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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长达2000年。据说，早在公元前2—3世纪，中国的水稻种植便传入日本，从此大米成为日本人的主食。此外，在文化方面，日本亦明显受到中国的多重影响。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两国却反复处于对立与抗争的状态。1911年，中国爆发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清朝覆亡，“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不久后，袁世凯取得大总统之位，并实施了独裁统治。日本在1915年一战期间，向袁氏政权提出所谓的“二十一条”，并迫其同意了其中大部分要求，包括日本继承德国原有的权益等。孙中山终其一生为中国国民党的建立及民主统一事业而殚精竭虑，然未遂中道而亡。蒋介石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于民国政坛，在孙中山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但当时，日本政府企图迫使满洲和蒙古脱离中国本土，并置于日本统治之下。
1931年，关东军在奉天郊外的柳条湖炸毁南满铁路，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进而发动战争。日本当时已制定占领全满洲的详细计划，因而迅速采取行动，占领了整个满洲。翌年，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日本掌控着伪满洲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实权。就这样，日本的侵华之路越走越远，终至酿成历时14年的中日战争，这也成为中日交流史上关系最差的时期。1936年，近1500名日军青年官兵在日本国内发动未遂军事政变，史称“二·二六事件”。这一日本近代史上最大恶性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在首都颁布戒严令，军部的存在亦对政局造成了影响。
1937年，在华北处于对峙状态的中日两国军队，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爆发冲突。冲突骤然升级为战争，最终引发中日全面战争。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点燃太平洋的战火。虽然一度从各地传回捷报，但很快便开始在南方战线遭遇失败，历经塞班岛战役失利、东京大空袭，广岛、长崎核爆之后，日本于1945年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
中国方面，虽然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曾在太平洋战争中并肩作战，奋力抵抗日军，但最终两党间爆发“国共内战”。国民党战败后，退居台湾，建立流亡政府。同年，即1949年10月，蒋介石带领国民党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与日军作战，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亦开展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打输了“国共内战”，逃到台湾地区建立政权。1949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国大陆实施了有效人民民主专政，主张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政府。而台湾当局亦坚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最终，定都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控制台湾的国民党长期对峙，实质上形成了停战状态。
1950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向朝鲜派出志愿军，与支持韩国的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但联合国成员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却始终不佳。
1951年，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当日签订所谓的“对日合约”。
1954年12月，自1946年5月起长期执政的吉田茂内阁下台，日本民主党的鸠山一郎取而代之继任首相一职。吉田内阁掌权甚久，期间身陷多起贪腐案件，受到舆论的强烈批评。吉田茂是外交官僚
出身，其内阁成员亦多为官僚出身，因此被称为“官僚政权”。与此相反，鸠山则主张实行政党政治，由非官僚出身的职业政治家担任阁员。此外，鸠山本人开放包容的人格魅力也引发所谓的“鸠山热”。民主党于2月的大选中获得185个议席，其中160个议席为最新斩获。但即便如此，其议席数仍未过半，占有率仅为39%。因此，民主党虽然凭借相对多数的国会席位取得政权，但面临着“朝小野大”的局面，国会运作举步维艰。
