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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史学者章百家曾用“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来概括20世纪中国外交发展的基本线索：“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今天，中国提出并号召世界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在世界上积极打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进而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已经成为国际形势的稳定锚、世界增长的发动机、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全球治理的新动力。这正是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的内在逻辑，即通过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而塑造和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
今日之中国，身份有三：一是“传统中国”（Traditional China），即传统农耕文化、内陆文明孕育的“文化共同体”。二是“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即近代以来随着“天下”观破灭后被迫融入西方国际体系而塑造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除“中华”外，“人民”“共和国”都是近代西方概念。“现代中国”身份仍在建构中，民族融合与核心价值观建构挑战尚在。三是“全球中国”（Global China）。它是指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些利益和观念国际化、全球化的部分，即坚持传统文化，又包容价值普世性，而处于初级阶段的全新国家身份。“一带一路”肩负着推动中华文明转型的历史担当，推动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担当和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未来担当，正从重塑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的层面“再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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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中国”是著名学者邓英淘提出的概念，立足对西部大开发的考察，致力于寻求新的发展方式以超越胡焕庸曲线，实现国内一体化、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多数人的现代化”。他从当今国内区域经济布局与发展的现实角度出发，为超越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展开了广阔前景。从时间角度上审视，“再造中国”的客体应包涵传统中国之文明、现代中国之发展、全球中国之贡献三重维度，也与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描绘中国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及“世界之中国”三重身份遥相呼应。
中华文明从起源与思维方式上讲是大河文明，从形态与生活方式上讲是内陆文明，从本质与生产方式上讲是农耕文明。“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这是美国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的著名论断。纵观人类文明史，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从未间断过的古老文明。据汤因比分析世界上七种古老文明的历史命运，或夭折、枯萎，或中断、消灭、异化，唯有中华文明幸免于此，仍熠熠生辉并蒸蒸日上。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正在经历从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从农耕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从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的转型。“一带一路”正充分展示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文明自觉与文明自信。
首先，“一带一路”打破了中华文明长期受制于北方威胁，局限于内陆的传统劣势，突破了“海防还是塞防”这一长期困惑中国的防御布局和“走向海洋还是西进”这一困扰中国的发展布局。它明确中国同时从陆上和海上走出去，既发挥传统陆上文明优势，又推动海洋文明发展，使中国陆海文明协调发展而打造陆海兼备的文明型国家。其次，“一带一路”重点建设“六廊六路”，关注“五通”及其基础上的“网通”（第六通），将会在沿线交通线路逐渐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以中国的资本、技术、经验开拓欧亚大市场，推动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标准，见证传统农耕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转型。最后，“一带一路”重构了世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版图，并推动中国以企业为主的多元主体进一步“走出去”，是中国提供给全球化的公共产品，标志着中国从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转型。从人类文明史看，中华文明不是简单复兴、转型，更面临着创新的伟大使命，应当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华文明应有的贡献。因此“一带一路”正再造“传统中国”，肩负这一伟大历史担当，这是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世界社会主义在五百年跌宕起伏的发展中，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到了新的历史方位。如何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这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一带一路”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应对区域发展、产业布局不均衡、要素流动市场发育不充分等重大社会经济现实问题上开出了一剂良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今天，我们正经历“中国向世界开放”到“世界向中国开放”的转折，所以“一带一路”是中国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一个倡议，通过中国的开放促进世界的开放继而推动世界的融合发展：从开放的内涵来讲，“引进来”转向“走出去”，二者更好结合，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从开放的广度来讲，为发展中国西部地区，实施向西、向南开放的战略，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从开放的深度来讲，顺应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国西部地区站在对外开放的前沿，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自信心，在地理经济发展格局中创造新的机遇，进而实现东西双向开放、海陆内外联动的发展态势。“一带一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仅突破西方开启了传统全球化的藩篱，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思想实践发展中前所未有，正在塑造“现代中国”，这是五百年未有之变局。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追求以经济合作为先导，确保沿线国家合作意愿；以政治合作为基石，消除开展经济合作的人为障碍；以文明交流和文化合作为支撑，弥合沿线国家间的信任鸿沟，赢得民心，塑造合作基础。进而拔除极端势力根源、预防安全冲突，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世界养育中国，中国回馈世界。追求中国自身的繁荣富强和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都是“中国梦”的重要内涵——“一带一路”将这两者更加自然、和谐地统一起来，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也将更加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中国直接表示欢迎相关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通过把互惠互利的国际合作原则提升至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使中国的发展更好地惠及他国，也使中国从他国发展当中获益。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正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自身发展维度上“再造中国”。