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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有部小说集叫《传奇》。所谓传奇，终归是因“奇”而传。在通常的理解里，无奇之事不“传”——如果此事毫不稀奇，哪个读者喜欢读，哪位作家会去写？如此说来，中国古代小说以才子佳人、奇谈怪闻等“志异”为主便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张爱玲给自己的小说命名为《传奇》并不是依常理出发，她反其道而行，即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普通人，传奇，两个似乎不搭界的词在她笔下焕发了新意，传奇中并非总是才子英雄，普通人也并非没有故事。张爱玲小说中的流苏、七巧和葛薇龙委实算不得佳人，而范柳原也算不上英雄。
“反传奇”也是王安忆的追求。至少从《叔叔的故事》就开始了。这是一部对以叔叔为代表的父辈之生活进行质疑的作品。小说开头是关于叔叔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地点的讨论，在叔叔的讲述里，他去了青海，在雪天暗夜里听到了童话，一只老鹰宁愿喝鲜血三十年也不愿意吃死尸活三百年，叔叔由此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洗礼。但这只是来自他个人的叙述，一种“自我神化”。叙述人说这只是传奇。小说关注的是传奇之下的真相，真相是叔叔被遣返回乡，在苏北农村过上了平庸生活。这是解构叔叔的开始。整部小说中，每一个关于叔叔的传说中，都有另一个真相相伴。小说终结，我们恍然了解，在一个个传奇背后的叔叔，居然是丑陋的、孱弱的、不堪一击的说谎者。《叔叔的故事》在王安忆写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反传奇”是小说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仔细想想，《长恨歌》也是一部“反传奇”的作品，王琦瑶的一生终归是别别扭扭，并不像传奇故事里那样让人扬眉吐气。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王安忆与张爱玲究竟是不同的作家，审美旨趣大相径庭。王安忆并不是一个喜欢书写“华美袍子下的虱子”的作家，她似乎越来越愿意看到那些构成华美袍子的基础，那些针线、手艺、劳动者，那些被遮蔽的生活的美和神气。王安忆有段话我印象很深，是她给一本小说合集《女友间》写序时所说：“‘看看生活’，我们会看吗？艺术其实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生活布满了雕饰，观念呢，也在过剩地生产，又罩上了一层外壳。莫说是我们软弱的视力，伸出手去，触到的都是虚饰。看看生活，我们看得到吗？”——这些问题还用得着回答吗，答案全在她的提问里。
《逃之夭夭》在王安忆创作历史中是重要的“节点”，与《长恨歌》有某种隐秘的关系。这部小说起于郁晓秋的母亲笑明明，后者是个标准的传奇女人。不过，虽然有传奇家世做底，女儿郁晓秋的故事到底还是质朴的，也就是说，在母亲传奇背景之下，女儿的生活愈行愈远，慢慢萌芽、开花，并最终结出累累果实。
郁晓秋是“传奇”里结的种子，远比“传奇”结实得多、茁壮得多。“她就像那种石缝里的草，挤挤挨挨，没什么养分，却能钻出头，长出茎，某一时刻，还能开出些紫或黄的小花。”郁晓秋最终从美丽的“猫眼”“工场间西施”成长为一个健康的劳动者，一个女儿的母亲。“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农妇，在自然的、室外的体力劳作和粗鲁的爱中长成，生活的。在她身上，再也找不着‘猫眼’‘工场间西施’的样子，那都是一种特别活跃的生命力跃出体外，形成鲜明的特质。”完全脱去了“传奇”风韵的女人，在王安忆笔下焕发了美丽，那“西施”的基因在郁晓秋身体里成功转换，“而如今，这种特质又潜进体内更深刻的部位。就像花，尽力绽开后，花瓣落下，结成果子。外部平息了灿烂的景象，流于平常，内部则在充满，充满，充满，再以一种另外的，肉眼不可见的形式，向外散布，惠及她的周围。”
以笑明明为起点，王安忆开始书写“反传奇”之下另外的群落，像郁晓秋一样的普通劳作者。他们质朴、诚恳、踏实，远离浮华、时尚，从生活本身获得快乐。郁晓秋懵懵懂懂朝前奔的样子似乎是王安忆极为欣赏的生活态度，也是她对生活、对美、对幸福、对劳动及生命力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显然有别于咖啡馆与酒吧文化，有别于我们想象中的“上海生活”，更与张爱玲遗老遗少的审美相去甚远。