鸠山内阁受到那些彻底批判吉田政权的人士的支持，主张实行自主外交，重视“共产圈外交”，着手恢复与中国、苏联的外交关系，批判吉田外交是“追随美国的外交”。鸠山本人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他认为积极开展中日贸易势在必行。与此同时，美国则希望日本坚持吉田内阁所构建的日美紧密关系决不动摇，对当时日本民间人士频繁访华，以及就“与人民政府发表共同声明，签署协议等”事宜反应极为敏感，就此向日本政府表达了忧虑，称其并不乐见由民间人士代行国家该做之事。美国自己虽然与苏联有外交关系，但却再三反对鸠山政府与中国、苏联开展外交谈判。美方向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虽然无法强行阻拦日本与苏联恢复邦交，但至少反对日本现阶段就承认中国共产党。”此外，美方还向民主党干事长岸信介表示，美国无意干涉日本争取与苏联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的行动，亦不关心北方领土问题等日苏之间的直接议题，但是，毫无避讳地大搞社会主义阵营外交，这种姿态终究会影响到中国问题，这才是美国所关注的。在此种情况下，考虑到周边各方的反应，为防止日美之间出现误会，鸠山首相感到有必要向华盛顿派遣一名了解鸠山本人及其政策，可以以非官方身份向美国领导人进行解释的私人代表势在必行。于是，鸠山将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松本泷藏议员派往华盛顿。此外，鸠山内阁在此前的竞选期间提出了“恢复中日、日苏邦交”的自主外交口号，当时，内阁将其修正为在不损害日美团结的前提下，开展日苏复交谈判；在不脱离对华禁运体制的前提下，开展中日贸易。但是，美国仍然就日本接近中国一事，反复提出警告。另一方面，美国却于1955年开始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中美直接谈判不禁令人感到美方长期坚持的“拒不承认北京政策”正不断出现微妙变化。对此情况较为敏感的人士纷纷怀疑美国终有一天会毫无预警地改变对华政策。
另一方面，第二届鸠山内阁成立不久后，中国派出贸易代表团访日，由“日本通”孙平化担任代表团副秘书长，代表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代表团此次访日是为了进行中日贸易协议谈判。谈判进程举步维艰，经过约一个多月的交涉，双方终于在当年的5月末签订协议。在此期间，孙平化副秘书长逐一拜会了鸠山内阁的主要阁员和日本各政党的干部。
鸠山首相希望削减日本所负担的防卫经费，但面临着艰苦的日美谈判。对此，美方提出希望日本增加防卫经费支出、扩大美国空军基地等要求作为条件。另一方面，鸠山首相不顾病体，开始着手进行日苏谈判。虽然日苏之间因北方领土问题未能就和平条约达成一致，但双方最终于1956年发表日苏共同宣言，结束了长期的对峙，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正式成为联合国成员，二战后被扣留在苏联的日本战俘亦得以回国。鸠山首相取得这些成就之后便功成身退，自行退出政坛，由石桥湛山继任首相一职。
日苏恢复邦交的前一年，即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鸠山内阁压制了外务省的谨慎论调，派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作为政府代表出席，一同赴会的还有藤山爱一郎等经济界人士。鸠山外交手腕由此可见一斑。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高碕达之助举行了会谈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同年12月，中国政府内部建立起制定、实施对日政策的组织体制——成立“对日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万隆会议在美苏对立的大背景下，提出了“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缩减军备”等十项原则，向世界展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主导万隆会议的国家包括印度、埃及，以及当时和苏联结盟的中国。如果当时万隆会议路线图得以迅速确定，那么日本的亚洲外交或许会出现变化。但是，由于当时美苏两国实力雄厚，尤其对日本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因此，要将万隆会议的主张落到实处并非易事。
鸠山内阁的通商产业大臣石桥湛山既是经济学家，又曾当过记者。战前，他曾担任《东洋经济新闻》主编，主张“小日本主义”。这一亚洲观与岸信介的“大亚细亚主义”、吉田茂的“脱亚入欧”思想截然不同，同时，石桥对日本的大国化、军国主义化倾向亦持批判态度。
1956年，石桥湛山继同年引退的鸠山之后接任首相一职。此前，石桥湛山一直支持鸠山首相。虽然他本人非常关注中国问题，但最终只当了短短两个月的首相，便因病不得不辞职。这一意外变故大大推迟了中国问题的解决，令有心改善中日关系的人士颇感遗憾。
接替石桥湛山担任首相的是岸信介。他组阁后任命石井光次郎担任副首相。副首相一职类似“不管部长”，并不主管任何特定政府部门的业务。在上一次执政党总裁选举中，石井光次郎的得票仅次于石桥湛山和岸信介。在其他人事安排方面，岸信介任用了石桥内阁的原班人马，并自兼外务大臣。岸信介此前一直延续冷战思维，由他兼任外务大臣一职，令众多人士担心他会较为重视战前延续至当时的“日台关系”，而不愿承认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之后，岸信介起用来自民间的藤山爱一郎担任外相。岸信介是战后遍访东南亚各国的首位日本首相。出访回国途中，他转道台北，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举行会谈，强化了两方的关系。为推动中日贸易关系，在相关人士的努力下，中日双方签订了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协议签订后，岸信介致函蒋介石，再次申明“（日本）政府不会承认中共政权”的立场。从根本上说，岸信介无意推动中日关系改善。
1958年签订的中日民间贸易协议规定：“应设立贸易代表处，并在代表处悬挂国旗”。由于“中华民国”和美国对此均提出异议，故岸信介政府表示不承认民间做出的承诺，中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同）则对此态度强硬。“屋漏偏逢连夜雨”，1958年5月，两名暴徒闯入中日友好协会长崎支部在长崎滨屋百货商场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撕毁了中国的国旗。但日方就此事并未按“侮辱国旗罪”进行追责。中方于是立即由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发表声明，表示将采取相应外交措施。跬步积累、延续至今的中日民间交流顿遭重挫。
