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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婆在应对明显的健康风险时表现得非常抗拒，她的医生担心她的腹部动脉瘤随时可能破裂。通常情况下，一旦腹部动脉瘤长到5厘米，医生们相信做手术的风险要比不做手术的风险低。 Bobonne 是比利时人对外婆的昵称，源自法语 bonnemère 。外婆直到瘤子长到6.3厘米时才同意做手术，这还是我们这些成年子女苦苦恳求她的结果。
还有一次，我的母亲在给外婆打电话打不通后去了她家。母亲发现80多岁的外婆因为试图移动一台大型老式显像管电视机扭伤了背部，正痛苦地躺在地板上。外婆对自身的莽撞行为可能导致的巨大风险毫无预见性，这显然是个问题。而且，当母亲坚持要带外婆去医院时，她很抗拒。这只是外婆避免采取医疗措施，直到其升级为危机的一个例子。她的固执己见成了我们对她所有记忆的一部分。
然而，虽然对健康风险的防范有所不足，但外婆能够很好地预见并防范其他可能出现的风险，比如挨饿的风险。当她在2010年去世时，我们在她的冰箱里发现了20磅黄油，在橱柜里发现了20磅糖。我不难理解外婆囤积食物的行为，这是“二战”期间她在比利时遭遇食物短缺时学到的。冰箱里的黄油旁边放着冷冻过的从菜园里收获的蔬菜，这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做法。
我也能理解她十几岁时为何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参加战争，当时她骑着自行车向抵抗组织传递信息，以阻止德国永久占领比利时。我试着想象外婆来回骑车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帮助那些与纳粹侵略者作战的人，无疑是一种让她感受到某种使命感的方式，一种无论多么渺小都有所作为的力量。在一个极度混乱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是一种值得冒的风险。与在美国一样，一位英俊、年轻、有创业精神的美国士兵战后想在比利时开一家爆米花店，非常可惜的是，这个想法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因为当时欧洲人仍然认为玉米是给猪吃的食物。
外婆因疏忽而放任健康风险的行为让我很难理解。和她的丈夫一样，她是一个长期吸烟者和酗酒者，即使在我的外公过早因中风而去世之后，她仍然无视这些习惯带来的风险。也许动脉瘤代表了现在和未来的某种风险，这使她感到无能为力，她决定不去处理它，或者说不去处理扭伤的背部——这是一种控制局面的反常做法。毕竟处理疾病威胁的手术意味着在麻醉下浑身无力，这将使她完全依赖外科手术团队。事实上，就像她不愿做手术一样，大多数人承担的最大、最常见的风险都是被动风险。由于先天的人类偏见、个人认知障碍和各种外部约束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人们会推迟处理这些已知的问题。
外婆在睡梦中（她的动脉瘤已经治好很久了）平静地去世后的十年里，她在生活中处理风险的矛盾做法一直困扰着我。同一个人怎么会在生活中某些方面的风险决策和行为上如此务实、积极和勇敢，而在其他方面却表现得如此固执和具有自我毁灭性呢？我想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与生俱来的个性、自身经历以及风险本身的性质。我也看到她不敢直面自己的健康风险是如何影响她的家庭的，尤其是我的母亲，因为外婆经常取消和医生的预约，我的母亲常常不得不重新安排她的日程。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升级为一场危机，这迫使我的母亲放弃了她正在做的事。我的祖父母正好相反，他们的房子和他们退休后居住的公寓总是井井有条。他们在90多岁的时候去世了，相隔只有几个月，除了离世的日期，其他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从预先凿好的墓碑到葬礼上的菜单（有瑞典肉丸和火腿），可以说应有尽有。而且与外婆不同的是，他们的财务状况都很好。
我的父母继承了他们父母在许多方面应对风险、不确定性和变化的态度。事后来看，我可以看出这些差异是如何解释他们的个性、如何决定他们在各种问题上的冲突的——从看似平凡的问题（比如应该多早去教堂）到其他更加严肃的问题。应对风险的态度决定了家庭的活力——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群体，都是一样的。
我自己与风险的关系是父母双方家庭元素结合的产物。随着经历新的事物、克服新的挑战、学习新的对抗风险的技能，这种关系也在不断发展。从很多人的标准来看，我是一个敢于承担风险的人。和所有人一样，我的风险选择也是好坏参半。我喜欢尝试新的菜肴，但是一旦找到喜欢的东西，我就会坚持下去，我几乎总是在我最喜欢的餐馆点同样的东西。我从不乱穿马路，我也非常注意饮食。在2011年被诊断出患有乳糜泻后，我别无选择，只能避免食用任何含麸质的食物，否则病情就会加重。我从不抽烟，定期锻炼身体，并且每年做一次体检。但这些年来，我的行为偏好随着我与风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当我更深入地了解风险是如何密切存在于我们身份的核心时，有两个问题显而易见地摆在面前，那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思考这一问题的时间有多短，以及有多少机会用于花时间从风险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想法和行为。
