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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比格迪大道上的小旅馆租了个房间，就在霍夫曼的公寓对面。计划是观察几天他妻子的一举一动，看看她丈夫上班时她是否去了什么地方，或者是否有访客。我并非想知道她的情人是谁，只是想找到一个最恰当、风险最小的行动时间——她独自在家，并且不太可能被打扰的时间。
这个房间位置绝佳，不仅可以观察科丽娜·霍夫曼的进出，还能看到她在公寓里干了些什么。显然，他们从不费心拉上窗帘。在这个城市，没有多少阳光需要遮挡，人们也不喜欢站在窗前看，而是更喜欢钻进温暖的室内，所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拉上窗帘。
起初的几小时，我没看见屋里有人。只有一间沐浴在灯光下的客厅。霍夫曼一家并不缺电。家具不是英式的，看起来更像是法式，尤其是客厅中央那张奇怪的沙发，只有一端有靠背。想必这就是法国人所说的“躺椅”，意思是“长椅”，除非我的法语老师骗我。华丽、不对称的雕刻，带有某种自然风的装潢。根据我母亲的艺术史书籍，这是洛可可风格，但也可能是由一个当地的工匠拼凑而成，再涂上挪威乡村的传统风格的油漆。不管怎样，这都不是年轻人会选择的家具，所以我猜是霍夫曼前妻的。派因说霍夫曼在她五十岁那年把她赶了出去。因为她五十岁了。还因为他们的儿子搬了出去，她在家里再没有任何作用了。据派因说，他当着她的面说了这一切，她也接受了，还接受了一套海景公寓和一张一百五十万克朗的支票。
为了打发时间，我拿出一直在写的纸。其实只能算是乱涂乱画。好吧，并不完全是这样，我想那更像是一封信。写给一个我不知道身份的人。事实上，也许我知道。但我不太擅长写字，所以有很多错误，很多内容必须删掉。老实说，我保留下的每一个字都曾耗费许多纸和墨。这次我写得实在太慢，终于放下了信纸，点了根烟，开始胡思乱想。
正如我所说，我从未见过霍夫曼一家的任何成员，但当我坐在那里看着街对面的公寓时，我能在脑海中看到他们。我喜欢观察别人。我也总是这么做。所以我做了我一直做的事，想象那里的家庭生活。一个九岁的儿子，放学回家，坐在客厅里读他从图书馆借的奇怪的书。母亲在厨房里准备晚餐，低声地唱着歌。当门上传出动静时，母子俩有过片刻的紧张。当门厅里的男人用清脆、欢快的声音喊出“我回来了”的时候，他们便立刻放下心来，跑出去迎接他，给他一个拥抱。
当我坐在那里沉浸在幸福的思绪中时，科丽娜·霍夫曼从卧室走进了客厅，接着一切都变了。
灯光。
温度。
计算。
那天下午我没有去超市。
我没有像平时那样等着玛丽亚下班，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尾随她进入地铁，没有站在她身后车厢中部的人堆里。即使有空座了，她也喜欢站着。那天下午我没有像个疯子一样站在那里，向她耳语只有我能听到的话语。
那天下午，我坐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着了魔似的盯着街对面的女人。科丽娜·霍夫曼。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多大声就多大声，没有人能听到。我不必从后面看她，使劲看着她的头发，努力从中看到一个并不存在的美人。
走钢丝的人。这是科丽娜·霍夫曼走进客厅时我的第一反应。她穿着一件白色毛巾料睡袍，走起路来像只猫。我不是说她走路的样子像一些哺乳动物，比如猫和骆驼，一侧的前后腿同时移动后，再换另一侧的两条腿动。至少我听说的是这样。我的意思是猫——如果我没搞错的话——猫会踮着脚尖走路，后爪踏在前爪踏过的地方。科丽娜就是这样赤脚走路的。脚踝直着放下，然后另一只脚贴着第一只脚放下。就像在走钢丝。
科丽娜·霍夫曼的一切都透着美。她的脸颊，高高的颧骨，碧姬·芭铎式的嘴唇，凌乱、富有光泽的金发，从睡袍宽大的袖子里伸出来的修长手臂。她乳房的上部如此柔软，以至于她走路、呼吸的时候，它们都在抖动。她的手臂、脸庞、乳房、腿上的白皙皮肤——天啊，就像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白雪，能让一个男人在几小时内雪盲。基本上，我喜欢科丽娜·霍夫曼的一切。除了她的姓氏。
她看起来有些无聊。她喝了咖啡。打电话聊天。翻了一本杂志，却没碰报纸。她进了浴室，又走出来，仍然穿着睡袍。她放上唱片，心不在焉地跟着音乐跳舞。看起来像是摇摆舞。她吃了点东西。看了看时间。快六点了。她换上一件连衣裙，梳好头发，换了张唱片。我打开窗户想听清，但街上车太多了。于是我又拿起望远镜，努力聚焦在她放在桌上的唱片封套上。封套正面好像有一张作曲家的照片。安东尼奥·卢乔·维瓦尔迪？谁知道呢？关键是丹尼尔·霍夫曼六点一刻回到家时的那个女人和我观察了一整天的女人完全不同。
他们绕着对方走。没有碰过对方。彼此不说话。就像两个互相排斥的电子，因为它们都带负电荷。但他们最后还是进了同一间卧室。