1959年3月，为打破中日关系僵局，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与日本社会党的浅沼稻次郎举行会谈，确立了日本对华政治三原则。其中，“中方发言”明确要求日本：一、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二、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由于岸信介首相为“中华民国”的蒋介石集团对抗大陆提供了一定支持，因此，中方表示高度关注。此前因病情恶化辞去首相一职的石桥湛山担心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表示愿亲自访华，以缓和两国关系。1957年2月因病辞去首相职务的石桥湛山，在岸信介仍然掌权的情况下，无惧孤立，主张在中国问题上，日本应有独立的见解。他抱着病体出访中国，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并发表共同宣言，呼吁“根据万隆会议精神和‘政经不可分’原则，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
此外，由前首相片山哲率领的代表团亦在北京签署“关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协议”。美国对上述动向深感焦虑，以“普通照会”的形式，对日本民间人士无视政府，擅自订立类似协议一事，向日方表达了忧虑。日本外相重光葵收到照会后，亦表示此倾向确属可虑。但是，老一辈有识之士深刻感受到中日关系的危机，要求尽早实现邦交正常化。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长崎国旗事件”之后中日关系的严峻局面才得以打破。
同年10月，松村谦三率领以自民党为首的跨党派议员访华，并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松村表示，今后愿与高碕达之助一道，为改善中日关系而努力。
1960年，日本国会强行通过风波不断的《日美安保条约》修正案之后，岸信介内阁总辞，池田内阁上台。
以池田内阁成立为契机，中日关系走出严冬，再次迎来春天。池田内阁倾向于改善中日关系，对中日经济交流亦表示理解。
日方态度出现变化后，中方亦积极拓展对日贸易渠道。在松村谦三、古井喜美、高碕达之助等人的协同努力下，周恩来在与中日贸易团体干部会谈时提出了所谓的“贸易三原则”（即由两国政府签署贸易协定、由民间贸易团体签订合同、对有特殊困难的日本中小企业给予特殊照顾）。
之后，中日两国开始在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政经不分原则的框架内进行所谓的“友好贸易”。中方搞“友好贸易”似乎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援日本那些反体制色彩鲜明的左翼团体。另一方面，1962年，前通商产业大臣高碕达之助在冈崎嘉平太等企业领袖的参与下，和中国签订了“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备忘录同意由政府提供保障，并设立联络办事处，实现了中日之间半官方半民间的经济交流。备忘录由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以个人名义签订，据此开展的贸易亦被称作LT
贸易。不久之后，根据LT备忘录，中日双方开始互派常驻记者，其中，中方派驻东京记者7人，日方派驻北京记者9人。
1964年7月，支持改善中日关系的池田首相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第三次当选总裁。但因健康问题，他于同年10月东京奥运会结束后便急流勇退。7月的总裁选举买票贿选盛行，堪称史上最肮脏的总裁选举。当时与池田争夺总裁宝座的是佐藤荣作。此番选举饱受社会舆论批评，出于反省，自民党希望由喉癌不断恶化的池田指定接班人。池田在病榻上以书信形式指定了接班人，但接棒者并非当年夏天总裁选举时力挺他的河野一郎，亦非藤山爱一郎，而是佐藤荣作。
1964年出任首相的佐藤荣作出身于运输省官僚，是前首相岸信介的弟弟。当时，大野伴睦、河野一郎等政党出身的职业政治家是一股可与之抗衡的政治势力。他们相继辞世后，佐藤便开始长期掌权。
自民党政府历任首相（吉田茂、鸠山一郎、石桥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中，既有主张改善中日关系者，亦有欲对台湾当局回报以情义者，他们犹如一团相互缠绕的绳索，交替掌权。
佐藤首相提出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令人遗憾的是，执政党内部的保守派后来却逐渐将“非核三原则”暧昧化。
在对华关系方面，佐藤与其兄长岸信介一样，对台湾国民党政府怀有特殊情感，而对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则不予承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此，他在任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毫无进展。
1950年底，受联合国秘书长邀请，中国代表伍修权在安理会讨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问题的会议上做了发言。此后，直至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未派人出席过联合国会议。
20世纪60年代，16个非洲新兴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此后，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被提上联合国议事日程。
1964年，周恩来外长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呼吁剥夺中华民国政府即台湾当局的代表权，将台湾代表逐出联合国，但联合国并未立即支持此项提议。
