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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许多去过莫言家乡的人说，现实中的高密东北乡并不像其纸上描绘的那样美妙精彩，它跟无数中国北方乡村一样平淡无奇。但我想，这样的印象多半是因为我们对高密东北乡的不了解导致。我们没有喝过那里的井水，没有吃过那里的粮食。有谁和那里的牛羊倾心交谈过？有谁见过黑夜里突然从水中冒出的红色小鬼吵吵闹闹？有谁看到过那个姓蓝的单干户推着独轮车顽固地行走，身边有瘸腿毛驴和小脚妻子陪伴？有谁去赶过那个将千言万语压在心头、一出声就要遭祸殃的“雪集”？我们的确到过高密东北乡，但却从不知晓那里的故事多如牛毛。我们到过现实中的那个地方，但并不代表我们了解它，如同我们与某个人打过照面，却实在不能说相知。毕竟我们没有与之朝夕相处、相濡以沫，它没有成为我们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是多么不同。这个人一落生就在这里，这片土地生他，养他，磨炼他，给过他痛苦、羞辱和光荣。他是它真正的儿孙。这里的一切都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他的头脑、骨骼、血液。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个地域。“世间的书大多是写在纸上的，也有刻在竹简上的，但有一部关于高密东北乡的大书是渗透在石头里的，是写在桥上的。”（莫言：《会唱歌的墙》）那写在桥上的一切只有莫言了解。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打开他的百宝箱，变幻出让人目瞪口呆的“花样”。读过莫言的人恐怕都有过慨叹，似乎中国还没有哪位作家像莫言这样“富有”。
高密东北乡的风物和人事在莫言身体里刻下怎样显著而深远的痕迹，只要读他三十年来的作品便可了解。一切都进入了他的文学疆域：过早辍学，被人耻笑面容丑陋的他在村里放牧；躺在草地上看蓝天和变幻的云彩，想着如何获得磨坊主女儿的青睐；更多的是听故事，久远过去的和正在发生的故事。这位少年长了一双与众不同的、像吸收器一样的耳朵，它吸收高密东北乡的一切，故事、人物、情感、爱恨，借助它的帮助，他“声无巨细”地将一切纳为己有，沉积在内心。那在集市上滔滔不绝的“说书人”的每一句话都顺着风进入少年人的心里，他像复读机复述他们的故事，他模仿他们的“滔滔不绝”“舌灿莲花”。奇幻、诡异的故事发生在他的作品里，也似乎再自然不过了。
我被《蛙》里一个场景触动。小说中的姑姑一个人走夜路，两边是一人多高的芦苇。一片片水被月光照着，亮闪闪的。这一刻，姑姑听到了叫声，“蛤蟆、青蛙，呱呱地叫。这边的停下来，那边的叫起来，此起彼伏，好像拉歌一样。有一阵子四面八方都叫起来，呱呱呱呱，叫声连片，汇集起来，直冲到天上去”。就是在那个夜晚，书中的姑姑体会到恐惧。“常言道蛙声如鼓，但姑姑说，那天晚上的蛙声如哭，仿佛是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哭。姑姑说她原本是最爱听初生婴儿哭声的，对于一个妇产科医生来说，初生婴儿的哭声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啊！可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蛙声如泣诉，姑姑惊恐地跪在地上，像青蛙一样爬行。“这时，姑姑说，从那些茂密的芦苇深处，从那些银光闪闪的水浮莲的叶片之间，无数的青蛙跳跃出来。它们有的浑身碧绿，有的通体金黄，有的大如电熨斗，有的小如枣核，有的生着两只金星般的眼睛，有的生着两只红豆般的眼睛。它们波浪般涌上来，它们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她团团围住。”
姑姑想逃跑，在奔跑中她回头看，那景象令她魂飞魄散：“千万只青蛙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叫着，跳着，碰撞着，拥挤着，像一股浊流，快速地往前涌动。而且，路边还不时有青蛙跳出，有的在姑姑面前排成阵势，试图拦截姑姑的去路，有的则从路边的草丛中猛然地跳起来，对姑姑发起突然袭击。”
姑姑恐惧，因为姑姑知道，那万千青蛙是她曾阻止出生的生命；她知道，那“蛙”声一片，是“哇”声一片，也是“娃”声一片。那些被扼杀在胚胎里的生命，就这样在某一个夜晚集体向姑姑追索、声讨。姑姑遇到的场景是真的吗？也许它们只出现在我们孤独的梦里，但那奇幻场景下的隐秘疼痛，却早已在我们身体里种植。
人们内心无法言说的疼痛就这样被莫言笔下蛙声齐鸣的“奇幻场景”唤醒了。《蛙》像莫言其他小说一样，写得茂密茁壮，幽深而诡异。尽管它直面当下现实，但又具有荒诞性和传奇性。
姑姑名叫万心，她是一位助产士，曾经的高密东北乡的送子观音，后来成为当地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执行者。以姑姑的一生为镜，《蛙》书写了中国生育制度的巨大变革。
