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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周室政权在井田制和分封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卿世禄的政治制度。该制度规定，天子诸侯、士卿大夫的爵位和财产均由嫡长子世袭。嫡长子是否贤能决定了政治的走向。很多无贤德的贵族集团腐朽没落，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局面。孔子针对这种“礼崩乐坏”的现实情形，提出了“政在选贤”的思想。
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提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主张。荀子把能否举贤任能作为国家能否强盛的先决条件。韩非子继承了荀子尊圣贵贤的思想，主张选才不分贵贱尊卑，只要对国家和百姓有用，无论出身高低，都应当受到重用。“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据历史记载，吴起、西门豹、苏秦、张仪、廉颇、蔺相如等都是“布衣将相”。
从历史上看，德才兼备的人得以重用，对家国兴盛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春秋时期，大小诸侯国有140多个，到后来只有齐、楚、燕、韩、赵、魏、秦7个国家得以发展壮大，这和这些国家的君主尊贤尚能有很大的关系。燕昭王即位后，拜辅臣为师，并且构筑招贤台，很多仁人志士纷纷前来，自此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齐桓公在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设立学宫（史称稷下学宫），广揽天下名师。稷下学宫既繁荣了学术研究，更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对于齐国大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齐桓公还在即位后，任用之前曾经伤害过自己的管仲为相。管仲任职后，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制定“尊王攘夷”的方针和“存邢救卫”的策略，帮助齐国成为春秋第一个称霸的国家。在战国时期，招贤养士风气极盛，平原君、孟尝君各有宾客千人，信陵君、吕不韦各有宾客3000人，著名将相廉颇、蔺相如起先就是宾客出身。秦国在西周时期曾经是弱小的游牧部落，但是由于历代国君重视人才的选用，国家逐步强盛起来，秦穆公起用百里奚称霸诸侯，秦孝公采用商鞅变法，秦王嬴政重用李斯、王翦、蒙武、王贲、李信等能臣干将，最终一统中国。
中国古代的尚贤使能思想大体有五个方面：
一是君子修为的为政之道。儒家强调修身，要求加强自身修养。孔子要求从政者的言行举止要以“礼”作为标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墨子提倡节用，“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左传》云：“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德是选官的首要原则。在儒家看来，修身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为政者养成少思寡欲、不贪婪、不苟取的品格，从而奉公守法、勤于政事、爱民恤民。
二是民生取向的为政之道。儒家强调“民惟邦本”“政在得民”。孟子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则提出，“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阐释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的深刻道理。
三是公正无私的为政之道。三皇五帝时代实行禅让制，尧受禅于帝挚，复禅于舜，舜禅于禹。禅让帝王都是由庶民推选，试用合格后方能任职。帝王所任用的诸侯、士大夫也都是圣贤君子。帝王时代的天子不以私心参与政事的美德受到广泛的认可。古代中国实行君主制，客观上要求为君者不可有私心，以民心为心。故必正心修身，以明明德。身修德明，而后无私，“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篇》）。舜、禹有人君之位而不以私心参与其中，可见其能以民心为心。以民心为心，即以公心为政，也只有以公心为政，才可以称“为政以德”。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他认为用“仁德”来治理国政，自己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他，拥戴他。孔子进而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人民有知耻之心，从而自觉从善，洁身自守。“为政以德”“为政以礼”，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贯要求，也是制度规定。古代中国对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即必备公心，必明明德，必须亲民而以民为邦本。
四是厉行廉洁的为政之道。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咏唱道：“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展现了他“廉”的崇尚与追求。《周礼·天官冢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所谓“廉善”，指为官之人善于处理政事，并受到公众的广泛赞誉；“廉能”，指因政治素质高，国家政令得以顺利推行；“廉敬”，指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在其位谋其政；“廉正”，指品行端正，行事公正；“廉法”，指依法办事，不徇私枉法；“廉辨”，指善于明辨是非曲直。简言之，一个官员需要具备廉洁、才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品格。“六廉”以廉字为先，要求官吏不苟取，公正有效地行使权力。墨子提出君子之道有“四行”，“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将“廉”列在首位。《吕氏春秋》作为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专辟“忠廉”与“诚廉”篇论述廉政，认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唐代考核官吏的标准主要是“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指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即关于德、慎、公、勤四个方面的考核。宋代包拯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指出了廉政的重要性。包拯在端州出任知州，官场清廉，造福一方民众，临近离任，有当地父老持砚台相送，他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明代海瑞在南京为官，与乡民交往甚好，去世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共同送行这位为百姓办实事的清官。
五是勤政为民的为政之道。勤政是传统政治制度的礼法规定，也是治好民众公事的现实需要。中国古代政治主要是道德君主负责制，主权与政权在全体民众，治权则在官府朝廷暨天子、诸侯及文武百官，天子对天下负责，诸侯对天子及本国国民负责，文武百官各对其君主与封地民众负责。故天子担负最高责任，需要谨慎为政，详察民意，不敢稍有疏忽，不能怠慢黎民百姓。官府考绩，每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三考决定黜陟。治理好国家则民众称颂，治理不好则被罢免。因此，君主、百官都不敢妄为。君主一旦有过失，大臣就要依照职责讽谏。《孝经》云：“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正是因为禅让时代的制度优势，夏商周三朝各有数百年的文明历程。秦始皇武力兼并各国之后，施行郡县制，建立起以明儒暗法为指导思想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官僚政治集团，此后各个朝代加以效仿。各朝代的官员担负着对庞大帝国繁杂事务的管理责任，包括兴修水利、兴办教育、户籍管理、司法审判、维护治安等，为完成征税、征兵、劳役等事务，该政治集团工作效率的高低、清廉与否直接关乎统治秩序的稳定。由此，在传统官德文化中，勤政被认为是从政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提倡的各种美德之中，勤政是官员所需具备的首要美德，有益于弥补秦朝以来君主专制本身的不足，调节与平衡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行。
中国古代从世袭制到察举制再到科举制，逐步打破了豪门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使社会各阶层人员的流动变得畅通，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