我是1967年当选议员的。当时在日本，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很多人都以一种错误的观点看待中日关系，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但是，中方在正式场合却声明战争尚未结束。的确，吉田茂执政时代，日本与美国缔结了媾和条约，鸠山首相更是亲赴莫斯科发表共同宣言，结束了日苏战争状态。但是，中国大陆比美苏更早与日本开战，这场战争到底何时结束，有太多的人抱持着错误的认识。一些人认为既然日本已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日台条约”，那么战争就已经结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不承认这一观点。这是因为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前，美国政府强令日本与国民党政府在台北签订媾和条约，而三年之前，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已统一大陆，也就是说，北京并未与日方媾和。
1949年12月，蒋介石离开大陆，撤往台湾。日本将台湾“国民政府”视为代表全中国的政府，北京对此无法苟同。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导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是犹如平行线般毫无交集，自然也就无法恢复邦交。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看来，中国与日本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中方坚持虽然日方人员可以来华，但日本作为战败国尚未与北京签订和平条约，中国也尚未与日本建立国与国的外交关系。
日本虽然积极地与许多国家开展外交活动，但与邻国中国却无正式外交关系。对日本而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邻国保持正常、稳定的关系极为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更何况日本亦须尽力维护东北亚和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从历史上看，虽不至于让人联想起越南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但确属一种脆弱、敏感的关系。中国未来会迅速崛起，考虑到地区的和平稳定，中美之间只能相互合作，决不能彼此对立。那么，日本为此可以做些什么呢？这是日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中美两国的和平共处攸关日本的生死存亡。日本要想在这一问题上刷存在感，首先就要正视中日交往的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表现出这种态度，两国才能建立互信。在中日长达2000多年的交往过程中，两国几乎总是相互学习，友好交往。战后，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在行动上要始终与其保持一致。日本自信可为中美交往架起一座桥梁，但这需要努力。
1971年，阿尔巴尼亚连续第二年在联合国提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驱逐台湾当局。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支持阿尔巴尼亚的提议，而美国则支持台湾当局，日本与美国站在同一战线。虽然美国等少数国家坚持到最后一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日本与美国在联合国遭遇惨败。
即便如此，福田外相仍然在联合国郑重表示：“日本信守了对于台湾的国际道义”。当时的佐藤内阁对美国亦步亦趋，支持主张“一个中国”的“台湾政府”，不愿承认拥有约7亿人口的北京人民政府。佐藤首相对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态度顽固，他在国会答辩时多次表示“中国共产党敌视我们”、“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改变对日态度，中日关系就难以改善”。
然而，尽管佐藤首相仅以“台湾政府”作为交往对象，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联合国的变动反映了国际潮流的变化。虽有亡羊补牢之嫌，但1970年3月10日，佐藤首相终于展现出与此前立场大相径庭的态度，委托随同前外相藤山爱一郎访问北京的松村谦三向北京人民政府递交亲笔信。
松村谦三曾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作为候选人与岸信介展开竞争。他的专长是农业政策，在文部大臣任内曾会见过郭沫若、廖承志等人。1959年，他受邀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以此为契机，他为改善中日关系赌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是中国最为信任的日本政坛人物。
作为访问团团长，松村谦三在出发时表示：“虽然年事已高，但我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决心却不输任何人。我对最近中日关系趋冷以及日本政坛的对华态度深感忧虑。”松村并未参加去年（即1969年）12月的国会大选。年事已高的他感到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访华。松村为此次访华赌上了政治生命，强烈希望访问能够取得成果，为自己这一生所热衷的事业画上圆满句号。
