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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重复而单调的敲击声，
成为中国艺术史最美妙的前奏。
还有一部分历史潜藏在文物里。文物是已逝时光的证物，是过去留给未来的信物。文物代表着那些未被时光淹没的部分，就像河水里的石头，引领我们逆水而行。当然我们不可能通过那些文物真正寻找到历史的源头，却可以无限地趋近。当然，所谓的历史源头（包括艺术史的起源），可能并不是一个点，而是混沌一片，一个巨大、模糊的存在，像天地未开以前的宇宙。所谓的起源，是由许多个散乱的点组成的。有无数个这样的点等待着艺术史的认领，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起源，但在起源之前，还有起源，正如在结局之后，还会有结局。
我们目光能够抵达的最远距离，是石器时代。曾有历史学家认为，在石器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木器时代，但长期从事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陈淳先生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第一，史前期不可能存在一个人类只知生产木器而不知生产石器的发展阶段，生产木器时必须用比它坚硬的石器进行加工；第二，木头质地较软，用途有限，特别是无法从事诸如砍、切、刮、刨、钻等重要的加工功能。因此，木器时代是没有实用意义的一种概念。”
关于人类早期文明，西方学者一般分为四个时代，即“石器时代”（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钱穆先生对于这四个时代的划分十分简明扼要：
“以石为兵”的时代，就是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明发展阶段，从距今约300万年前开始，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止。
“以玉为兵”的时代，就是新石器时代（Neolithic），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大约从1万多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
“以铜为兵”的时代，就是铜器时代（青铜时代，Early Bronze Age），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在世界范围内的编年范围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
“以铁为兵”的时代，就是铁器时代（Iron Age），是继青铜时代之后的又一个时代，它以能够冶铁和制造铁器为标志，世界上出土的最古老冶炼铁器是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北部赫梯先民墓葬中出土的铜柄铁刃匕首，生产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距今已4500年。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冶炼铁器是甘肃省临潭县磨沟寺洼文化墓葬出土的两块铁条，生产年代为公元前1510年至公元前1310年。最早冶炼铁的记录由公元前800年的虢国玉柄铁剑保持，这支铁剑，被称为“中华第一剑”，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
遥想东汉时代，有一个人写了一部有关吴越地区古代历史文化的奇书，叫《越绝书》。被东汉思想家王充称为当时五大名著之一。这部书的作者，至今不知其名。书里记录了战国时代，一个名叫风胡子的人对楚王说过这么一段话：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
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
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
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这段话，实际上已经把“以石为兵”的旧石器时代、“以玉为兵”的新石器时代、“以铜为兵”的青铜时代、“以铁为兵”的铁器时代，与神话时代（即“轩辕、神农、赫胥”之时，赫胥为传说中的帝王）、传说时代（即“五帝”时代）、夏商周三代（即“禹穴之时”）、秦汉时代（即“当此之时”）一一搭建了对应关系。
只是，《越绝书》里的“兵”，并不是指狭义上兵器，而风胡子所说的为宫室，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等，也都与战争杀伐无关。从已发掘出来的中国古代玉器中，没有见到真正运用于战争的玉兵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的玉兵器，如玉钺、玉刀、玉斧等，华（丽）而不实（用），都是代表神威与王权的礼器，是礼仪性兵器，而石器、铜器、铁器，则都曾被制造成真正的武器，其中铁质武器在西汉已经普及，但是要到《越绝书》所说的“当此之时”，也就是东汉时期，铁质武器才完全取代青铜武器。因此，《越绝书》用以划分四个时代的“兵”，包含了武器，却不限于武器。正如我们今天的“武器”一词，也有了比具体的“武器”更广泛的含义，比如思想武器、理论武器。
无论怎样，《越绝书》都是一部神奇之书。古代文献巨如山海，唯有这一册《越绝书》，以石、玉、铜、铁四种物质，划分了中国历史的四个时代。
石头，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慷慨的馈赠，苍山如海，几乎就是一个石头的仓库。相比于其他物质，石头俯拾皆是，而且各种形状一应俱全。与其他物质相比，石头坚硬、厚重，又加工简单，是制造工具的最佳原料。当无穷无尽的石资源与古人类日益进化的智力相遇，就产生了文明史上的“石器时代”。
