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可不读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隐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之史，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士人的使命和责任跃然血脉间。

《资治通鉴》用二百九十四卷的篇幅，上接《左传》内容，下迄赵宋，记载了战国至五代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丰满，是任何图书、典籍所不能比的。

司马迁和司马光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迁《史记》纵横恣肆，直抒胸臆，力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资治通鉴》厚德载物，忧国忧民，“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

历代政要学人都异口同声地肯定和重视《资治通鉴》。

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曾为《资治通鉴》作注，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康熙、乾隆都曾御批《资治通鉴》。清代史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褒扬《资治通鉴》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曾国藩认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评价说：“司马温公（司马光封温国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初版自序云：“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

1954年，毛泽东在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为什么这些“过来人”都肯定《资治通鉴》的阅读价值呢？因为一部好的历史学著作，不仅有史料价值，尤其应该有史鉴价值；不仅提供历史记载，还要启迪历史智慧。《资治通鉴》的价值大体可以总结为如下三点：

首先，至今没有一部通史著作能够把从战国到北宋建立之前这1360多年的历史叙述得如此清晰、详赡。各种后续改编本，各有长短，都无法取代《资治通鉴》原本的味道；今日之新编章节体通史，不管篇幅如何庞大，也无法取代《资治通鉴》的内容。

其次，《资治通鉴》浸透了作者为官为学的阅历与经验。主编个人有学识与独断能力，编纂团队专业高效，这两个方面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编写成的史学著作，是一般官修正史体制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后世以个人之力无法完成的，比如郑樵、马端临。《资治通鉴》的编修纳入了国家支持的“重大项目”，又有主编高度自主的个人意志，还有团队的合作精神，前后耗时19年之久。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编修出来的史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从而保证了该书的高水平、高质量。

再次，《资治通鉴》的编纂宗旨是提供历史借鉴，诚如胡三省所言，修身、治国、为官、处世，道理都在其中。有智慧，有操守，有权变，有理想。即使编纂者不无局限，但是书中所提供的详实而经过专业考订之后的历史记载，努力做到了准确可靠，从而达到了史才（叙事之才）、史学（博采众书）、史识（非凡见解）、史德（道术合一）相统一的境界；史事与智慧相统一的境界，也是经与史合一的境界。

胡三省就《资治通鉴》对“经”“史”关系有一段评论：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胡三省的这段话，不仅仅是辩白经史之轻重，而且在阐明“道” （道理、原则）与“术” （操作技巧）之间的关系。曾国藩说，《资治通鉴》不仅能够“穷物之理”，而且还能“执圣之权”。这也是一种很老到的有实际政治经验人的心得之谈。诸如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政治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驭部属中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都不是“纸上谈兵”可以领悟的。在史以载道的同时，不乏权变与谋略，也是《资治通鉴》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比如，刘秀之兄刘縯意欲效法高祖刘邦“豁然大度，不事家人产业”，却成为东施效颦，遭人暗算。学而不得其法，就是因为不通权变。

总之，《资治通鉴》是国学苑里的一朵奇葩，蕴含着先人们丰富的治国理政得失和社会人生经验。秦汉、隋唐这两段大一统的辉煌，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三段分裂混乱的历史曲折，司马光悉数记述，井井有条。我们今天要阅读战国至五代这一段中国历史，至今找不到可以取代《资治通鉴》的书。梁启超当年的感慨，今天依然令人有同感。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受到宋神宗的褒扬，认为其“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可“垂鉴戒于后世”。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从为君、为臣、为子的角度评价《资治通鉴》的价值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这一言论激励了后世历代的帝王、政治家和大学者。

大学者王夫之有一部《读通鉴论》，分上、中、下三册，该书卷末说：观历代兴衰，识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提升自己（自淑），与人分享（诲人），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对话，体悟了其中的智慧与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悦（知道而乐），这就是我们品读《资治通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