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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典历史悠久，在古代文明中就已经出现，3000年前的古埃及就有类似的医学文献，很多人把公元77年前后希腊医生迪奥斯科里季斯（Dioscorides）的《药物学》一书（记载了约600种生药）视为最早的药典。
《神农本草经》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药典。而我国官方出版的最早药典《唐本草》就吸收借鉴了《神农本草经》。《唐本草》是唐朝时期修订的各类方剂的官方参考书，全书共54卷，收集药物800余种。657年，苏敬（599—674）上书唐高宗李治（628—683），认为南朝陶弘景所编写的《本草集注》错误太多，请求修订。于是李治任命长孙无忌（？—659）、李勣（594—669）领衔，苏敬等22人共同编修新本草。长孙无忌是文官之首，李勣则是武将之首，这个配备不可谓不重视，但是，这恰恰说明当时的医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独立性。
没有意外，类似的官修本草没能流传下去。到了明朝，李时珍（1518—1593）又历尽艰辛编著了《本草纲目》。这也说明医学在儒学当道时，只能利用很少的社会资源，医学研究只能靠医师自身一系的积累。
唐朝的雕版印刷对于佛教（佛经）的推广起到了很大帮助，可对医学知识的传播作用有限。民间有需求，但知识的传播却需要花费资源，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没有相应的教育机构主持，或者资本的助推，知识传播的需求无法被满足。
我国早在西周就出现了太学。后来孔子（前551—前479）普及了私学，并形成了崇古抑今、尚中庸、重实用的儒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但各家有医者，有辩士，有学者，还有向宗教发展的倾向，但就是没有形成正式的教育、研究机构，包括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墨家也没有。稷下学宫其实也是官学。汉朝时再次成立太学作为最高学府，但医学仍不在其研究范围内。最著名的太学生刘秀（前5—57）建立了东汉，并把太学继续发扬光大，一度太学生达到三万余人。但儒学的地位被确立，法家的策略被采用，类似西汉盐铁论之类的大型政策探讨，已经没有存在空间了。
中国的科学进步只能靠一些有想法的官员和灵巧聪慧的工匠、艺人。宋朝以后，私人书院大行其道，但与国子监一样，依旧与医学等科研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