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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黑色的，笔身粗大，外观笨拙。全裸的笔尖、旋拧的笔帽。胶皮笔囊内没有夹管，吸墨水时，捏一下，缓慢鼓起。墨水吸得太足，写字常常“呕吐”，弄脏纸和手。我使用它，已经二十多年了。笔尖劈过，断过，被我磨齐了，也磨短了。笔道很粗，写一个笔画多的字，大稿纸的两个格子也容不下。已不能再用它写作，只能写便笺或信封。
它是我使用的第一支钢笔，母亲给我买的。那一年，我升入小学五年级。学校规定，每星期有两堂钢笔字课。某些作业，要求学生必须用钢笔完成。全班每个同学，都有了一支崭新的钢笔。有的同学甚至有两支。我却没有钢笔可用，连支旧的也没有。我只有蘸水笔，每次完成钢笔作业，右手总被墨水染蓝。染蓝了的手又将作业本弄脏。我常因此而感到委屈，做梦都想得到一支崭新的钢笔。
一天，我终于哭闹起来，折断了那支蘸水笔，逼着母亲非立刻给买一支吸水笔不可。
母亲对我说：“孩子，妈妈不是答应过你，等你爸爸寄回钱来，一定给你买支吸水笔吗？”
我不停地哭闹，喊叫：“不，不，我今天就要。你去给我借钱买。”
母亲叹了口气，为难地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这月买粮的钱，是向邻居借的；交房费的钱，也是向领导借的；给你妹妹看病，还是向领导借的钱。为了今天给你买一支吸水笔，你就非逼着妈妈再去向邻居借钱吗？叫妈妈怎么张得开口啊？”
我却不管母亲好不好意思再向邻居张口借钱，哭闹得更凶。母亲心烦了，打了我两巴掌。我赌气哭着跑出了家门……
那天下雨，我在雨中游荡了大半日不回家，衣服淋湿了，头脑也淋得平静了，心中不免后悔自责起来。是啊，家里生活困难，仅靠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每月寄回几十元钱过日子，母亲不得不经常向邻居开口借钱。母亲是个很顾脸面的人，每次向邻居家借钱，都需鼓起一番勇气。
我怎么能为了买一支吸水笔，就那样为难母亲呢？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对不起母亲了。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靠自己挣钱买一支钢笔。这个念头一产生，我就冒雨朝火车站走去。火车站附近有座坡很陡的桥，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帮拉货的手推车夫们推上坡，可讨得五分钱或一角钱。
我走到那座大桥下，等待许久，不见有推车来。雨越下越大，我只好站到一棵树下躲雨。雨点噼噼啪啪地抽打着肥大的杨树叶，冲刷着马路。马路上不见一个行人的影子，只有公共汽车偶尔驶来驶去。几根电线杆子远处，就迷迷蒙蒙地看不清楚什么了。
我正感到沮丧，想离开，雨又太大，等下去，肚子又饿，忽然发现了一辆手推车，装载着几层高高的木箱子，遮盖着雨布。拉车人在大雨中缓慢地、一步步地朝这里拉来。看得出，那人拉得非常吃力，腰弯得很低，上身几乎俯得与地面平行了，两条裤腿都挽到膝盖以上，双臂拼力压住车把，每迈一步，似乎都使出了浑身的劲儿。那人没穿雨衣，头上戴顶草帽。由于他上身俯得太低，无法看见他的脸，也不知他是个老头儿，还是个小伙儿。
他刚将车拉到大桥坡下，我便从树下一跃而出，大声问：“要帮一把吗？”
他应了一声。我没听清他应的是什么，明白是正需要我“帮一把”的意思，就赶快绕到车后，一点也不隐藏力气地推起来。车上不知拉的何物，非常沉重。还未推到半坡，我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双腿发软，气喘吁吁。那时我才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钱并非容易挣到的。即使一角钱，也是并非容易挣到的。我还空着肚子呢。又推了几步，实在推不动了，产生了“偷劲”的念头。反正拉车人是看不见我的。我刚刚松懈了一点力气，就觉得车轮顺坡倒转。不行，不容我“偷劲”。那拉车人，也肯定是凭着最后一点力气在坚持，在顽强地向坡上拉。我不忍心“偷劲”了。我咬紧牙关，憋足一股力气，发出一个孩子用力时的哼唷声，一步接一步，机械地向前迈动步子。
车轮忽然转动得迅速起来。我这才知道，已经将车推上了坡，开始下坡了。手推车飞快朝坡下冲，那拉车人身子太轻，压不住车把，反被车把将身子悬起来，腿离了地面，控制不住车的方向。幸亏车的方向并未偏往马路中间，始终贴着人行道边，一直滑到坡底才缓缓停下。
我一直跟在车后跑，车停了，我也站住了。那拉车人刚转过身，我便向他伸出一只手，大声说：“给钱。”
那拉车人呆呆地望着我，一动不动，也不掏钱，也不说话。
我仰起脸看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原来是母亲。
雨水，混合着汗水，从母亲憔悴的脸上直往下淌。母亲的衣服完全淋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湿漉漉地贴在身上，显出了她那瘦削的两肩的轮廓。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望着母亲，母亲望着我，我们母子完全怔住了。
就在那一天，我得到了那支钢笔，梦寐以求的钢笔。
母亲将它放在我手中时，满怀期望地说：“孩子，你要用功读书啊。你要是不用功读书，就太对不起妈妈了……”
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一刻都没有忘记过母亲满怀期望对我说的这番话。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母亲变成老太婆了。那支笔，也可以说早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但我，要永远保存它，永远珍视它，永远不抛弃它。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儿的那份喜悦。我日夜祈祷的就是这回事儿。真是的，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躲在一个地方哭了，那一时刻我最想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一九六三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的人们的严重威胁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买煤买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每个月都要买粮买煤买劈柴，加上母亲平日给我的一些钢镚儿，渐渐积攒起来就很可观。积攒到一元多，就去买小人书。当年小人书便宜。厚的三毛几一本，薄的才一毛几一本。母亲从不反对我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去出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了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我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
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两撇小胡子，一副格里高利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出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地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
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
母亲说着，就在台阶上坐了下来，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格里高利”也出来了一次。
“还坐这儿？”
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嘿，静坐示威……”
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上，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个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
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十分自尊的女人的尊严。
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
终于“格里高利”又走出来了。
“嗐，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
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
“格里高利”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格里高利”，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咕哝道：“哟哈，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
“格里高利”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檐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一撇小胡子。
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
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
“格里高利”以将军命令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气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
“格里高利”转身就走。
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我的同代人，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里的话，你们为我做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亲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呵！
但我想拥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
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
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到母亲的工厂向母亲要钱。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为了每月二十七元的收入，又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中世纪奴隶作坊式的街道小厂。
一排破窗，至少有三分之一埋在地下了，门也是，所以只能朝里开。窗玻璃脏得失去了透明度，乌玻璃一样。我不是迈进门而是跌进门去的。我没想到门里的地面比门外的地面低半米。一张踏脚的小条凳权作门里台阶。我踏翻了它，跌进门的情形如同掉进一个深坑。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
