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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能的鸦片

鸦片,是古代一种流传甚广的“万能药”。

在《伊利亚特》中,荷马(Homer,前9世纪—前8世纪)描述过花园里种植的罂粟,这意味着罂粟的种植时间可以提前到公元前8世纪。后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认为罂粟花有麻醉性,盖伦也认为它有镇痛作用。

据史书记载,唐朝乾封二年(667)拂霖国(即大秦,东罗马帝国)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是当时西方的灵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鸦片等,可以治痢疾、解毒、镇痛等。

在宋代,罂粟的籽和壳被当成治疗痢疾的特效药,宋人甚至认为,用罂粟配药能解毒、治痔疮。苏轼(1037—1101)有诗:“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莺粟”即罂粟。许多宋人还将罂粟制品视为保健品,而根本未注意其成瘾性和毒性。

宋末,蒙古军队多次西征,从西方带来不少罂粟制品。元朝名医朱震亨(1281—1358)提醒人们,注意罂粟的危害。

朗德姆(laudanum,鸦片酊)是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配制的一种药剂,含有黄金、珍珠粉等,其主要成分是鸦片。这个名字或许是帕拉塞尔苏斯从拉丁语(ladanum,意为“赞美”)改造而来的,现在仅指鸦片的酒精酊剂——10%的鸦片粉溶于高纯度的蒸馏酒中。朗德姆甫一出现,就大受欢迎。一个著名的使用者是提出血液循环理论的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

哈维在剑桥大学学习艺术与医学,毕业后到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深造。近代科学先驱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1642)当时就在那里执教。哈维在意大利学习到了静脉瓣的知识。回到伦敦后,他与英王詹姆斯一世(JamesⅠ,1566—1625)的御医的女儿结婚,事业发展顺利,还于1607年成为英国内科学院(College of Physicians)会员,其本人也在科学界非常活跃。

哈维持续进行解剖学研究,他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做实验,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1618年,他正式担任王室御医。他在1628年发表了《论心脏和血液运动》( Anatomical Exercise on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and Blood in Animals )一书,原文为拉丁文,1653年才出英文版。在书中,他诚挚赞美:“(心脏)像一个王国的国王,是整个王国的基础……所有的权力都从他而来,所有的恩典都源于他。”虽然他的理论被教会批判,业务量下降,但由于受到英国王室的庇护,哈维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可是,王室很快与议会发生矛盾,继而内战爆发。清教徒克伦威尔新建的“新模范军”击败了王室军队。战争结束后,哈维被罚款200英镑。虽然他的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他是近代史上少数几位在世时看到自己理论被认可的人),哈维仍然生活在痛苦之中。他患有痛风、肾结石等疾病,于是在晚年嗜好朗德姆酊剂,并且成瘾。

英国医生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1624—1689)写了多部医学书籍,被许多欧洲医学院校当作教材,他还推动了分类学运动。当时,疾病的概念并不明确,他认为人、动物、植物相关的每一种疾病都有不同的性质。西德纳姆强调诊疗中要仔细观察,被称为“英国的希波克拉底”。对于鸦片,他盛赞:“在所有上帝赐予人民缓解痛苦的灵药中,没有一个能比鸦片应用更广泛,效果更显著。”

托马斯·多弗(Thomas Dover, 1660—1742)是西德纳姆的学生。多弗小时候曾患天花,西德纳姆使用放血疗法、饮用啤酒、在通风凉爽的环境中卧床休养等方法,使多弗痊愈。

多弗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有过一段行医经历。不过他被航海冒险吸引,多次担任船长,组织出海。在航海途中,他还救了一位滞留荒岛的人——亚历山大·塞尔柯克(Alexander Selkirk,1676—1721),给了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写作《鲁滨逊漂流记》的灵感。

多弗通过航海探险,积累了大量财富。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进一步鼓励海盗行为,私掠船(privateer)获得的财富可以全部留下(以前要上缴王室三分之一)。多弗的财富热情也被点燃,他和布里斯托(Bristol,英国港口城市)的政要、商人一起组织了一个辛迪加海盗船队。起初他们抢夺颇丰,但很快不少船员染病,最终只能低价处理抢来的财物。多弗一行于1711年回到英国,又被东印度公司以“侵犯其在特定海域的贸易垄断权”起诉,赔偿了6000英镑。

英国当时执政的托利党党首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1661—1724)想从西班牙在南美的利益中分一杯羹,他的一位律师朋友向他推荐了多弗。成立于1711年的英国南海公司(The South Sea Company)是一家特许贸易公司,由托利党人策划,并由英国政府发行1000万英镑的短期国债组建。据说笛福也参与了这家公司的成立策划。

