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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参与其中的人不能协调他们对风险的态度，那么关系可能会和谐，也可能会崩溃。你会和酒后驾车的人或者蔑视交通法规超速驾驶的人同行吗？如果有人坚持要你做你觉得不安全的事，那么你还会花时间和他在一起吗？当一些朋友或同事无视戒掉吸烟、酗酒或赌博等自我毁灭的行为时，你会怎么做？
在商业领域，不仅是天赋或技能造成了差异，性格往往在风险判断中体现出来。商业伙伴关系破裂的最大原因之一是个性冲突。这往往与不同的企业愿景重叠，风险态度是两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作中，风险敏感度和经验的不同会影响团队协作程度，以及管理层如何处理艰难的选择，比如是否要在安全、法律和股东资金方面冒很大的风险，这些是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行为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关于糟糕的企业风险决策的头条新闻似乎永远不会停止：违规排放、交易失误、丑闻不断。但这些问题远比因为困境而上头条的公司本身要严重得多。
铺天盖地的新闻和社交媒体资讯提高了公众应对风险的意识，以及我们可能持有的误解。新技术给那些控制它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同时也把其他人甩在后面。随着结构性变化动摇了工作的未来，越来越少的人将朝九晚五的工作视为安全的保证，越来越极端的气候威胁着家庭、社群和企业。
潜在的全球灾难风险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势不可当，以至于许多人对此视而不见。我们的反应在过度保护自己免受某些风险、忽视其他风险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可疑风险之间摇摆不定。这些紧张关系只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而加剧。我们对风险的无视正在扩大当今一些最危险的全球断层线，尤其是不平等加剧以及与之相关的民粹主义浪潮。在政治动荡、经济痛苦和全球秩序崩溃之际，人们不知所措，他们感到对自己命运的掌控越来越弱。
新冠大流行只会让这种微妙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正如我们所知，一种看不见的病原体潜伏着，人们对它知之甚少，这已经颠覆了我们的生活。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各国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应对，这与其领导人和公民如何看待风险密切相关。在政府权威性薄弱或缺失的情况下，个人对自己和他人面临的风险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进而导致危险增加或降至最低。决策者和企业以及每个人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戴不戴口罩、是否保持社交距离、是否命令人们待在家里以及是否遵守相关规定，都影响到每个人的安全。拒绝采取预防措施成了向对抗病毒和努力遏制疫情的人发出的挑衅声明。
但不确定性现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希望，就像人们说的，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许多人已经看到，当政府和公民没有意识到明显的危险并采取行动防止或至少将损害降至最低时，情况可能会变得多么糟糕。
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所做的风险决策影响着企业和经济是创造、创新和繁荣，还是墨守成规、低迷和衰败，它们可以塑造消费者信任或不信任企业的环境。社会鼓励或禁止的冒险行为具有广泛的影响：创造或摧毁财富，支持圣人、江湖骗子、独角兽或庞氏骗局。如此多的政策本质上都与风险有关：税收、教育、法律法规、医疗保险体制、社会保险、移民、基础设施和技术。而且通常情况下，由于政府应对风险的政策要么推进过多，要么判断过少，风险这个“金发姑娘”往往令人难以捉摸。
我们在工作方式、为谁工作、变化速度以及做出工作决定的方式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将使每个人更好地理解为何风险变得更加重要——无论我们是“为人工作”，还是在零工经济中工作，是领导企业还是投资企业。随着工作场所安全网络的萎缩，越来越多潜在的全球危机似乎超出了人们的控制，风险关系中的公共危机一直在增长。当我们周围的人误判了自己和他人面临的风险时，糟糕的风险素养很难分辨出威胁有多大或有多大的可能性，这让我们每个人都更难保护自己。
西方式“直升机父母”或者家庭保姆笼罩在软垫操场的孩子头顶上。虽然X世代（1965—1980年出生的一代人）和更早一代的美国孩子或多或少有些散漫，但今天太多的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施加了更严格的管束，试图保护他们免受任何可能的风险。大学生则要求“安全的空间”，以远离情绪困扰或冒犯的可能性。
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引发了人们对专家和政府的下意识反应。政府和专家都看到了公众对自己的信任度大幅下降。科学已经被反疫苗接种者和否认气候变化的人取代，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是有风险的，以便为自己创造一种错误的控制感，这也给其他人增加了风险。
即使有些人做出危险的风险决策以试图挑战不受欢迎的现实，但结果总是徒劳的，而另一些人则渴望他们可以控制积极的风险体验。这催生了新的和不断增长的商业趋势：极限运动和其他高风险活动、模拟囚禁的“密室逃脱”、模拟风险的暴力视频游戏，以及颂扬风险的媒体。
许多观察人士批评了对于限制风险过于热心的努力，并抨击以技术取代现场体验的方式。他们提出，这种文化转变是我们自愿选择对风险的新型痴迷的背后原因，而且我们对此有更多的控制权。
西方社会一直在努力控制某些类型的风险，而任由其他类型的风险泛滥，以至于我们剥夺了下一代人准确感知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里，太多的人已经失去接受这一事实的能力，即在大多数事情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陷入一种错误对待风险的有害关系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系统性风险被忽视的社会里，风险被舒适取代。荷兰建筑师和城市理论家雷姆·库哈斯在2016年告诉《卫报》：“如果人们能从中学到什么，那就是风险对于一个充满活力和智慧的社会仍然至关重要。”他说的是尼日利亚拉各斯混乱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美观和功能。
在库哈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是对于建筑和社会中风险规避倾向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推崇越轨和不完美在培养创造力和人的能动性方面的作用（塑造结果的力量）。随着技术改变人类行为和社会，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仅仅谈论某个具体的风险或多个风险是不够的。现在是时候真正了解风险本身的性质，以及个人、组织、社群、国家和社会应对风险的方式了。我们也无法在一个复杂的跳跃性和反馈循环中将关于我们个人喜好的对话与关于塑造我们的文化和关系的对话区分开来，即使我们在塑造它们时也是如此。我们的文化、社会以及强化其价值观的制度会影响我们处理风险的方式。反过来，特别是在当今的社交媒体时代，我们会影响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