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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为自己是缺少父爱情感的男人。
结婚后，我很怕过早负起父亲的责任，因为我太爱安静了。一想到我那十二平方米的家中，响起孩子的哭声，有个三四岁的男孩儿或女孩儿满地爬，我就觉得简直等于受折磨，有点儿毛骨悚然。
妻子初孕，我坚决主张“人流”。为此她备感委屈，大哭一场——那时我刚开始热衷于写作。哭归哭，她最终妥协了。妻子第二次怀孕，我郑重地声明：三十五岁之前绝不做父亲，她不但委屈而且愤怒了，我们大吵一架——结果是我妥协了。
儿子还没出生，我早说了无穷无尽的抱怨话。倘他在母腹中就知道，说不定会不想出生了。妻临产的那些日子，我们都惴惴不安，日夜紧张。
那时，妻总在半夜三更觉得要生了。已记不清我们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也记不清半夜三更，我搀扶着她去了几次医院。马路上不见人影，从北影到积水潭医院，一往一返慢慢地小心地走，大约三小时。
每次医生都说：“来早了，回家等着吧！”
妻子哭，我急，一块儿哀求。哀求也没用。
始终是那么一句话—“回家等着，没床位。”
有一夜，妻看上去很痛苦。但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她大概因为自己老没个准儿，觉得一次次折腾我，有点儿对不住我。可我看出的确是“刻不容缓”了——妻已不能走。我用自行车将她推到医院。
医生又训斥我：“怎么这时候才来？你以为这是出门旅行，提前五分钟登上火车就行呀！”反正我要当父亲了，当然是没理可讲的事了。
妻子总算生产顺利，一个胖墩墩的儿子出世了。
而我半点喜悦也没有，只感到舒了口气，卸下了一种重负。好比一个人被按在水盆里的头，连呛几口之后，终于抬了起来……
儿子一回家，便被移交给一位老阿姨了。我和妻住办公室。一转眼就是两年。两年中我没怎么照看过儿子。待他会叫“爸爸”后，我也发自内心地喜爱过他，时时逗他玩一阵。但那从所谓潜意识来讲是很自私的——为着解闷儿。但心里总是有种积怨，因为他的出生，使我有家不能归，不得不栖息在办公室。
夏天，我们住的那幢筒子楼，周围环境肮脏。一到晚上，蚊子多得不得了。点蚊香，喷药，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蚊子似乎对蚊香和蚊药有了很强的抵抗力。
有一天早晨我回家吃早饭，老阿姨说：“几次叫你买蚊帐，你总拖，你看孩子被叮成什么样了？你真就那么忙？”
我俯身看儿子，见儿子遍身被叮起至少三四十个包，脸肿着。可他还冲我笑，叫“爸……”，我正赶写一篇小说，突然我认识到自己太自私了。我抱起儿子落泪了……
当天我去买了一顶五十多元的尼龙蚊帐。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修晓林初次到我家，没找到我。又到了办公室，才见着我。我挺兴奋地和他谈起我正在构思的一篇小说，他打断我说：“你放下笔，先回家看看你儿子吧，他发高烧呢！”
我一愣，这才想起——我已在办公室废寝忘食地写了两天。两天内吃妻子送来的饭，没回过家门。
从这些方面讲，我真不是一位好父亲。人们都说儿子是个好孩子，许多人非常喜欢他。我的生活中，已不能没有他了。我欠儿子的责任和义务太多，至今我觉得对儿子很内疚。我觉得我太自私。但正是在那一两年内，我艰难地一步步地向文坛迈进。对儿子的责任和自己的责任，于我，当年却是难以两全之事。
儿子爱画画，我从未指导过他。尽管我也曾爱画画，指导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那点儿基础还是够用的。
儿子爱下象棋。我给他买了一副象棋，却难得认真陪他“杀一盘”。他常常哀求：“爸爸，和我杀一盘行不行啊？”结果他养成了自己和自己下象棋的习惯。
记得我有一次到幼儿园去接儿子，阿姨对我说：“你还是作家呢，你儿子连‘一’都写不直，回家好好儿下功夫辅导他吧！”
从那以后，我总算对儿子的作业较为关心。但要辅导他每天写完幼儿园的两页作业，差不多也得占去晚上的两个小时。而我尤视晚上的时间更为宝贵——白天难得安静，读书写作，全指望晚上的时间。
儿子曾有段时间不愿去幼儿园。每天早晨撒娇耍赖，哭哭啼啼，想留在家里。我终于弄明白，原来他不敢在幼儿园做早操。他太自卑，太难为情，以为他的动作，定是极古怪的，定会引起哄笑。
我便答应他，做早操时，到幼儿园去看他。我说话算话。他在院内做操，我在院外做操。有了我的奉陪，他的胆量壮了。
事后我问他：“如果你连当众伸伸胳膊踢踢腿都不敢，将来你还敢干什么？比如看见一个小偷在公共汽车上扒人家腰包，你敢抓住他的手腕吗？”
他沉吟许久，很严肃地回答：“要是小偷没带刀，我就敢。”
我笑了，先有这点胆量也行。
我又对他说：“只要你认为你是对的，谁也别怕。什么也别怕！”
我希望我的儿子在这一点上将来像我一样。谁知道呢？
总而言之，我不是位尽职的父亲。儿子天天在长大，我深知对他的责任将更大了。我要学会做一位好父亲，去掉些自私，少写几篇作品，多在他身上花些精力。归根结底，我的作品，也许都微不足道。但我教育出怎样一个人交给社会，那不仅是我对儿子的责任，也是我对社会的责任。
我不希望他多么有出息——这超出我的努力及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