作为小说人物，姑姑很“典型”，她“真理在握”，一往无前。逐渐降低的人口增长数字显示了姑姑们工作的切实有效，但小说中姑姑助手小狮子退休后对生育儿子的热衷却是这场“较量”的深刻隐喻。
这是多么艰苦卓绝的战斗和争夺！围绕着身体，进行着一场拉锯战，不屈不挠地争夺对身体的支配权和所有权。那些有着茁壮生命力的身体，在现实面前遇到了何等的磨难：做了结扎的男人们觉得自己不再是男人，性功能出现问题。更让人感慨的是女性身体。被追赶的孕妇张拳老婆多么渴望跳到河里逃脱，以生下她已快足月的孩子；叙述人蝌蚪的妻子王仁美终于怀上二胎，姑姑堵在她家门口，在劝说和威胁之下王仁美答应把孩子引产；美丽的侏儒女子王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早产了第二个女儿陈眉，也留下她对姑姑带血的感激：“谢谢你让孩子来到人间。”……
这是为生存而生育的村民，这也是为生育而死去的高密东北乡人——当他们以极具戏剧性而又不无真实的面容出现时，《蛙》里便包含了“生育何以为生育”“生存何以为生存”的谜题。莫言有着这个时代一位书写者应该有的敏锐，他有非同一般的现实感，他触到了中国人内心的隐痛，这也是世界关注的焦点。《蛙》书写的是整个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巨大困惑——我们该怎样理解人类的生育问题与世界环境的不断恶化？我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生育权和人类的发展权？
姑姑晚年充满负罪感。在夜晚，她听到蛙鸣，意识到那是无数婴儿在哭泣和控诉后，她最终决定嫁给捏泥人的郝大手，希望将消失在风中的那些孩子重塑。此后，姑姑的屋里，东、南、北三面墙壁上，全是同样大小的木格子，每个格子里，都安放着一尊“娃娃”。每个“娃娃”，她都能记起他是哪一天被引产、流产，十八年前、十七年前、十六年前、十五年前……如果他们活着，早已长成翩翩少年！
读《蛙》能强烈感受到共情，整部小说因使用了对日本友人诉说的书信体形式而具有感染力：他为高密东北乡的男女子民们顽固的子嗣观念迷惑，他为走出那块土地的陈耳和陈眉的悲惨命运而痛楚——她们在东丽玩具厂的大火中一个被烧成焦炭，一个被烧毁面容。《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育史，其中有莫言的疼痛感。疼痛感背后是一位知天命的男人的慈悲心。这慈悲是姑姑面对那些“娃”的忏悔，是“父亲”莫言面对那些消失的孩子的眷恋，是兄长莫言对生活在当下的兄弟姐妹命运的深切关注。小说结尾的“戏剧”处理使整部作品进入高潮——小说家使用了戏剧表达的方式，让每一个癫狂而痛楚的人物，姑姑、陈鼻、陈眉，以及郝大手、蝌蚪的戏剧性命运非同寻常地在一个场景里同时出现。
2010年，第一次读到《蛙》时，我立刻想到少年时代看央视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的场景。那小品戏谑、调侃，是对超生夫妻们的讽刺和规劝，它在电视屏幕上被无数次播放，让我笑得前仰后合，甚至笑出眼泪。直到此刻，我都能听到自己当年年幼无知的傻傻的笑声。《蛙》之后，我无数次为自己当年的笑声羞愧。是《蛙》让那种笑声停止。在“蛙”声齐鸣的表象之下，莫言说出的是最朴素的道理：那些“东躲西藏”，一点也不好笑；那些人，需要体恤和理解。
这便是《蛙》的意义，它是来自高密东北乡的讲述，它是个人的，它是民间的，它来自中国人内心，它唤醒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疼痛。
《蛙》写的是子宫里的死亡，写的是生的困难，写的是生育、生存，以及生活本身。在创作《蛙》之前，莫言出版了长篇小说代表作《生死疲劳》。在那部小说里，莫言写的也是“生”，一个人的不断的“生”的“轮回”。当然，写的也是“死”，一个人如何和“死”较量，一个人如何对他的“死”不屈服。
《生死疲劳》元气旺盛，它写的是家族史，大约是从1950年1月1日到千禧年的五十年。主人公西门闹是西门屯的大地主，勤劳，做农活有强迫症倾向，他与我们脑海中的地主形象有所差异——他行善积德，也救别人的命。但他遭受的却是“横死”的命运。他在1950年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时，内心充满了委屈与不平。对于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死亡结局，他是“这一个”，他不服。
西门闹真是闹啊，他在阴曹地府里受了两年的煎熬，鸣冤喊屈，即使在油锅里被“炸干”也要申冤。最终，阎王爷同意他“不死”，同意他转世投胎，“活”过来。西门闹死后重生，他转生为驴，死去；转生为牛，又死去；再转生为猪，再死去……一直转生为狗、猴以及大头婴儿蓝千岁。经历了“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狗”精神，也目睹了五十年来整个家族的恩怨情仇之后，小说的倒数第二章，西门闹再一次被带到阎王面前。阎王问：“你心中，现在还有仇恨吗？”西门闹犹豫之后最终摇了摇头。结局之后，整部小说开始了它本应有的那个开头：“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那天讲起……”又是轮回。