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压抑。不足二百平方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那些女人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丰厚或者干瘪的胸脯。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这使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濡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她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
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扫视一遍，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你找谁？”
一个用竹篾子拍打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
那毛茸茸的褐色的老头像一只老雄猿。
“找我妈！”
“你妈是谁？”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那儿！”
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热力烤着我的脸。
“妈……”
“……”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我熟悉的一双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
“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行……”
“……”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皲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刻我努力想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象，然而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我为自己十五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角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得给你钱的吗？！……”
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从此我拥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
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别人劝慰，我自己就会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乃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地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唤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吗？
我每每一笑了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那条旧北京假影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他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需要十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等真开拍了，能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
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太紧密了。
而我认为这是很荒唐的。
而我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囔着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两千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哪？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要发急吗？……”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给我自己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
父亲怒冲冲地就走出去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羞愧。
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
父亲还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景于中国的一个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当父亲穿上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后，别提多么像一位朝鲜族老人了。那位朝鲜导演也一直把他视为一位朝鲜族老人。后来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惊讶，也对父亲表示了很大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地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吗？”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以及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
忽然父亲长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
父亲说：“你不懂。”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
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说：“那你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的？”
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是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
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
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吗？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吗？”
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
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
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然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
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哪里有父亲的影子……
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
妻说：“走过去了。”
是啊，父亲所“演”，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
在我写这篇文字时，又有人打来电话—
“梁晓声？……”
“是我。”
“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啊！……”
“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对不起……”
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对方的歉意。
如今，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太多了，很多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
有些事，在我，也渐渐地开始不很认真了。似乎认真首先是对自己很吃亏的事。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
这大概首先与他的意愿是分不开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肯定是他的一份儿愉悦。人对自己极反感之事，想要认真也是认真不起来的。这样解释，是完全解释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儿子，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解释，则证明我对自己的父亲太缺乏了解了！
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次奖状的建筑工人。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予建筑工人，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伟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十几年、几十年地，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冠环之功。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愿我们的生活中，将对他人之事的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之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父亲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
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不免地问我自己——在生活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个“本色”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