人们应对（或不应对）风险的方式引发了一系列其他问题，这不仅关乎外婆，也关乎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与风险的关系在我们做出决策时所扮演的角色。哪些风险值得冒？你和周围的人在识别风险和评估风险重要性方面做得怎么样？你对待积极的风险活动（比如蹦极或当日交易）与消极的风险活动（比如推迟看医生或交税）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专注于降低风险，而另一些人可能会在失败面前崩溃？为什么一些人在遭受重大冲击后会规避风险，而另一些人面对风险和克服风险的经历会激励他们去冒更大的风险，因为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管控风险？你的风险人格有多少是与生俱来的？有多少是从你的经历中衍生出来的？先天有多少，后天有多少？我们能训练自己在面对已知风险时采取不同的行动吗？是什么促使我们改变自己的风险行为，我们又该如何坚持这些改变？为了建立一种健康的风险关系，我们必须克服哪些障碍？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总而言之，我们将探索关于我们每个人都准备冒什么样的风险，以及如何定义和反映我们的目标、激情、优先事项和价值观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核心问题。
通过思考自己与风险以及与周围人的关系，你会更多地了解是什么造就了你。当涉及风险、创新和战略时，你将会更好地理解你所在组织的价值观、文化、优势和劣势。你将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社群、国家和世界的风险动态如何塑造你的选择。
我的专业聚焦于了解那些显而易见、可能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中的风险，而那些风险通常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让人们认识到，在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已经非常安稳的状态面前，人是多么脆弱。这始于我撰写的有关新兴市场主权债务和信贷风险的文章。2007年当我成为位于纽约的世界政策研究所所长时，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思考组织风险和治理问题，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来袭的时候，这个智库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开始重新启动，之前作为大学的一部分存在了16年。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做了一段时间的智库工作后，我创办了灰犀牛公司。我现在全身心致力于帮助各类组织和政府认识到，当领导者和团队成员承认并应对风险时，是什么造成了差异性，以及他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兴趣开始转变，研究范围不仅包括重大的政策风险，还包括涉及风险的个人信念、态度和行为的根源，以及它们如何与政府和组织做出的决策相互影响。
我在2017年出版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写到了政策风险和商业风险。“灰犀牛”这个标题来自我在2012年提出的一个术语，当时希腊及其债权人达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协议，以避免灾难性的违约风险。“灰犀牛”概念只是一个工具，用来探索为什么有些人站出来避免危机，而有些人却放任自己被风险摧毁。通过使用动物形象，遵循伊索寓言和其他故事中讲述的人的传统，我希望能激发人们对这种两吨多重、长角的危险动物的情感共鸣，提醒所有人在规避风险方面远不如自己想象中那么好。我也想让人们不仅意识到承认这种人性的失败并不可耻，而且意识到人是多么脆弱。这让我们获得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利用“灰犀牛”的分量来推动我们前进，而不是被它们践踏。