《生死疲劳》里有与众不同的生死观。莫言以“阴曹地府”的形式唤回了我们遥远的文化记忆。不管这样的想象看起来多么迷信、荒唐和不科学，但我们的精神渊源其实就是出自那里。那个奇妙的核子，就是我们最朴素的来源和出处。
整部作品虽然以家族史做底，但依托的是生死轮回的时间概念。这与通常的线性时间观念不同。尽管小说中也有“公元时间”，但“轮回”和“转生”却来自佛家。
小说中关于人与动物的转换也有意思，每一次的转生，西门闹几乎都开始他的另一种畜生生活，驴、牛、猪、狗、猴——有了灵性的动物每一次都转生到他的子孙的生活中去，人与畜生的生活相吸相生。在畜生眼中，人们的行为被扭曲和放大；但在牲畜身上发生的故事有时候更震撼。你读每一部分都要重新体会一种动物的习性，不同的高度决定了他们看到的世界不同，牲畜眼中的世界和读者本身固有的关于人的世界的理念纠缠在一起，这是难得的、有挑战性的、充满阅读快感的旅程，让人感动、难过、悲凉，又无言以对。这些转生动物视角的引入，使你不由想到中国传统中的万物相长的观念，人与牲畜之间的亲缘关系，民间的善恶标准，生死观念，朝代更迭，都是轮回，都是混沌。
当代有很多小说家在追求如何回到民间。但莫言的实验显然更为彻底——小说每一章节都以古代白话小说章回体的标题出现，比如第一章是“受酷刑喊冤阎罗殿 遭欺瞒转世白蹄驴”，第二十一章的标题为“再鸣冤重登阎罗殿 又受瞒降生母猪窝”等。《生死疲劳》把民间戏曲、说唱形式移植于小说中，和中国传统精神有关的内容、时间观、价值观与说书形式相互依托——内容与形式和谐地统一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强烈的“中国精神”，那也是属于中国传统的“民间精神”。读《生死疲劳》时，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意志：人，是有魂灵的，即使死了，也要寻找他的尊严和权利。在无神论的语境里，在“不信”的时代里，《生死疲劳》对人的灵魂和尊严进行了一次探底。
《蛙》和《生死疲劳》使人意识到，莫言小说的魅力在于奇幻外壳之下的朴素与本真，有时候，这位作家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讲述了一个常识，关于人的常识，关于生的常识，关于死的常识——在常识常常被遗忘的时代里，这位小说家选择讲述常识。这两部小说也都让我想到《聊斋志异》。在花妖鬼狐的掩护里，蒲松龄先生写的是现实主义的。当然，莫言的尝试也让人无法不想起《西游记》以及《封神演义》的神怪文学传统，甚至还有《窦娥冤》《牡丹亭》等。
据说，在《生死疲劳》写到一半的时候，莫言遇到了困境，偶然想到给每一章起个小标题。尽管这部小说不完全是章回体，但他希望以此表达对古代经典小说的敬意。《生死疲劳》是这位作家多年认真思考的结果，因为他既不想落入窠臼，又舍不掉史诗情结，还想独树一帜，最后，他选择回归传统，从传统中寻找资源。这也意味着走过千山万水、历经三十年后，莫言选择了重回他的传统和家园。
记忆中，莫言将蒲松龄的影响视为黑夜中老祖父点起的“灯笼”。“这灯笼跳跃着，若隐若现，刚好能照亮漆黑暗夜中的一条羊肠小道，道路两边是埋藏着尸骨的坟墓。在老祖父的故事里，这灯笼总是由那些善良的、助人为乐的得道孤仙高擎着，在引导夜行者至坦途时，它便亮一下辉煌的法相，然后化作一道金光遁去。”（莫言：《好谈鬼怪神魔》）“灯笼”给予莫言“大踏步后退”的勇气，也使传统中不朽的元素在他的作品里闪现。《生死疲劳》以向民间传统致敬的方式唤回了传统小说的美质，这种唤回不仅指外在的形式，还有对一种民间经验和中国精神的记取。
在200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中，莫言曾把他对民间资源的追溯自评为“大踏步撤退”，并且，他认为自己“撤退”得还不够。今天，当我再次想起他的“撤退”说时，我发现这位作家老实面孔之下的某种“狡猾”，他这分明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这哪里是什么“撤退”，这正是他的“先锋”。稍微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现状的人就会知道，这样的尝试，使莫言一下子远离了当代的许多潮流写作而找到了他强大的根基。当一位小说家渴望将他的个人才能融进久远的文化传统中时，他其实是找到了他的家园和真正的路，剩下的，只需大踏步走便是了。
——读莫言的方式有多种，看奇幻的看奇幻，看狂欢的看狂欢，但最终，一切来自传统的都将复归传统，来自民间的都会返回民间。
阅读版本：
莫言：《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06年
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
莫言：《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