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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造物之美

无论从横向上,还是纵向上,故宫文物都建构起中华文明的宏大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从未断流的物质证据。

本书是一部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串连起来的中国艺术史,或者说,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宏大、浩瀚、可视的中国艺术史。故宫博物院总共收藏着超过一百八十六万件(套)的文物,这些可移动文物,分为陶瓷、玉石、青铜、碑帖、法书、绘画、珍宝、漆器、珐琅、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共二十五大类六十九小项(不包括建筑)。在全国国有文博单位馆藏珍贵文物(一、二、三级)中,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贵文物约占41.98% ,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又呈倒金字塔结构,一级文物最多,二级次之,三级再次之。所以有人说,故宫文物,几乎件件是国宝,这算不上夸张,因为每一件文物都是不可替代的。

从时间上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上迄新石器时代,跨越了夏、商、周、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等中国古代王朝,又历经了20世纪的历史风云,一路抵达今天。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但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不只是明清两代,而是涵盖了新石器时代以来近8000年的历史岁月。尤其当我们面对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玉器时,不只是“一眼千年”,甚至是一眼越过近万年时光。难怪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先生说:“故宫是一部浓缩的中华8000年文明史。” 这些文物曾经亲历的时间尺度,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眼前的每一件文物,背后都隐藏着宏丽丰富的传奇。

无论从横向上,还是纵向上,故宫文物都建构起中华文明的宏大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未曾断流的物质证据。

我们自认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其实在它们面前,我们就是朝生夕死的菌类,不知黑夜与黎明,是春生夏死的寒蝉,不知春天与秋天(“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所幸,有文物在,拉长了我们的视线,拉宽了我们的视界,让我们意识到自身之渺小,有如沧海之一粟,又使我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在游目骋怀之间,去理解我们民族的精神历程,去体会历代先民的情感脉动。

所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在“物质”的背后,一定闪烁着“非物质”的光芒,包括:技艺、情感、观念、追求,甚至信仰。我们热爱故宫文物,不仅因为它们珍贵(所谓“物以稀为贵”),也不在于它们曾是历代帝王们雅好把玩的珍品,而更是因为在它们身上,凝结了我们的先辈们对于美的思考与实践,放射着生命动人的光彩。文物之美,表面上体现为物质之美,真正的核心却是精神之美。一如蒋勋先生所说:“从那份浮华中升举起来,这‘美’才是历史真正的核心。”

这些文物,许多原本就是古代的日常生活用品,比如陶瓷、玉石、青铜、珍宝、漆器、珐琅、雕塑、铭刻、家具、文房用具、钟表仪器等,除了一部分担负着祭祀礼仪的功能(如一部分陶器、青铜器、玉器等),许多都与日常生活有关,更不用说宫灯乐器、车马舆轿、戏衣道具、服饰衣料、妆具玩具、药材药具这些清宫遗物了。至于法书、绘画,许多也是出自日常——文人的日常,哪怕是当年的一纸便笺、几笔涂鸦,在千百年后都成为“国宝”(详见拙著《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也就是说,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相当多一部分是与百姓、文人和帝王的日常生活相连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是艺术的原动力,是文明的血与骨。

透过这些文物,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古人造物之精美,更可体味古人生活之细致讲究,只有回到当时的场景中,通过人们的使用流程,在举手投足间,才能真正体会出包含其中的美。这些造物让我们意识到,美,不是孤悬于生活、生命之外的事物,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许多曾与人们生命的需求紧密相连,是对生活的美化、情感的表达、对生命的提升,透露出的,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在形而下的生活之上,我们民族历朝历代都始终保持着对艺术之美的形而上的追求,甚至于成为一种“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在“器”中安放的,是“道”,是中华民族共同信仰的最高价值。

如此,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为依托,在那些零零散散的文物之间寻找线索,去构建中华民族的艺术史,去梳理总结我们祖先对美的探寻,去把握我们民族的精神流向,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我理解的艺术史不仅是艺术创作史、艺术美学史、艺术风格史,它会超越艺术,而包含着与艺术相关的历史运势,甚至包含着裹挟历史进程中的个人命运。艺术史是艺术的历史,但又大于艺术的历史,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通过艺术这种媒介所作的表达,如蒋勋先生所说:“作为人类文明中最高的一种形式象征,它们,在那浮面的‘美’的表层,隐含着一个时代共同的梦、共同的向往、共同的悲屈与兴奋的记忆。”