松村访问团的成员除了田川诚一、古井喜美这些熟面孔之外，还包括在松村的推荐下获得中方邀请的藤山爱一郎、前官房长官黑金泰美、前厚生大臣川崎秀二等人。其中，藤山爱一郎作为松村的接班人，决心以打开中日关系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主轴。但是10年前，藤山爱一郎在岸信介内阁担任外务大臣时，曾为建立日美安保条约体制出过力。当时，中方将岸信介内阁斥为军国主义分子、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因此，中方会如何对待藤山，一度备受瞩目。
1969年1月，藤山爱一郎出席了讨论中国政策的加州圣芭芭拉会议。圣芭芭拉会议云集了当时日美两国政界、学界持鸽派立场的权威人士。对于中国问题，藤山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我父亲藤山雷太在我少年时便告诉我，能否与中美两国保持真正的友好关系，将决定日本的未来。我念大学时，父亲就送我去中国旅行，以增长见识。他还把我四个弟弟送到美国念书。如果我父亲的那种想法在战前能够成为日本的主流思潮，那么日本就可以避免在中国的悲剧。如果那种想法现在能够成为日本的主流思潮，那么亚洲未来肯定会拥有一个稳定的局面。”这样的表态让我真切感受到了藤山对中国的热诚，可以期待他为解决中国问题做出贡献。
周恩来总理向松村访问团提出了四项条件。这些条件确实非常严苛，但现在看来，当属形势所需，其背景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特别是面临着美苏对立与苏联威胁的双重夹击。
佐藤首相委托松村谦三担任中日接触的中间人，此举似乎显示出他在对华态度上有了若干变化。但中方深知日本执政党内部以及佐藤身边，依然有不少议员反对日本支持北京人民政府。因此，对于佐藤的来信，中方的回应与此前并无不同。
以松村谦三为核心的亲华派议员考虑到中国所处的国际格局，希望着手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对他们而言，自民党内部的环境一直都很严峻，自民党总务会不仅未对中国大陆表示出任何反省的姿态，反而“不能忘记台湾蒋总统的恩情”、“不要和‘中共’打交道，要力保与台湾反共民主政权的关系”之类的反华反共之声日益高涨。
当时，美国开始重新空袭越南，并出兵柬埔寨，扩大对印度支那三国的介入。但另一方面，美国也为不知何时才能搞定越南战争而大伤脑筋。为解决越南问题，美国决定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常规巡航，放松对赴中国旅行的管制，开始致力于实现中美对话。两年后，尼克松总统访华，中日也恢复邦交。周恩来提出的四项原则，似乎是为推动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所释放的信号。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支援朝鲜。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之前，中美两国始终处于敌对状态。1959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美，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和平共处达成一致，美苏均认为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可以和平共处。中国难以接受美苏缓和，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之后，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中苏彻底决裂。当时中国国力尚弱，无法与美苏相抗衡，在经历“文艺整风”、“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后，为彻底备战和国家建设打下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使其焕然一新。此前，联合国成员长期一边倒支持美国的局面得以扭转。围绕着《阿尔巴尼亚决议》，日本在联合国与美国并肩作战，结果惨遭失败陷入孤立无援之境。日本将美国视为唯一的盟友，在美国的要求下，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然而，美国却瞒着日本，由基辛格主导与中国开启务实谈判。日本直到尼克松访华才知晓这一内情。
中日问题不单是中日两国的问题，也是日美之间的问题，甚至也可视为日本内部的问题。
没有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就无法解决亚洲的和平问题。松村谦三、古井喜美、田川诚一等人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积极奔走于两国之间，努力推动问题的解决。然而，他们在自民党内属于少数派。在自民党总裁佐藤荣作身边，一些号称民族主义者的人高调主张日本对台湾当局的恩义，他们把持着党务机构，被称作“佐藤主流派”。
当时，日本政府被“过去”以及美国的“干涉”所“绑架”，难以有所作为，中日两国亦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因此，通过议员外交、民间经济交流积极改善两国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站在日本的角度再次回顾中国问题便可发现，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美国“封杀”，被排除在国际政治体系之外，1952年亦未获邀参加“旧金山和会”。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在距《旧金山和约》