首先，时间上“一带一路”具有“三五效应”：一是五十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以引领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以超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模式；二是五百年未有之变局，当今世界正面临航海大发现以来以西方中心为主导的传统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一带一路”是走出近代、告别西方的新型全球化的倡导，以互联互通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实现由内陆到海洋，由农业到工业、信息，由地区到全球的转型。其次，从空间维度上，“一带一路”正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最后，从自身发展维度上，“一带一路”正彰显中国模式魅力，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它是中国奉献的国际合作倡议与公共产品，互联互通的引领将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们更要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要求，将传统中国、现代中国与全球中国三重身份认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古人云：“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思虑者，则无不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既展示了中国坚持开放发展的坚定态度，更彰显了中国“兼济天下”的大国担当，开创人类共赢的美好前景。“一带一路”将近代西方开创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上溯到2000多年前形成的文明体系，告别了西方中心时代，以文明共同复兴的逻辑超越了现代化逻辑，从而“再造世界”，重塑海洋时代2.0下的世界经济地理、文明秩序版图。“一带一路”建设正在超越西方中心论，打造东西互济、南北包容、陆海联通的新世界，开创天地一体、人机交互、万物互联的包容性横向全球化。
古代海陆丝绸之路曾是中国联系东西方的“国道”，是中国、印度、希腊三个文明交汇的桥梁。“奥斯曼之墙”切断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陆上交通，此后，欧洲得益于经阿拉伯传入的中国指南针、火药等四大发明而走向海洋，以殖民化方式开启全球化进程。继阿拉伯人开辟海运之后，进一步加速了丝绸之路的衰落，东方文明走向封闭保守，进入所谓的近代西方中心世界。直至美国崛起，西方权力财富话语权中心由欧洲转到美国，欧洲经历着一体化也难以扭转其颓势。然而，欧亚大陆被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誉为“世界岛”，“一带一路”将促进欧亚大陆一体化建设，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及倡议对接，以政策、贸易、设施、金融、民心这“五通”推动大陆古老文明共同复兴，并辐射非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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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赵汀阳指出，世界史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人类尚未做到“以世界为世界”。因此，作为世界之世界尚未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史是一种误导性的虚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至今仍然只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世界，即地球尚未成为一个能够以世界利益去定义并且为所有人所共享的世界。因此，我们所在的世界除了物理性质，并无政治身份或政治的存在秩序，所以说，“世界”至今还是一个非世界。他还认为，为什么全球公正总是遥遥无期？原因既不神秘也不深刻，仅仅是霸权国家仍然拥有博弈优势，因此千方百计地维持优势。另一个同样令人失望的难题是，只有强者才有能力去建立普遍受益的世界制度，可是强者总是坚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的古老文明。但是古巴比伦（位于西亚，今伊拉克）、古埃及（位于北非，今埃及）、古印度文明遗迹均在“一带一路”覆盖地理范围内，完全有可能通过今天的互信互利将历史资源记忆激活，共谋发展、共担责任、共迎挑战、共享收益。因此，古老文明共同复兴正承载着世界重托，就是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开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探寻21世纪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建设命运共同体。为生民立命：就是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与相关国家开展先进、适用、有利于就业和绿色环保的产能合作，支持相关国家工业化进程，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沿线人民。为往圣继绝学：这就是着眼于实现人类永续发展，推动各种文明、发展模式相得益彰、美美与共，开创中华文明与各大文明交流互鉴的美好前景。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致力于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助力普遍安全、持久和平，追求全球化时代的“天下大同”。
西方主导的近代全球化是基于海权的逻辑，作为是“国家主权”概念自然延伸，对制海权的掌控已经成为大国崛起历程中兵家必争之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陆地是树立家法的土壤，海洋是孕育工业的风帆。”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的《海权论》，更是揭示了“谁掌握了海洋，谁就掌握了全世界”的隐喻。传统全球化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内地、陆上国家则较落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传统全球化由欧洲开辟，由美国发扬光大，形成国际秩序的“西方中心论”，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等一系列效应与当今世界“贫困”“贫富差距”这“两贫”的难题。
如今，“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彰显了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持续发展，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其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国家、蒙古国等内陆国家的开发，向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的战略，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将改变历史上中亚等丝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欧洲式全球化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随着传统全球化失去目标，能否探索一条超越西方的狭隘全球化的道路已成为世界性的难题。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5月14日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立足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根本上铲除这“三大赤字”产生的根源。这是中国为解决全球问题而开出的一剂“中国药方”。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和平之路着力推动合作共赢，建立彼此尊重的伙伴关系；繁荣之路聚焦发展这个根本，加强产业和金融合作，推动设施联通；开放之路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创新之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集聚创新资源、优化创新环境；文明之路着力深化多层次人文交流，开辟更多合作渠道。“一带一路”基于“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展示着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超越传统意义上“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贡献着“中国方案”。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放眼欧亚大舞台、世界大格局，打通西域与西洋，超越古代“以空间换取时间”大战略，超越近代塞防—海防之争，开创21世纪陆海兼顾、东西呼应的全方位开放格局。21世纪的特征是陆海联通、万物互联，是高铁+第二次地理大发现+新型城镇化的时代，“一带一路”是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将中国机遇变成世界机遇的方案。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的“一带一路”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一脉相承，体现着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融通，为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擘画出美好蓝图和指明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