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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元一代，蒙古大汗寵信西天僧、西番僧，藏傳佛教曾經於蒙古宫廷内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其薩思迦派的上師們更是深得蒙古統治者們的推崇，被一代代地尊爲帝師，達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是自元朝以來的史家們耳熟能詳的事情。可是，頗令人意外的是，流傳至今的元代漢文文獻中，卻並没有多少相關的一手資料，所以後世對當時所傳藏傳密教的詳情知之甚少。顯然，今日我們對這段歷史的真相缺乏全面而正確的認識，對它的不解或誤解明顯多於對它的瞭解和理解。
對藏傳佛教在蒙古宫廷傳播的歷史記載流傳最廣、影響最深的一段故事見於《元史·哈麻傳》，其云：
初，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秃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剌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秃魯帖木兒性姦狡，帝愛之，言聽計從，亦薦西蕃僧伽璘真於帝。其僧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蕃僧爲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爲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於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段話差不多竟然就是後世所知元朝宫廷所傳藏傳密法的全部内容，也是後世漢族士人不斷巫化和色情化番僧、番教的重要依據。可是，比這更加讓人難以相信和接受的事實是，上引這段被明初史官堂而皇之地寫入官修正史，並被後世士人反復引用的話，原本竟屬於小説家言。它源自元末明初士人權衡的私家筆記《庚申外史》——當時一部著名的野史。兹録其原文如下：
癸巳，至正十三年，脱脱奏用哈麻爲宣政院使。哈麻既得幸於上，陰薦西天僧行運氣之術者，號“演揲兒”法，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以蠱惑上心。哈麻自是日親近左右，號“倚納”。是時，資政院使隴卜亦進西番僧善此術者，號“秘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秘密大喜樂禪定’，又名‘多修法’，其樂無窮。”上喜，命哈麻傳旨，封爲司徒，以四女爲供養，西番僧爲大元國師，以三女爲供養。國師又薦老的沙、巴郎太子、答剌馬的、秃魯帖木兒、脱歡、孛的、哇麻、納哈出、速哥帖木兒、薛答里麻十人，皆號“倚納”。老的沙，帝母舅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爲約相讓以室，名曰“些郎兀該”，華言“事事無礙”。倚納輩用高麗姬爲耳目，刺探公卿貴人之命婦、市井臣庶之麗配，擇其善悦男事者，媒入宫中，數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貴人之家，私竊喜曰：“夫君潁（隸）選，可以無窒滯矣！”上都穆清閣成，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户，取婦女寔之，爲“大喜樂”故也。
對以上所引這兩段話略加比較，我們便不難看出二者之間的淵源，《元史·哈麻傳》中那段話當即轉録自《庚申外史》。可是，權衡私撰的這部專門記載元朝末代皇帝惠宗（庚申帝、順帝）妥懽貼睦爾（Toγan Temür）在位三十六年之史事的《庚申外史》，所據的多半是道聽途説來的逸聞野史，很多事情“聞之友人暢申之曰”，實不足以爲信史。然而，“洪武初，詔修《元史》，採訪順帝遺事，其書曾上史館”。由於“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乏實録，史臣無所於考，闕略不備”，所以，明初朝廷不得不“遣使者十又一人，遍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
。《庚申外史》大概便於此時呈上史館，並爲史官編寫庚申帝之故事所採用，故其“所言多與《元史》相合”
。
《庚申外史》中出現的這段記載之不可信是顯而易見的，這不只是因爲作者權衡根本就是局外之人，不可能親歷他所記載的那些事情，而且單從他叙述元末宫廷修“秘密大喜樂禪定”之事時的腔調就能看出其中的虚假成分，如説本爲高麗人的資政院使隴卜對順帝説的“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云云，聽上去是典型的漢人佞臣挑唆末代昏君的老生常談，與元君臣的“胡人”身份實不符。
這些只能凸現其野史性質，表明其所叙述的種種故事實在不足憑信。
上引《庚申外史》和《元史·哈麻傳》中所述的元末宫廷修“秘密大喜樂禪定”的故事本身固不可信，只宜當作小説家言來讀，但其中那幾個我們至今看不懂、説不明的用漢語音譯或者意譯過來的涉及密教修習的外來詞彙，如“演揲兒”“秘密大喜樂禪定”等等，卻不可一併棄之。正如卓鴻澤先生曾經指出的那樣，由於密教的“‘表法’（象徵）意義又不易爲局外人所明瞭，加上語言的隔閡、種族間的芥蒂、文化風習的成見，而故事主角又爲業已遠走朔漠的亡國之君等等，《外史》所言容或失實，應可以爲今人所理解。然而，正因爲《外史》作者對異族的語言、宗教的内涵不甚了了，他所記録的特殊語彙反而可信：意義固可以曲解，而詞彙卻非他所能憑空捏造。”
可惜的是，這些意義不明的外來詞彙難倒了古今中外衆多的博學鴻儒，我們迄今尚無法從語文學的角度給它們做出合理的重構和解釋。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元史·哈麻傳》對《庚申外史》中這段記載的轉録過程本身便出現了明顯的差錯，以至於後人對元朝宫廷藏傳密教史的瞭解變得越發困難。衆所周知，明人修《元史》的過程極爲倉促，整合材料過於粗疏草率，故有很多瑕疵。對照上引《元史·哈麻傳》和《庚申外史》卷一中相應記載，我們即可發現其中有幾處明顯的誤解，《元史》的編者顯然搞亂了《庚申外史》之原文叙述的人事因果層次，以致導向錯誤的印象與結論。首先，在《庚申外史》中，“演揲兒法”和“秘密大喜樂禪定”本來説的是兩種不同的密教修法，“演揲兒”的本意並非“大喜樂”，它指的是“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的“運氣之術”，乃西天僧，即印度僧人所傳；而“秘密大喜樂禪定”纔是“多修法”，是“秘密佛法”，乃西番僧，即西藏上師所傳。《元史》則將二者混爲一談，把它們當成了房中術，而且還將“多修法”説成了“雙修法”。
此外，《庚申外史》卷一説：諸倚納曾經“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爲約相讓以室，名爲‘些郎兀該’，華言‘事事無礙’。”同樣的一句話到了《元史》中則變成了：“諸倚納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本來《庚申外史》所曰“且爲約相讓以室”指的是那十位“倚納”們約定互相以“（妻）室”作交换，這樣有類於今日時有耳聞的“换妻”行爲，當時在胡語中被命名爲“些郎兀該”。可是到了《元史》中本指“（妻）室”的“室”字竟然被編修者理解成了“所處室”之“室”，而“皆即兀該”則相應而成了“所處室”的特殊名號了。這樣的誤解爲後人解讀“些郎兀該”或者“皆即兀該”這樣的胡言胡語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而令人遺憾的是，即使我們今天知道了“相讓以室”的真實意義，但對華言“事事無礙”的“些郎兀該”一詞的原形及其真實所指我們依然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