签约只剩下7个钟头时，才在台北与日本订立两国和平条约。因此，有观点认为，“旧金山和会”的本质是要建立一个遏制中国、苏联、朝鲜等国的军事同盟。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参战之后，原本便细若涓流的中日贸易戛然而止。1952年，大阪商船公司的村田省藏总经理、日俄渔业公司的平塚常次郎总经理、社民党国会议员风见章等人成立跨党派的国际经济恳谈会，开始关注如何推动日苏、中日贸易。恳谈会成员、参议院议员帆足计等三人出访莫斯科回国途中，转道革命结束后的北京，与中国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4年，鸠山内阁成立。出任通商产业大臣的石桥湛山对此始终给予支持。同年9月，前面提到的平塚常次郎和村田省藏在石桥等人的协助下，终于成立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1954年成立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的首任会长是大阪商船公司总经理村田省藏。村田是关西地区经济界的实力派人物。翌年1月，他出访中国，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村田对周恩来有如下坦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恐怕是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吧”、“去年10月有关对日关系的中苏共同宣言，虽然对日本表示了友好态度，但日本人并不信任苏联，因为有苏联人参与，所以日本一点儿也不相信这个宣言”、“日本虽然使用来自美国的资金，但这些资金并非用于复辟军国主义，而是用于振兴经济”、“签订‘日台条约’一事，并非日本能独自决定的”。对此，周恩来总理恳切、郑重地解释了中方的立场和想法。周恩来表示：“中国现在在搞建设，没有和平，就没法搞建设”、“虽然过去日本将不平等地位强加给中国，但中国无意进行报复。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国作正式保证”。此次会谈使双方建立了强有力的信赖关系。
鸠山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以政经分离为原则，虽然暂时无力解决外交问题，但在谋求扩大两国经济关系方面似乎进展顺利。
美国对中日谈判非常敏感，虽然美国允许日本与苏联进行谈判，但在中国问题上，却设下种种限制。在此种情况下，虽然日本可以施展的范围有限，但鸠山内阁对中日经济交流仍然持肯定态度，通商产业大臣石桥湛山更是积极投身于中日贸易。
鸠山首相完成日苏谈判夙愿，发表日苏共同宣言，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便功成身退，辞去首相一职。继任首相的石桥湛山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中日经济交流是日本未来发展的需要，主张积极开展中日经济交流。然而不幸的是，石桥湛山因健康原因，只干了两个月的首相，就被迫辞职。石桥内阁的外相岸信介继任首相。岸信介曾被联合国定为战犯。他向国会提交《日美安保条约》修正案，努力修复日美关系，同时采取强硬的反共立场，与台湾保持密切关系。因此，他上台后中日关系渐趋疏远。由于日本政府态度丕变，疏远中国，中日贸易也随之停滞。岸信介政府在《日美安保条约》通过后辞职，池田内阁上台。
1960年，岸信介辞职后，池田勇人继任首相一职。池田认为应当改善中日关系。中方闻讯后亦对中日贸易表现出积极态度。在松村谦三、古井喜美等人的努力下，中日贸易终于再次启动。随后，周恩来总理在与中日贸易团体干部会谈时提出了“贸易三原则”，以此为契机，中日两国开始进行友好贸易。所谓的友好贸易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日方相关人士、团体必须按中方要求，持续不断地批判有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人或事，有时甚至得把炮口对准日美两国政府，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双方贸易，培育中日友好。
中日两国就这样奠定了经济交流的基础。之后，时任松村谦三秘书的田川诚一（后当选议员）等人再次访华，为重新开启处于中断状态的中日贸易，就再次订立贸易协议与中方进行磋商。
1962年，日本国会议员松村谦三和经济界人士冈崎嘉平太访华，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谈。之后，日方的高碕达之助与中方的廖承志，分别代表各自国家签署有关互设贸易代表处、互派常驻记者的备忘录，并订立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协定。备忘录贸易亦被简称为LT贸易。两国负责具体操盘的分别是中方的廖承志办事处和日方的高碕达之助事务所。LT贸易并非纯粹的民间贸易，在形式上亦非国与国之间贸易，可将其视为政府间贸易。它是当时尚无邦交的中日两国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作用。LT贸易的启动，不仅扩大了中日贸易，同时也标志着中日关系向正常化迈出了一大步。两国分别在东京和北京设立贸易办事处。虽然贸易办事处不具备发放签证的职能，但作为民间商务代表机构，其活动内容与大使馆相差无几。日方驻北京的办事处，有来自通商产业省及外务省等的工作人员。若两国恢复邦交，该办事处便可暂时充当日方的代表机构。因此，从彼时起，日本的国家预算就为其提供部分经费。
美国对中日接近表示担忧。美国将中国视为奉行扩张主义的好战国家，封杀中国需要日美合作，因此，美国一直要求日方予以配合。但是，池田内阁并不理会这种干涉，正式同意日本进出口银行为中日贸易提供资金支持。1964年，前首相石桥湛山就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第三任会长。石桥在战前便严厉批判日本那些鼓吹全体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潮，将其称为“大日本主义的幻想”。石桥本人提倡“小日本主义”，主张放弃殖民地、放弃军备。