我所从事的全球金融和政策方面的工作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政府和商界领袖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他们一方面淡化、忽视、否认或者完全无视显而易见的风险；另一方面，决策者会及时采取行动阻止或者至少将经济或安全的威胁最小化。与此相关的流行概念是“黑天鹅”，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流行的一本关于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同名书中讲到了这一概念。“黑天鹅”启发了人们更认真地思考，我们多么容易被措手不及、不可想象的事件和危机冲击。但当人们开始努力寻找那些不可预见的事件时，从定义上来说这是一件愚蠢的差事，以至于他们更有可能忽略那些通常可以避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在我们面前，我们有更好的机会去避免它们。这种消极、宿命的心态反而矛盾性地增加了风险，因为它给金融专业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轻松的脱身之道：啊！“黑天鹅”，没人看到它的到来。
2017年7月，中国政府开始使用“灰犀牛”一词。正如我所希望的，政策制定者可以使用我创造的这个词，以引起人们关注需要迅速应对的显著风险。在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期间，中国政府高层官员讨论了避免极有可能出现的灰犀牛风险的重要性，并表明了防范化解这类风险的意向。《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强调了这一信息，意指政府即将处置金融风险这头“灰犀牛”。交易员们非常重视这一警告，一天之内就把高风险公司的股价降低了约5%。“灰犀牛”一词迅速在全球传播，在韩国、马来西亚、卡塔尔、土耳其、越南、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巴西以及整个拉丁美洲和非洲都登上了新闻头条，正如这个词的本义那样，比喻将注意力和政府决策集中在那些非常明显但有可能避免的金融风险上。
就在中国对其金融风险中的“灰犀牛”进行深入讨论之际，美国向其金融市场泡沫注入了更多的空气，并将公司债务和预算赤字推至创纪录的水平。尽管华尔街和政策制定者轻视了眼前的危险，但民众对于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和企业渎职行为引发的民粹主义感到愤怒，美国的政策“让富人更富”。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似乎没有从他们无法准确评估或应对显著风险的失败中吸取任何教训，而正是这些风险导致了十多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
中美两国在态度和政策上的强烈反差让我思考，为什么中国更愿意承认灰犀牛风险并采取行动，而美国那么多决策者和选民却似乎故意否认这些明确而现实的风险。我自己所在的国家尤其令人费解，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包含着敢作敢为的精神，以及有能力迎接挑战的信念，而过去许多其他国家都回避了这些挑战。那么究竟怎样解释这种差异呢？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把这些问题和外婆的故事联系起来，最终把“我”和“你”联系起来。我在巡回售书活动中的演讲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折。经常有人问：“如何将灰犀牛理论应用到个人生活中？”在上海，一个风雨交加的夏日傍晚，一个时髦的20多岁的中国男子向我索要签名并合影留念，他感谢我的这本书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帮助。
让我感到惊讶和欣慰的是，他能以这样一种个人化的方式把这个信息铭记于心，并且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一位女士告诉我：“我的婚姻的终结者就是一头‘灰犀牛’！我所有的朋友都意识到了，但我就是不想承认。”一名印第安纳州男子在博客上写道，他跑马拉松是为了给乳腺癌研究筹集资金，目的是打败他的一个朋友曾经面对并积极对抗的（乳腺癌）“灰犀牛”（到目前为止成功了）。我最好的朋友在她母亲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综合征后，以“灰犀牛”为依据，做出了最优的医疗保健和生活决策。印度一名八年级学生在一场全国性“数字戒毒”运动中使用了“灰犀牛”，以帮助人们戒掉对电子设备的依赖。
我的朋友和家人对从未完全抽出时间解决的经济问题支支吾吾，为他们还没有预约医生去医治慢性健康问题，或者为其他所有人都知道必须放弃的关系而苦恼。我装模作样地厉声斥责道：“你（们）没读过我的书吗？”后来开始奏效了！他们的问题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他们的反应往往是走走停停，前进两步，后退一步，但他们正在改变自己的行为：去看医生，或者去见会计师。读者将这个概念应用到他们自己遇到的“灰犀牛”的方式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我感到有一种吸引力，要从这个新的角度来追寻我心中的问题：是什么让那些行动起来的人，区别于那些面对生活中的风险与危机止步不前的人呢？为什么有些人宁愿放任问题恶化或者爆发，也不愿去解决它呢？在研究了几十年的金融、商业以及全球经济政策问题之后，我想知道这些问题会不会与我熟知的情况有很大不同，遵循这种新的个人方向让我感觉很有风险。