关于王安忆，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是一个人和她的时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美妙的写作命题。它们不断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作家笔下，大多数时候，作家喜欢写人如何随时代而变，由此，读者会看到一个人在大时代面前的窘迫和困境。《我爱比尔》是王安忆写于1996年的作品，表面看来，写的是一位女性在时代面前的爱情起落。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解读不计其数。有人读到的是男女爱情的不可沟通，也有人读到了东西方文化间无法修补的沟壑。我更倾向于理解为一个人与她所在时代的关系，一位艺术家与时代艺术风尚的关系。
说女大学生兼青年画家阿三渴望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一点也不过分。她恐惧“落伍”，追随绘画的风潮，渴望被西方艺术家认同。但美国商人看了她的画后说：“西方人要看见中国人的油画刀底下的，绝不是西方，而是中国。”这并没有阻碍阿三继续画画。她决心从另一条途径入手。似乎是，面对潮流，阿三总认为自己晚了一步，她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迎头赶上，摆脱落伍的处境”。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阿三随新而新，随变而变。但来自法国人马丁的看法让她再次受到打击：“法国和中国一样，是一个老国家，就是这些永远不离开的人，使我们保持了家乡的观念。”“停了一会儿，马丁说：我们那里都是一些乡下人，我们喜欢一些本来的东西。”
求新求变的阿三最终被那些“本来”和“不变”的认识打败，她没能因为她的“变化”而获得艺术上的认可。事实上，在“爱比尔”的过程中，如何使比尔和她所爱的人惊奇似乎是她爱的最大动力，她从未想过如何给予他人一个“本来”的、“不变”的“我”。在阿三那里，“变化”似乎是需要鼓励和奖赏的，这种渴望变化的个性最终使阿三潜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失去自我，失去爱情，失去绘画技能，被劳教，逃亡，无可归依。阿三身上有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印记，那是一切以“西方文化”为是、一切以“西方文化”为最的时代。这背景使她的爱情故事充满了隐喻气息。或许，作为艺术人物，阿三的意义在于她的渴望最终没有被时代以及西方文化接纳，这使得我们有机会认识到追随“发展”的脚步、亦步亦趋做“合时宜者”的危险。作为作家，王安忆如何看随时代而“变”？《我爱比尔》包含了她的思考及答案。
如果说十年前的中篇小说《我爱比尔》中包含了王安忆对于“变”的思考，那么发表于2008年的中篇小说《骄傲的皮匠》则思考的是“不变的意义”。小说中刻画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皮匠根海。他在小说中先是被人称为“小皮匠”，后来慢慢被了解，回归他的本名“根海”。
皮匠是“清洁”的，尽管他的工作并不清洁。“他从来不把做活的衣服穿回家，而是留在工具箱里。他就像一个正规企业里的工人，上班之前要换上工作服，至于换下来的干净衣服，那是一件西装，配有领带，自有寄存的地方，暂且按下。为了不染上这股皮匠行业的传统气味，他做活时从不穿毛线衣裤，因为毛线衣裤最吸气味。傍晚，天将黑未黑，他收工了，就到弄内人家的水斗，用香皂洗了手脸，穿好衣服，回家去了。”清洁不仅仅在于不把味道带回家，还包括他把屋里收拾得整洁，虽然租的屋子破旧不堪。
这是讲究“体面”的人，尽管贫穷，但生活却也有质量。“倘若是乡下有亲戚来的日子，他回家就有现成饭吃。女人们烧好了饭菜，老远的，油烟味便扑鼻。天热的时候，各家各户的饭桌就铺排在弄堂里，我敢说，小皮匠的饭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东西都是从乡下带出来的，草鸡炖汤，六月蟹拦腰一剁两半，拖了面糊炸，蛏子炒蛋，卤水点的老豆腐，过年的腊肉或者风鹅，还有酒。”吃饭、穿衣是普通再普通的事情，但也是郑重其事的，它使人意识到，这位皮匠师傅是一位庄严生活的人，即使他来自乡下地位低微，但对于日常的一切，吃穿住行，乃至一举一动，他从不怠慢。