历史犹如黑洞,吞噬着探寻者的目光。所幸,有这些文物,填充着那些业已消失的岁月,让那些早已模糊的岁月,渐渐地显露出它们的形迹,让所有沉于黑暗中的事物,重新现出光亮。一件件的文物,是指引我们回到过去的路标,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文物之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早在一百多年前,王国维先生就曾提出。他将考古发现的“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互印证,这就是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所说的“纸上的材料”,就是在人间流传的文献典籍,主要包括:《尚书》《诗经》《周易》《五帝德》《左传》《世本》《战国策》《史记》等传世古文献;而“地下之新材料”就是文物,重点是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文字实物,比如甲骨文、金文等,后来又有西域简牍、敦煌文书陆陆续续破土而出(这些文物在故宫博物院皆有收藏),为研究历史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资源。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很快为“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所接受。傅斯年先生将“地下之新材料”和“纸上的材料”分别称为“直接的史料”和“间接的史料”。他认为,“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地下之新材料”(即文物),就是“直接的史料”,只不过傅斯年先生所说的文物(文献),包括地下挖掘的,以及古公廨、古庙宇和世家所藏;而“间接的史料”,是指“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与王国维先生所说、由后人书写的“纸上的材料”基本相当。他举例说:“《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神话学(以闻一多为代表)的发展,让“纸上的材料”得以扩展,从一度被视为荒诞不经的《山海经》《淮南子》等古代文献中,被学者们辨认出可靠的历史信息。神话与传说,于是成为“二重证据”之外的“第三重证据”。

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地下之新材料”,后来也一分为二,被饶宗颐先生细化成了“有字的考古资料”和“没字的考古资料”。“有字的考古资料”主要是指甲骨文、金文、西域简牍、敦煌文书等;“没字的考古资料”,主要是指各种古代器物。“没字的考古资料”于是成了“第四重证据”。

还有许多学者不甘于“以文字编码的小传统”,放宽了历史视界,走到希望的田野上,去探寻藏于民间的“大传统”,徐中舒先生等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基础上,将口传与非物质遗产等民间活态文化引进来,于是有了“第五重证据”。

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已经摆脱了对纸上文献的单一的依赖,而成了多声部的大合唱。

我们关于艺术史的研究,必会超出艺术史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需要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地理学、天文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共同介入。尽管我对这么多的“学”所知寥寥,无力在如此众多的学科间纵横驰骋,也只能现学现卖,以我有限的学识,强化我对于《故宫艺术史》的阐释。

因此,当我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出发,开始我的艺术史之旅,就会立即投入了一个浩瀚无边的知识体系中。但我深知,仅仅从物出发,我犹如瞎子摸象,无法触摸到历史庞大的躯体,更无力去解读我们民族千万年来的精神史,我必须借用多学科的工具,尽可能地运用多重的证据,才能从历史纷乱的线索中,辨识出文物的真实意义。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这是一部试图依托于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而建构的艺术史,本书所述内容,皆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可移动文物出发,当然会“辐射”到其他博物馆的藏品,以呈现某一时期、某一类艺术品的整体风貌,但不会漫漶无边,尤其不在故宫博物院收藏范围内的文物,本书或者从略,或者无法涉及,其中包含了全国各博物馆收藏的大量可移动文物,更包含了散布在全国各地,不可移动的岩画、壁画、石窟造像等不可移动文物。即使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也会是挂一漏万,敬请读者朋友们原谅。

这是一部有学术性的书,但我希望它不是一部面目可憎、拒人千里的学术书,我希望这是一本“写给大家”的中国艺术史,亲切,温暖,真实,让更多的中国人,跟随着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一起去回溯我们民族的艺术旅程。

我知道,探寻的道路既远且长,所幸,沿途都是美的风景。我会在美的道路上,与每一位制造美的人相遇。

像一首熟得不能再熟的歌:

我愿顺流而下

找寻她的方向

却见依稀仿佛

她在水的中央


2021年6月1日至3日
写于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 waauv5zWkPnu8E9Go4LJQMeP/nd3pAUHl6dv6WuZ2VWSYGmQ8M9FOk+vx3sEsqO+



年表

大地湾文化 距今8000—7000年 黄河上游地区

裴李岗文化 距今8200—7500年 黄河中游地区

白家文化  距今8000—7000年 黄河中游地区(渭水流域)

磁山文化  距今7500—6700年 太行山与华北平原交界处

青莲岗文化 距今7400—6400年 黄河中游地区

仰韶文化  距今7000—5000年 黄河中游地区

河姆渡文化 距今7000—6000年 长江流域下游以南地区

大汶口文化 距今6100—4600年 黄河下游地区

红山文化  距今6500—4800年 东北地区西南部

良渚文化  距今5300—4300年 长江下游地区

龙山文化  距今4600—4000/3800年 黄河中下游地区

参见王巍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eBXzKynLmMOYxdyMz3/oEPOc0xDySQZiWTAyJi9hSx6nfocgQktp5UMtqO8IgG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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