我向我的小圈子里的人寻求帮助，想知道该如何应对“灰犀牛”那强大的、有冲击力的、让人措手不及的影响。我有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朋友，他是一家开拓性环保私募股权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帮助我理解到，商业战略和个人挑战不是相互排斥的。不久前，他与他的投资团队会面，就投资组合中的公司情况进行了讨论。不客气地说，这些公司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他告诉我：“对于每一个案例，我们所做的尽职调查都有警示信号。”但这并不是商业模式、技术或市场状况造成的，公司领导层的个人问题导致了糟糕的风险决策：酒后驾车、家庭暴力。
“Me Too”（“我也是”）运动无疑表明了糟糕的个人风险决策与商业结果之间的联系——不仅是犯罪者被捕的后果，也是对受害者的影响。一位朋友分享了她所面临的艰难抉择，因为她在一次会议上遇到的人给她下药，对她进行了性侵犯，把她一个人留在了异国他乡。创伤演变成一场个人危机，如果她不去处理，她就可以预见这会影响她的职业生涯。回到工作岗位后，她站在两百名观众面前做演讲，同时隐藏了自己的内心创伤，她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工作岗位来治愈情感创伤。她说：“如果我继续工作，我会把我的团队都拖下水。”
这些对话让我茅塞顿开，我开始看到个人、商业和全球的“灰犀牛”之间是怎样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我对那些极可能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显著风险的专业性痴迷，至少部分源于我自己家庭内部相互冲突的风险动态。
当我开始寻找冒险者和风险厌恶者，以更好地了解他们应对风险的经历，以及塑造他们对风险的不同态度的影响因素时，我感到豁然开朗。当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他们从我问他们的问题中学到了多少东西时，我意识到这些对话是多么重要。我的问题是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他们是谁，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他们愿意冒什么样的风险来保护他们生命中所珍视的东西，这是触及每个人的核心问题。
虽然我被人们如何将灰犀牛思维应用到生活中的故事感动了，但当面试官问我个人的灰犀牛案例时，从我的内心来说，分享自己的弱项太冒险了！大多数时候，我坚持我在书中所讲述的故事，也就是我如何在进行口腔手术后，终于学会了定期去看牙医。但当我为这本书采访人们时，我觉得只有更深入地研究我自己与风险的关系，自己争论或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以及我的个人和职业灰犀牛是如何交叉的，这样才显得公平。对我来说，最大的风险总是涉及我的工作和我的健康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我学会更好地处理这些事之前，“工作狂”倾向影响了我的健康，这反过来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职业挑战。在我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为了适应每周在一家西班牙语报社工作35个小时，我每晚只睡6个小时，同时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学位。1991年秋，在假期休息之前，我带着一份课程清单走进了院长办公室，我宣布要去海地采访反对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的政变，但我不确定回家的时候机场是否还会开放。如果能成行，他们会让我的教授们知道我在哪里吗？我还曾利用其他的期中假期去报道萨尔瓦多战争的结束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抗议活动。
然而，与无视朋友们的警告相比，冒这些险显得苍白无力。朋友说我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忽视了个人的生活和健康。想到外婆，我知道我对健康的态度是诚实的。毕业后，我忙着应付紧张的金融记者工作，这是一段关系的最后喘息，周末我还在写我的第一本书。我的朋友一直试图让我放慢脚步，一位大学朋友不止一次告诉我：“多做人，少做事。”我长时间拒绝倾听这些声音，虽然正常情况下我可以很克制，但有一天我突然哭了起来，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事后看来，生活中的压力其实让答案变得显而易见。