生活细节的“清洁”，也带到了他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里。看到隔壁发廊里出卖肉体的女人，那些不见阳光的苍白细弱的胳膊和腿，小皮匠觉着可怜，“这一回不是觉着哪一个人，而是这个世界”，所以，这位有家室的男人，舍不得他的妻子来到上海，因为在他眼里，这整个世界是可怜的，“他不能让他的女人到这可怜的世界里来。他那女人，有着开阔的眉心，桃花红的脸颊，嘴角上有一颗褐色痣，一笑起来，嘴没动，痣先动，星星似的一闪，眼睛一亮。她没什么见识，没享过大福，可也没受过欺负。他宁可她耳目闭塞，乡下人的那些村话，他都不愿意她听的……城里就不同了，什么都搅在一处，分也分不开，所以就叫作‘大染缸’嘛！‘大染缸’这个词用得太对了！”
在大染缸里，皮匠“自律”，以求“不染”。他不认同同租的河南人那样“嫖女人”，甚至不愿与其共同吃酒。他有做人的本分、道德和清白。当然，王安忆到底也不是“禁欲主义者”，为身体欲望所困的根海和上海女人根娣终于有了“关系”。当河南人发现了他的变化并再邀他喝酒时，皮匠突然醒悟。他人是镜子。“他一个人吃过晚饭，洗了碗筷，在面前放上一本不知什么书。他好久没有读书了，书上的字令他感到生分。”那天深夜，他给老家的媳妇打了电话，“快来！”他急不可待了。根海嗄着嗓子说：“我想你们了。”“纯朴的故乡”使皮匠回归，皮匠知道分寸、廉耻，他有能力自控而不放纵。为什么叫“骄傲的皮匠”？读到最后，读者慢慢被说服，他实在有骄傲的资本。这是这部小说的魅力。
结尾处，皮匠的妻子女儿来了，不过，小说中一直没有正面出现他的乡下媳妇。弄堂里的人们都不曾想到，“根海的孩子是女儿，而且，是两个粉白粉白的女儿，想来是像她们的母亲。两个小姑娘，被阳光照成透明似的，因为来上海，还因为来看爸爸，身上就穿着新衣服。大孩子已经读书，坐在马扎上读一本英语课本，声音琅琅的，一点也不怯场。小的就在弄口跑来跑去地看，什么都觉得新鲜”。这个场景很美好，它长久地萦绕在读者心头，甚至让人怀疑小说最初的雏形起于这一对粉白粉白、在弄堂里跳跃的乡下女儿。
皮匠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他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他懂得不变的意义，懂得不追随的意义。这位修皮鞋的匠人，比所有人都更知道常识：那些价值几万的鞋子和皮包，说到底都毫无意义；根娣家被宠坏的独生子目中无人实在没有家教；人与人交往要有礼数和分寸；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都须庄严而郑重……事实上，皮匠有他的精神生活，每晚他都读读书，《说岳全传》《资治通鉴》《检查风云》《今古传奇》《读者》，但他最爱古代的道理。他觉得，当下的事再千奇百怪都出不了古代的道理，当下的变，变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惊讶于世界的剧变，感叹沧海桑田，人事皆非。在我们的时代和世界里，大多数人是以“变”为美，以“变”为价值的，诸多写作者也多渴望书写出这个世界如何被裹挟，可是，似乎还有另一种东西更值得书写。那些在“变”面前的“不变”，那些对“不变”的坚守，恐怕才是隐蔽的、常态的生活密码。
在和张新颖的对话录里，王安忆说写作一部小说的开始，最难的是要找到一个作家的替身，思想的替身。我想，《骄傲的皮匠》的成功首先在于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替身，她成功地藏在了皮匠的背后，她捕捉到了普通人身上绽放的一瞬，如何照亮了世界，就像她捕捉到那两个女儿的清新洁白一样。
读《骄傲的皮匠》时，我在想，在这个瞬间便可以摧毁一切的时代，一个贫穷者的骄傲有什么用？在那些面目相似的人群中，谁能辨识出他的骄傲？这个小皮匠真有些像堂吉诃德，他的精神挣扎也有些像在与看不到的巨大的风车搏斗。但是，没有意义便是意义。他身上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气息”。
——写出《骄傲的皮匠》的作家值得尊敬。王安忆评述朱天心是一位“刻舟求剑人”，某种意义上，她也是，她深晓不变通之意义。就让那些像流水一样的变化都去吧，这位小说家要写的是生活之下的、那些不变的常态，她专心致志，她心无旁骛，她重构的是一位独立艺术家与所在时代之间的应有关系。
阅读版本：
王安忆：《长恨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王安忆：《逃之夭夭》，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王安忆：《我爱比尔》，《收获》，1996年第1期
王安忆：《骄傲的皮匠》，《收获》，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