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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与失:成就与代价

走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路上行人穿着颜色、款式十分单调的老式衣装。“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这些俗语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着装习惯的真实写照。在当时,孩子们基本都是要等到过年,才能穿上一件新衣。在饮食方面也显得异常窘迫,中国人平均需要将60%的收入花在吃喝上。与之相比,80年代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 为20%左右。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短短40年的时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窘迫、为温饱担忧的日子不再是普遍现象。宏观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GDP总量超过90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超过9000美元,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到2017年年底,贫困人口一共减少了7.4亿,相当于目前整个欧洲国家的人口总和。

然而,衣服穿着多样、买得起车、住得起高楼大厦的代价是海量的石油、煤炭、钢铁、水泥等资源的消耗,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事实上,尽管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生态优美、环境良好,但历史上也曾经广泛出现过各种资源环境问题,其中又以著名的“八大环境公害事件”为代表,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这是一种普遍的客观规律。但中国的特殊性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发达国家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是200多年发展过程中陆续产生和分阶段解决,而中国是在短短4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因此,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资源环境问题可能更加突出和尖锐。

应该说,中国政府较早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潜在危险。在日本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在上世纪60年代就敏锐意识到中国的环境问题。1978年12月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加速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一批有志之士的驱动下,中国相继制定颁布《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组建了环境保护机构,实施了环境污染治理、天然林保护等生态环保工程。特别是在2005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严格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推进能源的节约高效使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环境治理赶不上污染排放增长的速度,所取得的一点点成绩都被迅速的环境破坏所淹没。

名词

八大环境公害事件

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发生了八起震惊世界的环境公害事件:

(1)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30年12月),一些炼焦、炼钢、硫酸等企业排放大量烟气且碰上天气变化,形成一层厚厚烟雾覆盖在整个马斯河谷工业区的上空,工厂排出的有害气体在近地层积累,无法扩散,致60余人死亡,数千人患病;

(2)美国多诺拉镇烟雾事件(1948年10月),污染物在近地层积累,5910人患病,17人死亡;

(3)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在近地层积累,5天致4000多人死亡,事故后的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因此死亡;

(4)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二战以后的每年5-10月),烟雾致人五官发病、头疼、胸闷,汽车、飞机安全运行受到威胁,交通事故增加;

(5)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1931-1972年间断发生),富山县锌、铅冶炼厂等排放的含镉废水污染了神通川水体,两岸居民利用河水灌溉农田,使稻米和饮用水含镉,致34人死亡,280余人患病;

(6)日本水俣病事件(1952-1972年间断发生),熊本县水俣市含甲基汞的工业废水污染水体,使鱼中毒,人食用鱼后发病。共计死亡50余人,283人致残;

(7)日本四日市气喘病事件(1961-1970年间断发生),四日市油冶炼和工业燃油产生的废气,严重污染城市空气,2000余人受害,死亡和不堪病痛而自杀者达数十人;

(8)日本米糠油事件(1968年3-8月),日本九州大牟田市一家粮食加工食用油工厂生产米糠油过程中,由于多氯联苯生产管理不善,食用后致人中毒,致数十万只鸡死亡、5000余人患病、16人死亡。

以若干重大污染事件为代表,中国水、大气、土壤等环境质量持续恶化。2007年5月,因太湖水源地附近蓝藻大量堆积,厌氧分解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氨气、硫化氢等异味物质,江苏省无锡市城区的大批市民家中自来水水质突然发生变化,并伴有难闻的气味,无法正常饮用,市民不得不抢购超市内的纯净水,街头零售的桶装纯净水也出现了较大的价格波动。2009年,受附近一家铅锌冶炼公司的影响,陕西省凤翔县查出851名儿童血铅超标,进而引发恶性群体性事件。2016年12月,一次雾霾面积覆盖142万平方公里国土,覆盖7个省市,其中首都北京完全被雾霾包裹,引发数千人呼吸道感染。

类似事件并非孤立存在,这仅仅是中国近年来环境不断恶化的典型代表事件。数据显示,中国自2010年以来,大气主要污染物以细颗粒物PM2.5为主,频繁形成长时间、大范围的灰霾天气,78.4%的城市空气质量未达标。水污染的影响也早已超越局部和“点源”的范围,发展成为流域性污染问题;部分城市建成区存在大量黑臭水体。中国相当一部分城市被垃圾环带所包围,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垃圾围城”,焚烧、填埋等常规手段已无法解决日益增长的垃圾量。

原本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日益遭受冲击。中国中部重城武汉曾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球内陆湿地资源最丰富的三座城市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武汉拥有127个湖泊,但随着城市发展和扩张,这些湖泊被不断地占用,用于建造高楼大厦、开发区、公路,目前仅存30多个,以前的湖面而今被“压”在一栋栋高楼大厦之下。湖泊湿地被严重破坏,导致调蓄防洪、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生态功能严重下降,致使当地旱灾频发,同时造成很多水鸟难寻栖息地和食物。

在中国城镇化发展浪潮中,这种生态破坏的事情随处可见。从全国层面看,近年来中国湿地面积每年减少约510万亩,900多种脊椎动物、3700多种高等植物生存受到威胁,遗传资源丧失和流失严重。由于陆地资源不够用,许多沿海地区大规模地推进围海造田工程,比如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曾经是不足4平方公里的带状沙岛,在数千亿资金的强劲推动下,变成了曹妃甸新区,规划面积达1943.72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香港、三个新加坡,造成大规模的生态破坏。

除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外,经济发展还导致资源消耗长期居高不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源能源消耗国家,2012年以占世界11.6%的GDP,消耗了世界45%的钢铁、21.3%的能源和60%的水泥。由于自身资源能源储备不足,中国不得不向全球市场购买各种资源和能源。如果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看待,2017年全球85%以上的铜矿产量由中国购买;全球铁矿石海运量约10亿吨,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运往中国;24%的全球原油海运也是运往中国。这种海量的资源消耗对中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德国思想家恩格斯曾经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近年来,中国因环境污染的信访、群体性事件等不断爆发,造成一定的社会动荡,公众开始质疑政府公信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发展过程中因资源环境的破坏所付出的代价,略多略少地使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有所失色。而且,这些代价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其中包括我们的后代们可能再也无法亲眼看到一些珍稀的动植物。

以上这些问题使中国领导人和有志之士愈加警醒改变传统发展模式的必要性,为提出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奠定基础。

事件

民众环保呼声

2012年7月28日清晨,中国江苏省启东市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群体抗议事件。事件的起因是一家名为“日本王子造纸厂”的企业在工厂运行期间,私自开设废水排污管道,这一极具污染的行为,引起广大启东市民的反对,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举行了一场以“保卫家园”为口号的游行示威活动,此次的游行示威人群将近10万人。 faYvl0baCFfilfS5h/PXEJ4hUE4945dADa3fSVKSpABsRVswxHRSxQ8OCWP5BV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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