假如我们漫步于100万年前的大地丛林，我们可以看到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有西侯度文化、元谋人遗址、匼河文化、蓝田人遗址以及东谷坨文化（见东谷坨遗址）。距今100万年以后的遗址更多，在北方以周口店第1地点的北京人遗址为代表，在南方以贵州黔西观音洞的观音洞文化为代表。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比较重要的代表，有周口店第15地点和山西襄汾发现的丁村遗址。
周口店遗址自1927年进行大规模系统发掘，见证了亚洲大陆从中更新世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群落，在这里生活的最早的直立人，被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简称“北京人”（Peking Man）。早在距今70万至20万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制作石器。裴文中先生说：“（周口店——引者注）石器的制造还很原始，它属于石片文化。工具一般用石英制成，有时也用燧石或其它坚硬的砂岩。经过细致加工的石器较少，往往成千的石片均缺乏第二步加工的痕迹。这些工具相当粗糙，包括刮削器、尖状器、凿、砍砸器和一些雕刻器。”
“丁村人”于1954年被发现，代表山西汾河流域广泛分布的一种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其中，丁村文化早段，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晚段的遗存，距今约30万年左右；丁村文化中段，属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分布在丁村周围及汾河两岸的第三阶地里，距今10万年左右；丁村文化晚段，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在汾河西岸的“丁家沟口”，距今26000多年。
范文澜先生说：“（丁村文化）从石器里显示出人类初步使用石器的现象，不过比‘北京人’已经有些进步。”
后来在河套南部内蒙古萨拉乌苏河（即红柳河）沿岸一带又出现了河套文化。裴文中先生评价它：“河套文化中包括许多型式的尖状器、刮削器、钻和雕刻器等，主要用石英岩制成。它们的加工比中国猿人堆积所出土者稍为精致，其它的型式如细雕刻器和细尖状器，都比中国猿人文化更加进步。”
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数量增多，文化遗物更加丰富，技术有明显进步，文化类型也更加多样。在华北、华南及其他地区，都存在时代相近但技术传统不同的文化类型。
在华北，有继承前一个时期的小石器传统，其重要代表有峙峪文化、小南海文化、山顶洞文化等；有石叶文化类型，以灵武县的水洞沟文化为代表，它与西方同期文化有较多的相似处；还有20世纪70年代后发现的典型细石器工艺，如山西沁水的下川文化，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的虎头梁文化等。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生活的古人类距今大约18000多年，这里出土了石器、骨角器和穿孔饰物，并发现了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现象。“石器数量很少﹐总共二十五件﹐都不具代表性。砍斫器只有三件﹐用砂岩砾石打制而成。刮削器都是用燧石或脉石英石片制成的﹐其中一件凹刃刮削器制作较精致。两极石片（或称两端刃器）多为脉石英﹐两端有石屑剥落的痕迹。这种石片在北京人遗址中发现很多﹐山顶洞人沿用了同样的方法制作工具。”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山顶洞文化’比‘河套文化’又前进了一步。”
“在东北地区，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址有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和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遗址等。在南方，这一时期出现了几个区域性文化，如以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遗址命名的富林文化类型，以重庆市铜梁县张二塘遗址为代表的铜梁文化类型，以及最初在贵州省兴义市猫猫洞遗址发现的猫猫洞文化类型。在西藏、新疆和青海地区也发现了一些属于这一时期或稍晚的旧石器文化地点。总起来看，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除少数地点外，石叶工艺和骨角器生产不很发达。”
总之，自距今100万年以来，在今天的中国境内，在森林草莽、大地山河之间，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野花一般绽放。数量虽然不多，却是我们文明不可忽视的源头。我们不能说它们是艺术史的开端，但那时的先民们，已经有了“造型”的意识，开始改变物质的自然形状，使其呈现出人类所希望的形状，就是“人造之型”。尽管这种“造型”，并非出于审美目的，而是出于生产劳动的实用目的。
欧美的考古学家，发明了一种名为“微痕分析”的研究方法，可以用显微镜观察石器刃口在使用时留下的各种微小磨损，来判断这些石器是干什么用的，甚至已能够完整仿制出史前人类制作的各种工具。我们知道，将普通的石块制作成像样的工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法国考古学家弗朗索瓦·博尔德则在石器打制实验方面堪称大师，在他眼里，埃及和欧美的一些史前石器堪称“杰作”，“就像建筑师中的艺术天才一样罕见。因为打制石器不像金属、陶器和磨制石器的加工，在生产中可以精确控制。工匠只能在长、宽、厚三度范围内进行选择，石片破裂也很难以预期的宽度延展，也无法使石片有小角度转折。所以，制作一件匀称和精致的石器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
