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汽车站出来,汪长尺直奔教育局。他看见汪槐盘腿坐在操场上,手里举着一块纸牌。纸牌上写着:“上线不被录取,谁来还我公道?”除了汪槐的影子,操场上干干净净,明晃晃的阳光晒得他的脖子都勾了,整个人就像戳在旱地的半截禾苗,蔫头耷脑,又像树蔸一动不动。汪长尺放下椅子去扶他。他很重,比汪长尺想象的还要重几倍。第一次,汪长尺没把他扶起来。第二次,汪长尺加了一点力气,也没把他扶起来。汪长尺前几天才挨麻过,他知道汪槐那么重是因为汪槐的腿脚麻了,自己帮不上自己的忙。于是,他就帮汪槐揉腿脚。揉了半小时,汪槐的手在地上一撑,爬起来坐到椅子上。他说偌大一个县城,连张多余的板凳都没有。汪长尺把书包递给他。他从里面掏出一个玻璃瓶,拧开盖子,“咕咚咕咚”地喝掉三分之一。那是他自酿的米酒,一喝就来精神。汪长尺说稻谷黄了,妈叫你回去收割。
“谷子算什么?命运才是第一。”他用右拇指抹了一下沾满米酒的嘴角。
“就是把水泥地板坐穿,你也改变不了他们。”
“改变不了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闲得没事干吗?告诉你,问题已引起领导重视,他们正在查。你跟我再坐几天,也许能坐出一个特批。”
“我宁可回家做农民,也不在这里丢脸。”
“你都上线了,凭什么做农民?你应该像他们那样坐在楼里办公。”
这是一幢四层高的办公楼,外走廊,每层有十二间办公室,门窗刷的都是绿色,因为有些年头了,绿色已不是当初的绿,而是斑驳的结壳的褪色的勾兑了日月和风雨的。墙根、走廊外侧以及顶层的一些角落或长着青苔或留下雨渍。楼前有一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树。汪槐对它指指点点,说局长在第三层第五间,两个副局长在第三、第四间,招生办在四楼第一间。汪长尺看见有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又飞快地缩回去。他说我到院子外面等你,你什么时候想通了,我们就什么时候回去。汪槐喊了一嗓子:“这事我没法想通,除非他们给你一个指标。”
许多窗口都探出头来,他们久久凝望,似乎是希望再看到一点不同凡响的动静。汪槐说知道他们为什么紧张吗?因为他们做了亏心事。每次我一吼,招生办的窗口总是最先伸出人头。你爹我什么时候这么威风过?只有在掌握真理的时候、伸张正义的时候。
那些人头还在,有的端着茶杯一边喝茶一边看,有的敲响了杯子,有的举起相机。汪长尺小声地:“我给你磕头行不?”
汪槐大声地:“不行,要磕头也是他们给我们磕。”
“我补习,明年再考行不?”汪长尺近乎哀求。
“今年他们都不给你上,明年照样把你当韭菜割掉。”汪槐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
楼上传来一阵哄笑,有人吹口哨,有人打响指。汪长尺感到腹背受敌。他想跑,又怕楼上的人笑他不团结。他只得硬着头皮迎接那些讽刺的鄙视的幸灾乐祸的目光。也许要半小时的沉默或者一动不动,他们才会失去围观的兴趣。汪长尺静静地立着,生怕一个喷嚏就会打破平衡。现在,操场上有了两条斜斜的影子,一条站,一条坐。阳光从西边晒过来,晒得他的头皮发麻。那些观察者先后缩了回去。汪长尺想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开溜,忽然铃声就响了。那是下班的铃声。他们先后关了门窗,从楼道有说有笑地出来。眼看他们就要走到面前,但忽然一拐,全都绕行,好像遇到了礁石或瘟疫。汪槐站到椅子上,把纸牌高高地举起。汪长尺不忍直视,下巴紧紧贴着胸口,好像自己是一头乳猪,已被周围的目光烤焦。直到两旁稠密的脚步声消失,他才抬起头,转身跑去。汪槐跳下椅子,说等等我。
他们来到一座水泥桥底。汪槐爬上桥墩,从桥孔拖出一卷席子抛下。汪长尺接住。席子散开,一个塑料袋滚落。汪槐沿桥墩滑到地面,捡起塑料袋打开,掏出一个馒头递过来。汪长尺摇头。汪槐把馒头塞进嘴巴,一口含住。他的面颊顿时大了。从他咀嚼的时间和腮帮子运动的力度判断,那是一个硬馒头,它待在塑料袋里应该有一段时间了。汪长尺的鼻子微酸,好像是同情汪槐又像是同情自己。他说你一直住在桥洞里吗?汪槐没法立即回答,他还在嚼那个馒头。汪长尺感觉嚼食声很响很持久,耳朵都被这个声音填满。汪槐嚼完,喝了一口米酒,说住在这里不花钱,还凉快。
“和乞丐差不多。”
“当然,你来了,我就得搬家。”
“搬去哪里?”
“包你满意。”
汪槐在宾馆开了一个标间。他用双手压了压床铺,说这么软这么白,今晚早点睡吧。洗漱完毕,熄灯,各自睡在床上。汪长尺一闭上眼睛,脑海就像一台强力发动机,带着他无限困倦的身体四处飘游。身体和思绪似乎荡漾在失重的空间,怎么也落不了地。飘来荡去,他感觉大脑隐隐涨疼。五天前,他能抱住一棵树站着入睡,但今晚他每个地方都困却死活睡不着。半夜,他忍无可忍,爬起来打开灯,发现汪槐不见了。仔细一看,原来他躺在床那边的地板上。由于灯光太刺眼,他用手挡住眼睛,说睡了几十年的硬板床,遇到软的反而不适应。
“回家吧,何苦在这里受罪。”汪长尺一边说一边穿衣服,很快他就把衣服裤子鞋子全部穿好,坐在自己带来的椅子上。汪槐问现在几点?他说两点。
“两点,离天亮还差一大截,就是回家现在也没车。”
汪长尺拉开窗帘。远方漆黑如墨。他把椅子调过来,面朝东方一动不动,好像这么看着天就会亮得快点。汪槐爬起来,走进卫生间撒了一泡漫长的尿,然后回到床边坐下,说更何况,我不同意你现在撤退,好比打仗,有时胜败就看最后五分钟,我们到了吹冲锋号的关键时刻,千万别自己先软。汪长尺不相信什么冲锋号,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窗外,希望天空尽快变白,然后赶早班车回家。汪槐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说如果你上不了大学,一辈子就要待在农村,有必要急着回吗?二十多年前,我参加水泥厂招工,分数上线却没被录取,十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副乡长的侄子顶替。你要是不抗议,他们就敢这么欺负你。更何况,一班的牙大山比你低二十分都被录取了,二班的张艳艳分数都没挂出来,也被录取了,凭什么不录你?
“哗”的一声,汪长尺拉上窗帘,因为用力过猛,一个挂钩“叮”地掉到地板上,余音绕梁。汪槐说如果你烦你就先回,反正我得继续。从小看大,我知道你是干部的命,不可能考不上大学……汪长尺说哪来那么多屁话。他呼地站起来,扛上椅子要走。汪槐说最早的班车是七点,现在车站都还没开门。
“我先出去透透气不行吗?”
“告诉你妈,拿不到补录,我就不回。”
汪长尺打开门走出去,椅子在门框上磕了一下。汪槐把门关上,倒在地板上又睡,很快鼾声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