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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见证了世界资本的主体，从商贸资本，演变到了产业资本。特别是在美国，钢铁工业、石油工业都见证了垄断资本的诞生。文明的触角蔓延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传统的海盗、抢掠行为被禁止，殖民的方式也一再被规范化。但传统的战争征服思维并没有被市场博弈思维取代，特别是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积压，濒临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制药工业有较大摧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很多药企通过维生素等品种发展。而百浪多息、青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的研发，开启了制药工业的第二次飞跃。特别是青霉素的研发过程，带动了美国的制药企业飞跃。
德国以拜耳、默克、赫奇斯特为首的制药企业在“一战”前居世界主导地位，但“一战”中德国公司被对立国监管，美国默克公司独立了出来。拜耳公司的俄国分支也在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没收。“一战”后，美国的惠氏（Wyeth）、礼来、施贵宝等药企在英国建分支机构，初步开启国际化发展模式。
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为工业资本的突飞猛进提供了技术条件。而机械、能源、电力、交通等行业技术在发展中形成了标准化和模式化，这就为垄断资本的产生提供了管理条件。金融资本在产业集中的过程中，推波助澜，在高度自由竞争的美国市场，垄断资本反而比在欧洲更早更快地出现。由于美国的工会远不如欧洲的成熟，所以垄断资本既控制了价格，同时又控制了工资，导致美国成为经济危机的策源地。当然，1857年的经济危机爆发时，美国尚未形成垄断资本，但当时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利益体已经形成，起到了垄断的作用。
而欧洲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工资、福利协商权利，使欧洲有较高的对抗危机的社会弹性，虽然不能保证自身幸免于危机，但起码没有成为经济危机的策源地。
1870年后，洛克菲勒集团这样的庞然大物集中出现，让多数美国人惶惶不安。所以才有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总统的反垄断措施。他认为，“政府控制的完全缺位导致了金融界和工业界中自然人和法人力量（或公司力量）的惊人增长……为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应该有权力检查大公司的运作。”西奥多·罗斯福在任期间调查了几十个垄断集团，增强了美国政府的宏观资源调配力。
罗斯福有很高的爱国热情，在美西战争中美国击败西班牙，后来在他的鼓励下，他的幼子加入空军，在“一战”中阵亡。但也正是在他任期内，《排华法案》被永久化。
不过，在欧洲各国竞争加剧的情形下，各企业反而开始向美国的垄断企业学习。1903年，已经成为拜耳公司董事长的杜伊斯伯格到美国推销海洛因和阿司匹林，并考察了美国企业模式。1904年，德国化工巨头阿克发（Agfa）、巴斯夫和拜耳等企业宣布开展合作。“一战”期间，另外五家化工企业加入了这一利益集团，分别是卡塞拉（Cassella）、格里斯海姆（Griesheim）、韦勒（Weiler）、赫奇斯特和卡勒。“一战”战败后，德国化工企业面临更大的困境。
以氨合成为基础的纯碱工业为多个行业提供了基本试剂，以氨为基础合成的硝酸铵更是肥料和炸药的原料。在巴斯夫公司主持氮气与氢气高压合成氨大生产工艺的卡尔·博施（Carl Bosch，1874—1940）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在他的提议下，德国八家公司于1925年，正式组成了“染料工业辛迪加集团”（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I.G. Farben AG），即IG法本公司，博施成为公司首任董事会主席。这一集团资本总额高达11亿马克，员工总数也超过了10万。仅仅四年后IG法本公司就已经在全世界的93个国家建立了超过500家分公司。
为了对抗来自IG法本的竞争压力，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ICI）成立于1926年，由当时英国四家最大的化工公司合并而成。而美国则支持杜邦公司（杜邦公司在曼哈顿工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发展。
1925—1930年，IG法本公司获批的塑料专利数量，相当于全球过去140年在该领域所获专利数的两倍。在乙烯树脂领域，全球四分之一的专利也记录在IG法本公司名下。杜伊斯伯格此时骄傲地说：“我们的研发已经精细化、程序化，不再需要（科研人员的）英雄主义了。”这对于成熟的工程技术领域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若要开拓新的领域，或对原有的领域升级换代时，这种思维却会阻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