像弗朗索瓦·博尔德这样的考古学家，让我们换一个视角，不只以观看者的视角，而是从生产者的视角，去面对这些远古的石器。他们努力用恰当的工具、手法、技术（比如更加精致的压制和间接打击技术），来控制石器的形状和尺寸，使它呈现出预想的模样。在那个年代，这些人工加工的石器，其实不亚于艺术品，甚至是弗朗索瓦·博尔德所称颂的“杰作”，尽管在当时，艺术的概念并没有形成。
蒋勋先生说：“在艺术史的第一章，常常要接触到人类学或考古学，而大部分的造型美术也都从旧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开始。这些看来粗糙而笨重的工具，躺在尊贵的美术馆、博物馆中，作为人类辨认造型、思考造型、创造造型的最初的纪念。这些简单的‘方’‘圆’‘三角’，的确比以后任何复杂的造型更难产生，因为它花费了百万年的时间才孕育成功。塞尚（Paul Cézanne）以后，那样急切地要找回更原始也更简单的‘圆’‘方’‘三角’，是人类再次去估量石器时代初民所创造的造型意义。”
但人类的创造力沿着这个线索发展下去，美的观念终会出现。从山顶洞文化遗址发现的骨坠来看，无论是出于生活目的和宗教目的，至少在那时，人类已经懂得了装饰自己。山顶洞遗址发现的四件骨坠，所用都是圆柱形的骨头，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是由某种大型鸟类的长骨制成。它们的中间是一个空腔，里面没有海绵质，而且似乎也被磨光，显然是用来穿绳的。骨坠的表面十分光滑，上有长条形的纹路，不像是自然磨损，而很可能是人工刻画出来的，只是它们的意义，考古学家并没有确定，但它们是身体上的装饰品，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除了那四件骨坠，在山顶洞遗址还发现了穿孔的牙齿、介壳、鱼骨，也都是作为饰物生产出来的。“穿孔兽牙最多，有一百二十五枚，除一枚虎门齿外，馀者为獾、狐、鹿、野狸和小食肉类动物的犬齿，均在牙根部位两面对挖成孔。有的因长期佩戴，孔眼已磨光变形。其中五件出土时呈半圆形排列，可能是成串的项饰。”
然而，“在山顶洞文化中所观察到的最进步的技术表现在七件石珠上”
，裴文中先生说：“这七件石珠差不多同样大小，但形状各异。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它们都是用同样的工具，即磨和钻制作的。”
“磨制和钻孔的技术是新石器时代渐渐广泛采用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山顶洞人已有了这种技术，是值得注意的。”
它们被发现时，紧挨着头骨，“无疑它们被用作头饰，原来串在一根用某种东西做的带子上。”
在我看来，最令人惊异的，是山顶洞人制作的骨针。这枚骨针，长82毫米，针身最粗处直径为3.3毫米，针眼之上的直径为3.1毫米，针身略弯，圆而光滑，针尖圆润尖锐，应当是磨制的，针眼不是钻制的，而是以一尖锐工具刮挖而成。除了山顶洞，在中国其他地方，再也没有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骨针。
这枚骨针，纤细而挺拔，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而它的出现，更暗示了另一种艺术品的存在，那就是服装。这样的骨针，无疑是为了缝制衣服而创造的，由此推断，当时的山顶洞人，已经穿上了衣服，使服和饰，成为人类自我美化的整体。
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说：“山顶洞人的文化遗物，在服装史上的重要性具划时代意义。证实我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初，北方先民们，已创造出利用缝纫加工为特征的服饰文化。表明人们的衣着大不同于以往，不再是简单的利用自然材料，而是初步改造了自然物，使其变成较合于人类生活需要的新构造形式。这种原始衣着，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不怎么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踪迹可寻。因为今天的事物是从昨天发展来的，某些最基本的东西还会历久流传不衰。比如后世的裲裆、蔽膝（即所谓巿、芾、韨、韠）、射鞲、胫衣之类，便可能是远古服装的遗制。用现代眼光来看，它们不过是典型服装的某些‘部件’，而且是粗陋的，或许还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所取材料的自然形态。比较而言，加工的比重还相当少。尽管如此，它却是人类制造出来的真正服装。与之相配合，还有原始装饰品和矿物染色等技术的应用。种种成就，都显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预示着更高阶段的新石器时代的来临，并为后世灿烂华美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开创了先河。”
艺术脱胎于物质材料，却超出物质而成为精神的一部分。艺术根源于实用，又超越了实用，而达成了身心的愉悦，积淀着生命的意识，使艺术与人性实现了完美的统一。美，可以悦己、悦人，更可以悦神。当物质世界里的进步达到一定水准以后，超越于实用目的的艺术一定会脱颖而出。天长日久，它的实用价值会缩小，它的非实用价值（即审美价值）则会放大，成为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非凡的艺术品。远古的初民们在认真地敲打、磨制他们手中的工具，这重复而单调的敲击声，成为中国艺术史最美妙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