很快,多弗入职南海公司,担任公司在南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表,把南美的兽皮、木材等货物运回英国,并从英国中转奴隶到南美。

表面上这是一家专营南美洲贸易的特许公司,但实际上是一个协助政府融资的私人机构,分担政府因战争而欠下的债务。南海公司业务稀少,直到多弗于1717年被辞退,一共才开展了三次航海运输。

1720年,南海公司打起英国长期国债的主意,与英格兰银行竞争,并通过贿赂、虚假宣传等,使议会通过“南海计划”,营造出美好前景。结果公司股价短时间涨了数倍,全民狂热,但泡沫最终破灭。为应对金融市场的动荡,英国议会专门出台《泡沫法案》( Bubble Act ),辉格党人上台。

多弗被辞退后,转变为职业股民,天天往伦敦的交易所跑。南海金融泡沫事件中,多弗血本无归,大科学家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也在这只股票上蚀本离场。

多弗只得重操旧业,干起医生老本行。他很快发明了一种制剂——多弗粉剂(Dover′s Powder),由吐根、钾盐、甘草、鸦片研磨而成,放入葡萄酒中饮用。多弗粉剂受到了普遍欢迎,很快传遍整个欧美,多弗也免于贫困。

英国医生理查德·米德(Richard Mead,1673—1754)是传染病学的先驱,他将鸦片描述为“世界上最高尚的药物之一”,不过,米德在《毒物的机制描述》( A Mechanical Account of Poisons )一书中主张谨慎使用鸦片,他认为过量使用鸦片会导致呼吸困难,表现出类似醉酒的症状,他称之为“挥发性精神”。

1837年,美国纽约医生约翰·B.麦克蒙(John B. McMunn,约1803—1867)发明了一种鸦片酊替代品,在鸦片与酒精混合之前先用乙醚处理异味。“麦克蒙的鸦片灵药”(McMunn′s Elxir of Opium)成为美国畅销的止痛药,并治疗“歇斯底里症”、癫痫、抽搐、百日咳、狂犬病、破伤风,甚至“神经易怒症”。

与此同时,鞋匠佩里·戴维斯(Perry Davis,1791—1862)与儿子在1839年制作了一种鸦片制剂——蔬菜止痛药(Vegetable Pain-Killer),后来改称佩里·戴维斯止痛药,并于1845年申请了专利。它其实也由酒精、鸦片及一些草药混合制成,可以外敷,也可内用。他们夸耀这种药物是“纯蔬菜”“任何家庭都不应该没有它”。在之后40年中,它走出美国,成为全球知名的药物。美国内战中,多种鸦片类制剂被大量使用,据估计,约40万士兵因药物原因导致鸦片上瘾。

除了这些鸦片万能药外,还有一些用于儿童的鸦片药物。“斯蒂克尼与颇尔的止痛糖浆”(Stickney&Poor′s Paregoric Syrup)其实是46%的乙醇溶液,每盎司 含有0.1克鸦片。它专门为新生儿和婴儿制备,仅乙醇含量就比伏特加、威士忌或朗姆酒(40%乙醇)高,其中鸦片含量相当于11.7毫克吗啡,这肯定会让婴儿入睡。“温斯洛夫人的舒缓糖浆”(Mrs. Winslow′s Soothing Syrup)生产于1845年,她在为婴儿做护士的时候,发明了这种配方制剂,每盎司含有65毫克吗啡,也被用于安抚婴儿和幼儿。

一开始,鸦片被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作为药品输入中国,很快流传开来。雍正七年(1729)清廷发布鸦片禁令。不过,1793年,英国人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团访华失败后,外国走私鸦片迅速增加。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方式是,向殖民地印度输入纺织品,并把当地生产的鸦片输入到中国,换取中国的茶、丝和白银,再输入回英国。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在19世纪前40年暴增,数百万中国人染上毒瘾,家破人亡。中英关于鸦片的矛盾最终导致鸦片战争。

到20世纪初,世界认识到鸦片对人类的危害。在美国的提议下,1909年2月1日—26日,“万国禁烟大会”(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在上海外滩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召开。

唐国安(1858—1913,曾是第二批公派留美幼童。首任清华大学校长,彼时正处理美国庚款留学计划的“游美学务处”事宜)担任中方代表,陪同立宪派大臣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参加会议。唐国安在万国禁烟大会上发表了英文总结性禁烟演说,代表中方提出了四项议案。大会推动各国于1912年1月在海牙召开国际禁毒会议,签订了第一个国际禁毒公约《海牙禁止鸦片公约》,鸦片的使用才被逐步禁止。 BR0cwjxQhcad9/04z351ZkbmbsYPR3485ZvyHx6hE1k8NEW6Q4zwDfcwiE0TNl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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