1995年，我被诊断患有慢性疲劳综合征，遵医嘱请了病假。我最终别无选择，只能关注那些对我周围的每个人来说都很明显的事情，我需要休息一下，学会调整自己的节奏。在得克萨斯州与朋友们共度了一段时光之后，我恢复了体力，因为我做了很多早就该做的自我反省。我意识到我已经在工作中学到了我能学到的一切，我真正想做的是写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如果我不改变原有路径，我知道我只会再次生病。尽管我写的东西很有趣，我的故事也打动了金融市场，但我的朋友乔尔（一位有成就的记者）的话在我耳边回响：“你可以在专业上做得更好。”一种全新的与风险共舞的关系开始了，因为我学会了寻找安全感——不是通过传统的依靠工资和公司“保护伞”的方式，而是通过自我保护和做我最擅长的事情。
当我恢复健康可以回去工作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辞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往返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在兼职做自由撰稿人和编辑一份财经资讯杂志的同时，我收到了一份图书出版合同。你可能认为我站稳了脚跟、吸取了教训，然而并没有。通常在解决问题之后，我们忘记了需要努力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为什么公鸡打架：多米尼加人、海地人和伊斯帕尼奥拉岛之争》一书在1999年出版时大受欢迎。然而到了第二年，我厌倦了自由职业的不稳定性，接受了一份工作，担任一份专注于拉丁美洲资本市场的半月刊杂志的编辑。在最初的一年左右，我喜欢上了这份工作，重塑杂志的外观和内涵，提升了它的影响力。但我内心想要的更多，我忽视了新的挑战，很快就付出了代价。2001年夏天，我开始出现与6年前休病假时相似的症状：失眠、皮肤问题、偏头痛。对于一个要求工作时集中注意力的人来说，这些症状让人感到恐惧，我对工作失去了注意力和兴趣。我发现自己上地铁后走错了方向，在熟悉的街道上迷路了。幸运的是，虽然当时感觉不怎么幸运，但我不需要做出决定。科技泡沫的破裂以及随后的阿根廷债务危机注定了这份杂志的失败，我很快就失业了，离开了世界贸易中心对面的办公室——就在“9·11”恐怖袭击前两周。
在某些方面我很幸运，当我不开心或有压力时，我能感觉到身体上的压力，这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信号。但我必须学会注意这些迹象，显然只吸取一次教训是不够的。旧病复发提醒我，我必须不断提醒自己重视这个教训。
是什么驱使我正视一直竭尽全力忽视的风险呢？经历一场健康危机并不是让人震惊而采取行动的理想方式，但它是有帮助的。慢慢地，我养成了新的习惯。我养了一只狗，当我累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调整作息，还能让我振作起来。我专注于那些真正让我兴奋的项目，而忽略了那些不能满足我的内心世界的事情。我更加关注压力或热情的程度，把精力转移到让我兴奋的事情上，创造出“好的”压力。当我需要帮助和建议的时候，我变得更愿意向朋友求助。
这种进化不是像变魔术一样发生的，而是结合了我过去的经历——幸运地得到朋友和家人的支持，获得良好的医疗保健，在知识、技能和网络建设上的投资等。这些会帮助我渡过难关，以及重视自我意识并能随时调节，这还涉及权衡形成滞后改变的风险与屈服于惯性的风险。正如雄心勃勃的20多岁的年轻人（或任何年纪的人）都知道的，放慢脚步是一种很大的风险，但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在很多方面，我写这本书都冒了很大的风险。出版社喜欢容易归入以下类别的作品：自助类、商业类、政策类、政治类、经济类、心理学类。尽管与所有类别都相关，但这本书并不容易归入任何单一类别。我并不是试图削足适履，而是拥抱了来自超越传统界限的力量。冒险看起来因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要理解它，我们就需要通过多种视角来看清全貌。
正如新冠大流行所表明的那样，最大的风险是增大还是减小，取决于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个人、企业和政府都在保护我们的安全或将我们置于危险之中发挥影响力：你的邻居在杂货店是否戴口罩，商店采取何种预防措施来保护员工和顾客，以及政府有什么建议或要求。各国所面临的结果截然不同，这取决于公民、企业和政府如何看待风险和责任，以及他们据此采取了什么行动。
个人风险、政策风险、职业风险、经济风险、组织风险和全球风险交织在一起，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工作和世界，并最终决定了我们作为个人，在企业和政府中如何应对这些风险。理解动态反馈循环可以帮助我们将风险程度降到最低，并有勇气去拥抱积极的风险，走出舒适区，抛弃适得其反的习惯，走上一条发挥个人潜力的道路。
