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求变：认知与深化

面对种种挑战，2012年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这次会议在反思发展代价的基础上，正式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努力建成美丽中国，实现永续发展。这无疑鼓舞了关心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所有人，吹响了从“发展优先”向“保护优先”转型的号角，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决心和意愿。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次重大战略转型。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正如经济发展是长期努力的结果，最开始中国对环境与发展问题也是一无所知，经历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才逐步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的共识。

认知初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尽管现在环境污染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事，但我们很难想象，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资源保护和污染问题几乎没有什么认识。由于当时存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中国在观念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环境污染，环境公害是资本主义的产物。1972年6月，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会议，主要目的是向西方国家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从瑞典归来后，与会代表对照中国现实，发现当时中国已经面临各种环境问题。1973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至此，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

1978年之后，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大量接受日本、韩国、港台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包括重污染行业的转移，各地都以招商引资、办企业搞经营为重点，不少地方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但产业发展也带来了众多资源环境问题，驱使中国开始思考资源环境问题的挑战，但由于政府认识有限，基本上都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模式。

这种模式首先表现在电力短缺推动的节能工作上。当时拉闸断电是家常便饭，电力最紧张的时候，一些地方“停一半供一半”，报纸也经常像发布天气预报一样刊出计划停电通知。电力短缺让群众生活很不方便，也限制了生产力的提高，制约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开始重视能源节约工作，1980年起，“节能”作为一项专门工作被纳入国家宏观管理范畴，并一直延续至今。

其次表现是，耕地被大量占用，驱使政府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当时中国各地迅速掀起“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城市建设和工业园区蓬勃发展，由于开设工厂、修建道路需要占用土地，导致人地矛盾尖锐化。1985年甚至出现了粮食产量自1959-1961年“大跃进”后，又一次大减产的情况。从这一情况出发，中国政府决定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并颁布实施《土地管理法》，进而推动了现代土地监管制度的逐步形成。

第三个表现是以淮河为代表的重大污染事件，促使实施大规模环境治理。淮河位于中国腹部，流经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四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淮河的水污染事故不断发生，严重影响到沿岸人民的生产、生活用水。当地人民用一首打油诗来形容淮河水质变化的情况：“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浇地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难刷马桶盖。”1994年一场震惊国内外的污染事故发生，淮河上游突降暴雨，裹挟着高浓度污染团向中下游流去，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达54天之久，数百万人饮水困难，养殖大户倾家荡产。与此同时，生态破坏问题也日益突出，北京地区沙尘暴愈演愈烈，1998年发生黄河断流、长江特大洪水等重大事件。为了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国家决定启动“33211”重大治理工程，实施退耕还林等六大生态建设重点工程，开始通过重点工程治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

总体而言，这一段历史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各种资源环境问题开始凸显，中国政府逐步加深了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认识，但解决问题的方式仍停留在问题回应和末端治理的层面。

认知发展：源头上的发展转型

然而，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问题仍未得到有效遏制，这使中国政府开始反思以往的资源环境保护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理念广泛传播的影响，中国对资源环境的理念认知不再局限于末端治理和问题回应，而是清晰地意识到，发展方式转型对资源环境保护至关重要。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煤电油运全面紧张，拉闸停电的情况又在各个地方开始重演。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从发展方式转型角度考虑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为更好地推动发展方式转型，中国政府连续提出了新型工业化、循环经济、两型社会、低碳发展等一系列发展理念，来指导发展方式的转型。

首先是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概念，要求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中国政府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核心目的，是希望在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中，能够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或“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的模式。

随后，旨在强调资源循环利用的“循环经济”概念被中国政府采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以最有效的利用。”

在前述努力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在2005年又进一步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即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2005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 全会指出，中国要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作为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简称）社会的核心举措，中国在“十一五 ”时期开始实施大规模节能减排行动。

到了2009年，国际社会围绕气候变化的讨论不断升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也是当时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国际谈判中常承受巨大的压力。在当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后，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甚至发表文章，指责中方“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在国内国际各方引导下，中国政府又从减缓气候变化的角度，开始倡导“低碳发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中国政府提出众多发展理念，是从不同角度提出发展方式转型，以协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驱动了理念的创新，理念的发展又为开展资源环境保护实践工作提供了指引。

认知深化：新文明时代

从发展方式转型的角度看待资源环境问题，已经体现出中国政府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系统思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发展方式转型”在实践中并没有有效地落地实施。中国政府仍在孜孜以求地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全过程。生态文明建设是从更高层次上应对资源环境问题和推动发展转型。

回顾全人类的发展历程，几千年的历史，人类大约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等三大文明形态。原始文明时代，人类敬畏自然，依靠渔猎来生存；农业文明时代，人类顺从自然，实行农耕经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征服自然，通过社会化大生产，自然受到前所未有的干扰。应当看到，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或者更久，全球有20来亿人要奔向现代化。然而，200多年的工业文明进程，全球仅有10亿人实现现代化，代价是空前的资源消耗，严重削弱了自然生态系统自调节、自平衡的功能。未来地球会怎么样？这是全人类必须深思的议题。

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经宣称，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采用与美国相同的生活方式，那么地球的资源环境将难以承受。这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奔向现代化的诸多担忧，并涌现出各种“威胁论”。但追求美好生活是各个国家人民的基本权利，没有任何理由来限制包含中国人民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因此，未来全人类将迎来新的文明形态，其中环境保护、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将构成新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探索绿色发展道路，既是负责任国家的一种体现，也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借鉴价值，具有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