作某种规范性原则来理解。当有人不按规则使用时，他们就会对此表示抗议。
当前的发展心理学还关注“在团队建设进程中规则是如何形成与传承的”这一课题。在一项五岁儿童聚在一起“过家家”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在短时间内，儿童已经建立了游戏规则，并要求新加入的儿童遵守这些规则。年幼的儿童已经可以判断出谁是规则的制定者。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团队制定的，那么处在小学阶段的儿童则相信，这些规则只有通过共同决策才能改变。但是，假如规则是由成年人制定的，那么他们会认为只能由这名成年人去改变。总而言之，这些研究证明了年幼的儿童也可以形成鲜明的遵守规范的态度，并要求他人的行为合乎规则。与此同时，他们也能认识到，规则的形成可以有不同的源起，因此也就能够通过不同的方法予以改变。
此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关注群体观点的产生问题。研究人员通过对幼儿园阶段孩子的观察发现了群体归属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当五岁的孩子被随机分为两组，不同组只在其穿着的T恤的颜色（蓝色或红色）上进行区分（即最小单位），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都表现出对自我群体的偏好。例如，他们会对与自己T恤颜色相同的同伴表现出友爱，会与他们分享更多。新的研究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团队比对其他团队更加忠诚（如不当告密者），尽管这会给他们自身带来不利影响。于是，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早在幼儿园阶段，儿童就出现了对自己所在群体的偏好；进入小学阶段后，他们则开始对其他群体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当前的研究所关注的是，如何尽早在儿童的群体交往过程中克服这些负面影响，这也是谢里夫等人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的地方。
客观上讲，谢里夫等人的这项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即它只对男孩进行了研究，因此所得出的结果对女孩子来说并不具有普适性。最近的相关研究也确实发现了性别间的行为差异。例如，2015年，贝诺齐奥（Benozio）和迪森德鲁克（Diesendruck）在报告中曾指出，在3～6岁的儿童中，男孩比女孩更偏爱自身所在的群体，并对另一个群体表示厌恶。研究早期群体间行为的性别差异发展，是当前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又一个令人兴奋的课题。
影响
基于诸多理由，谢里夫等人的这项研究被奉为发展心理学的经典研究。一方面，为期三周的研究设计包括了大量的定性观察和定量测验，为儿童时期群体间关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见解，这在今天仍然是难以企及的；另一方面，该研究涉及的其他现象（如规则的形成、群体间冲突的发展）仍是目前发展心理学研究的重点。
思考
1.谢里夫等人认为，敌意的根源在于社会关系的结构，而不是个人的性格。这一说法意味着什么？
2.如果想消除团队间的敌意，哪一种做法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