我们手上的这本书是《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的一面镜子。尽管我写作《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时考虑的是政策类和商业类受众，但它在深层次和个人层面上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这本新书面向寻求理解和改善个人风险关系的普通读者，其中的理念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高度相关。这本书是为这些读者写的：我在上海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遇到的年轻人，为自己的职业道路或感情、健康、财务方面的选择而纠结的人，希望更好地了解员工、选民及客户的企业和政府领导人。这本书也是为我在世界各地演讲时遇到的风险和业务具有衔接性的专业人士准备的，他们重复了一个口头禅，他们需要更好的方法来让公司的员工像他们一样认真对待风险。这本书还是为财务规划师和其他顾问写的，在你为家庭教育、住房、医疗保健和退休规划资金保障时，他们帮助协调几代人之间的风险态度和行为。这本书有助于指导政策制定者思考如何支持好的冒险行为、强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如何设计和传达他们所做的风险选择。这本书还能启发受这些决定影响的公民，政府需要他们的支持来做正确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并不受欢迎。
本书各章节将帮助商业领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思考他们的客户、合作伙伴和员工。在政府工作或担任决策角色的读者将学习风险视角如何改变你对选民需求的看法，从而改变你对优先事项的看法。所有读者都会明白风险状况如何成为比自身更重要的事情的一部分。这本书将促使你思考如何才能更清晰地了解周围人的风险信念和态度，以及打破好的风险与不明智风险之间平衡的系统、流程和政策，以便从中获益。
首先，我们来审视决定我们的风险敏感度以及感知风险角度的人格特征，分为以下几类：机遇或危险、可怕的新领域，或者仅仅是需要做的事情。我们还将深入探讨风险人格的起源，以及它们与信任、自信、创造力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你的风险人格有多少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源于你的经历？换句话说，有多少是天生的，有多少是后天培养的？你和周围的人在识别风险和评估风险重要性方面做得如何？
无论是你的个人关系还是工作关系，我们也将研究这些特性在团队动态中如何发挥作用，你周围的人如何影响你对风险的看法以及对风险刻板印象的真实成本——从错过的投资机会到糟糕的医疗效果。我们还将探索风险同理心如何改变这些动态。
然后我们将继续探查风险态度，这些价值观和信念塑造了来自不同人口结构、文化和国家的人看待风险的方式，风险本身的性质如何影响人们愿意容忍的程度，情感和理性风险权衡过程的区别，以及这两者的重要性。我们将探讨影响人们对不同类型的威胁反应方式的认知偏差，以及如何平衡情绪和理性反应。我们还将学习神经生物学因素——荷尔蒙、大脑以及我们的身体状态如何影响情绪、区分好风险与坏风险的能力，以及你是否承担了“正确”的风险。
我们将深入研究与个人、组织和政策相关的工具和系统，这些工具和系统可以优化关系、组织和社群之间的风险态度与行为。你将学会认识到良好的风险习惯及其在决策、团队合作和战略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要警惕好习惯带来的意外后果（比如系安全带后开车有可能更冲动）。
我们将探索能够支持良好风险生态系统的政策，以促进创造力和创业精神，并在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降低道德风险，这种风险是由于组织利用具有鼓励体系性冒险特征的系统而产生的危险。这包括每个人都需要做什么，以教育新的、有风险意识的一代，他们与不确定性、模糊性、失败和成功建立了非常健康的关系。
最后，我们将跟踪个人风险概况与企业和组织的健康状况之间的反馈循环。反过来，文化态度和政策生态系统如何塑造健康的经济和社会，或者在灾难边缘摇摇欲坠的经济和社会。这包括社会如何塑造成员对风险、道德、伦理和能动性的看法，公民、企业和政府如何共同努力来控制影响他人的风险，我们如何才能公平地分配与风险相关的收益和损失，从而让尽可能多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风险生态系统如何创造条件，促成一项投资或推动一个国家蓬勃发展。
贯穿始终，我们将触及目标、知识、控制感和能动性，以及社群动态对风险认知、态度和行为的作用。
无论你是首席执行官，还是雇员、政策制定者，或是公民、父母、兄弟姐妹、朋友，读完这本书，你都会对以下问题的答案有更好的理解：你和风险的关系健康吗？你和周围的人有多大的权力来改变风险带来的结果？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与你的风险态度截然不同的人之间的冲突？关于你是谁，你与家人、朋友、同事和社群的关系，你的风险指纹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