我上了床，但睡不着。
是什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一定会死？那一天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是一个该死的不可避免的事实，即我们的生命必定结束？显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原因，但对我来说，是看着父亲死去。这个过程是多么乏味和现实，就像一只苍蝇撞在风挡玻璃上。更有趣的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后，又是什么让我们开始怀疑？是因为我们变得更聪明了吗？就像那个哲学家——叫戴维什么的——写的那样，不能仅仅因为某件事不断发生，就确保它一定会再次发生。如果没有逻辑上的证据，那我们就无法知道历史会重演。还是说，因为我们越老越害怕？又或者，完全是另一码事？就像是，有一天我们看到了之前不知道它存在的东西，感觉到了不知道自己能感觉到的东西。我们撞击墙壁时听到一个空洞的声音，然后意识到后面可能还有一个房间。一丝希望被点燃了，一个令人身心俱疲的可怕希望，它噬咬着你，让你无法忽视。一丝逃离死亡的希望，一条通往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的捷径。有意义。说得通。
第二天早上，我和丹尼尔·霍夫曼同时起床。他走的时候天还是漆黑一片。他不知道我在这里。他也不想知道，正如他特意指出的那样。
所以我关了灯，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耐心地等科丽娜出现。我又拿出纸，仔细看了一遍我写的信。上面的文字比平时更让人难以理解了，少数我能理解的字也突然间显得毫不相干、死气沉沉。我为什么不把这些都扔掉？就因为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写这些糟糕的句子？我放下信纸，研究起奥斯陆冬日人迹罕至的街道，直到她出现。
这一天过得很像前一天。她出去了一会儿，我跟着她。从跟踪玛丽亚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不被人发现的最佳跟踪方法。科丽娜在一家商店买了一条围巾，和一个人喝了咖啡——从她们的肢体语言判断，似乎是个女性朋友——然后就回家了。
才十点钟，我给自己煮了一杯咖啡。我看着她躺在客厅中央的躺椅上。她穿上了一条裙子，一条不一样的裙子。她移动时，布料也在她身体上移动。躺椅是一件奇怪的家具，四不像。当她挪动身体想找一个更舒服的位置时，动作缓慢、繁复而刻意。仿佛她知道有人在监视她。知道自己被人渴望。她看了看时间，翻了翻杂志，和前一天一样。然后她突然紧张了起来，让人几乎难以察觉。
我听不见门铃。
她站起身来，迈着慵懒、轻柔、猫一般的脚步走到门口，打开了门。
他深色头发，清瘦，和她年龄相仿。
他走进去，关上门，挂上外套，踢掉鞋子，说明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也不是第二次。毫无疑问。也从来没有任何疑问。那我为什么要怀疑呢？因为我想怀疑？
他打了她。
一开始我非常震惊，以为自己看错了。但接着他又打了一次。他用手掌狠狠地抽了她的脸。我从她的嘴部看出她在尖叫。
他一只手掐住她的喉咙，用另一只手脱下她的裙子。
在枝形吊灯下，她赤裸的皮肤是如此白皙，似乎是一个单一的平面，没有轮廓，只是一抹无法穿透的白色，就像阴天或雾天里暗淡光线下的雪。
他把她弄到躺椅上。他站在椅子前面，裤子落在脚边，而她躺在原始的、理想化的欧洲林地景观的苍白刺绣上。他很瘦。我能看到他的肌肉在胸腔下活动。他臀部的肌肉像水泵一样收紧、放松。他浑身颤抖，好像是愤怒于自己不能再……继续了。她躺在那里，双腿张开，被动，像一具尸体。我想把视线移开，却做不到。他们这样让我想起了什么。但我又想不出到底是什么。
也许那天晚上，等一切平静下来，我就记起是什么了。不管怎样，我梦到了小时候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一幅画。戴希曼图书馆中的《动物王国1：哺乳动物》。是一张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大草原的照片，或者类似的地方。三只瘦骨嶙峋的愤怒鬣狗要么自己设法放倒了猎物，要么把狮群从猎物旁赶走了。其中的两只臀部紧绷，嘴伸进斑马张开的肚子里。第三只鬣狗正盯着镜头。它的头上沾满了血，露出一排锯齿状的牙齿。但我记忆最深的是它的眼神。那双黄色的眼睛透过镜头和书页传递出的眼神。这是一个警告。 这不是你的，这是我们的。滚开。否则我们也要了你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