1966年，即两年之后，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古井喜美、田川诚一、冈崎嘉平太等人为谈判修改中日综合贸易协定出访中国。这是日方人员在“文革”开始后的首次访华，他们为延续此前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备忘录贸易，与中方进行了磋商。起初，双方就如何应对处于冷淡状态的中日关系问题展开讨论，导致谈判举步维艰，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折冲樽俎。池田内阁对LT谈判，无论在政府政策方面还是精神方面，一直都给予强力支持。但是，佐藤内阁上台后，虽然口头上多有委托之意与鼓励之言，称备忘录贸易非常重要，务必使其延续，然而在实际谈判方面，却未给予如此前般的政治关照，以至于此次“延长备忘录贸易谈判”之际，日方人员如赤手空拳，拿不出任何可交换的条件。佐藤内阁的外交方针限制中日贸易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资金，受到了中方严厉谴责，此外，佐藤荣作更成为继岸信介之后第二位访台的日本首相。北京方面认为，日本政府强化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企图进一步制造“两个中国”，无非是一种敌视中国的政策，因此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中方对日本政府涉台活动反应之强烈，出乎日方有关人士的意料，他们认识到台湾问题对中国而言是极其重要的。面临如此困难的情况，在古井喜美、田川诚一等人的努力下，经过持续不懈的谈判交涉，LT贸易终于得以延续。
池田首相对改善中日关系持积极态度，他在国会表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加入联合国，那么日本也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池田首相于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后，因健康原因选择隐退，并由佐藤荣作继任首相。佐藤荣作是岸信介的弟弟，其历史观与岸信介一致，将“中华民国”视为代表中国的正统政府，希望将来能够相互承认。当时，越战愈演愈烈，中苏又处于对立状态，中国国内则被“文革”搅得动荡不安，此种情况下，中日双方实在难以相互接近。不仅如此，事实上佐藤内阁自身也并未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上。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美对话取得了进展，此时在西方国家中，只剩日本和联邦德国尚未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外交显然已处于滞后状态，自民党内部仍然存在支持“中华民国”的势力，而佐藤外交亦尚未脱离冷战思维。
1970年4月，松村谦三访华。他并未参加上一年的日本国会选举。由于年事已高，松村感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访华。
松村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了日后被称作“周恩来四原则”的主张，即：
（一）如果日本厂商想与中国进行贸易，那就不得支持台湾蒋介石匪帮“反攻大陆”，不得支持韩国进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否则，中方绝不与其做买卖；
（二）中方不会与那些在“台湾”及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厂商进行经济往来；
（三）中方绝不与为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武器弹药的企业打交道；
（四）中方不与在日本的日美合资企业及美国子公司做买卖。
中方与那些参加日华合作委员会的日本企业断绝贸易关系，便是其坚持四项原则的实例之一。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四项原则的出台背景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例如当时中国面临着苏联威胁。
此次访问成为松村谦三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
1971年，联大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同时剥夺“中华民国”的席位。在美国的要求下，日本与其一道投下反对票。然而，美国后来却瞒着日本，由基辛格操盘，与中国展开务实谈判，并促成尼克松访华。
对于美国，中国开展乒乓外交作为回应；对于日本，中国则向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表示欢迎日本经济界代表团访华。措手不及的日本政府寄希望于经济界领袖访华能够改善中日关系。周恩来总理对时任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的永野重雄表示：“至此，中日关系已得到完全修复，我们今后对任何日本人都表示欢迎。”日本经济界依靠自身努力取得了成效，中日两国开始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中国科科长桥本恕、条约科科长栗山尚一等一行八人出访中国，与中方的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廖承志会长、韩念龙副外长、张香山顾问举行会谈。双方决定以共同声明的形式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再由日方终止“日台条约”。次日，双方基本就以下四点达成共识，即中日结束战争状态、中日复交三原则、中方放弃向日方索取战争赔偿、日方对战争表示反省。
另一方面，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日方做出如下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双方磋商后决定：关于“战争责任”，采用如下表述，即“（日方）表示深刻的反省”；关于“结束战争状态”，则采用“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这一表述。在此基础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外长姬鹏飞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签署共同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周恩来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加以区分，指出“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主张两国应面向未来。
1973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石桥湛三去世，藤山爱一郎成为第四任会长。
藤山爱一郎曾任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日本航空公司首任董事长。有人说藤山从政那是大材小用，但藤山进入政坛后，作为外相，建树颇多，还竞选过自民党总裁。藤山晚年作为松村谦三的接班人，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
1977年，中国继第一位的美国之后成为日本第五大贸易伙伴。当时，日本对华贸易尚有所限制。日本从中国进口各种各样的东西，如用于制作豆酱的大豆、用于制作荞麦面的荞麦粉等。这些东西日本自身产量不足，来自中国的进口量约占其需求量的三分之一。此外，日本还从中国进口了相当数量的石油等产品。即便如此，在中日贸易中，日本仍然处于出超状态。当时，中国农业部门开始使用化肥，由于耕地面积广大，因此即使平均用量少，每年也需1200万吨化肥。其中，日本每年可向中国出口400万吨硫酸铵。
美国一直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若趋稳向好，日本自然无事，反之，美国一旦经济不景气，日本经济也会出现波动。换言之，考虑到贸易的稳定性，日本应当增加贸易伙伴，以策安全。进入21世纪，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不仅地理上靠近日本，而且具有巨大的出口潜力。与这样的国家扩大贸易往来，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对于日本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不少欧洲国家都关注中国，逐渐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这些商业权益一旦被欧洲人抢去，再想夺回来就难了。的确，中日两国政治体制存在差异。但是，日本不也照样与社会主义苏联恢复邦交，进行贸易吗？因此，即使“主义”不同，也可以一起友好共事。循规蹈矩，尽量避免出现问题，就算出现问题，也可以通过对话加以解决。只要制定相应的规则、有所准备，中日贸易便可顺利进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简称“日本贸促会”）的诸位先贤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前赴后继，不断思考如何改善两国关系，为推动中日贸易、改善两国关系做出了贡献。
此后，日本贸促会由曾以自民党干事长和通商产业大臣身份活跃于日本政坛的樱内义雄担任会长。樱内因年事已高辞去会长后，由刚刚辞去首相职务的桥本龙太郎出任第六任会长。至此，从第三任会长石桥湛三开始，日本贸促会历任会长均由自民党党籍政治家担任。他们无惧日本右派势力对中日交流的无端中伤、诽谤，守护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这一中日交流平台。虽然桥本龙太郎与中国渊源并不深厚，但他是田中派（即以前首相田中角荣为核心的派系）的重要人物，一直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所接触，因此亦深得中方信任。
桥本龙太郎会长突然亡故后，日本贸促会邀请我担任会长。由于我当时正担任众议院议长，因此婉拒了此番好意。但是，桥本是我多年的好友，考虑到他突然亡故这一情况，经过反复斟酌，我最终还是同意接任贸促会第七任会长。我现在已退出政坛，一心努力作好会长的工作，我把它看作是我人生的最后一站。
说回中日关系，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59年，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与中国外交学会的共同声明中，明确提出所谓的“对日政治三原则”，即要求日本方面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此外，松村谦三等人士曾郑重指出：日本周边的和平稳定离不开中国经济的繁荣，没有中日友好，日本便难容于国际社会。因此，正视过去的历史、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日本希望通过提供技术和资金，帮助中国尽快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实现中日共生共存。今天，中国经济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亦成为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两强之一。我们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之初，就聚集了一批希望与中国建立互信，为亚洲和平稳定做贡献的有识之士。虽然执政党内部不时出现批判之声，但本会同仁从不忧谗畏讥，始终恪尽职守。现在的环境比起贸促会成立之初，已有了天壤之别，日本企业可以自由地与中国的国营及民营企业等进行贸易。此外，我们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自古以来就是合作伙伴，彼此长期交流，相互信任。贸促会每年都组团访华，并受到中国国务院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本会会员不懈努力，始终积极投身于中日经济交流。2016年，日本贸促会第42次访华团访问了北京和重庆，随团出访的会员达60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日本贸促会以访华团的形式，持续派遣大量会员访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