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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身后有国际新闻机构雄厚的财力和影响力支持，在冲突地区工作的记者仍然处境危险。对于自由撰稿人来说，他们的处境甚至更加危险，而这却是许多年轻作家踏进国际业务领域的必经之路。新闻机构从这个并不理想的体系中节省了很多钱，该体系其实是一种捉弄性的骗局，目的是确保有抱负的战地记者拥有坚定的信念去完成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
选择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需要具备某种特定的性格。资深记者弗兰克·史密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卢旺达、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和伊拉克等冲突地区完成了数十年的报道，并以无所畏惧而闻名。他甚至曾被拘禁在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中长达18天。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聚会上遇到了史密斯，他和朋友们一起在中美洲度过了一段时间，其间他们写了有关人权和内战的文章，内战曾导致该地区四分五裂。他喜欢捧腹大笑，拥有自信的眉毛和深邃的蓝眼睛，史密斯是那种你第一眼看上去就会喜欢的人。这些年来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史密斯因为沉迷于中美洲而从法学院退学，之后为了做一名新闻记者而结束了一段恋情，后来他开始为纽约的传奇报刊《乡村之声》和其他出版物撰写调查文章。他的人际交往能力、理智、幽默感和热情帮助他建立了一个连行踪变幻不定的游击队首领都在内的人脉网络。这些首领很难对人产生信任，并且容易被激怒。史密斯很快因为拥有别人无可企及的叛军消息网而闻名。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新闻编辑对中美洲失去了兴趣。因此，史密斯说服他的编辑支付了他去约旦首都安曼的部分机票费用，以及非常有限的每月花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让他住在一间预订了但没有使用的酒店房间里。1991年2月，随着战争逐渐平息，史密斯和《新闻周刊》派驻在此的冉冉升起的新星——摄影师盖德·舒斯特·格罗斯开始对伊拉克的什叶派与库尔德人起义着迷，小布什政府曾参与引发了这次起义，但没有支持它。这些年轻的记者开始计划和叛军随行，讲述他们觉得全世界都需要听到的故事。30年后史密斯告诉我：“我接受了随行这个概念，获得故事的方式是真正进入并分享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风险。这在1991年听起来有点漫不经心，但这正是美国随军记者的意义。”这种模式后来也成了记者与美军一起报道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方式。
在他们做准备的时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提出让史密斯使用大马士革分社的一台8毫米摄像机，但他们没有承诺购买他的作品，更不用说支付危险津贴了。他们的计划是拍一些出色的战斗镜头，让格罗斯的经纪人帮他们以同一个团队的名义出售这些视频。时隔多年后的今天，他表示：“承担那种风险看似是一种赚钱的方式，但我们完全误判了形势。我们从来没有给自己一个犯错的缓冲余地。”
1991年3月，史密斯、格罗斯和另一位为一家法国图片社工作的摄影师阿兰·布乘一艘临时木筏横渡底格里斯河进入了伊拉克。当萨达姆·侯赛因的坦克和武装直升机对叛军展开猛烈的反攻并将叛军击退时，这三名记者正在一名库尔德游击队员的陪同下待在基尔库克。萨达姆军队只花了7个小时就夺回了这座城市，库尔德人正在成群结队地逃离那里。
当一辆坦克向他们驶来时，史密斯和布跳进了一条战壕，在那里过了一夜，之后被士兵们抓住了。格罗斯和陪同他们的库尔德游击队员在附近的房子中寻找庇护。第二天早晨，史密斯和布醒来，听到房子里传来喊叫声，然后是枪声、尖叫声、更密集的枪声……随后便是一片寂静。他们看到一群伊拉克士兵正在离开，其中一名士兵肩上扛着的正是格罗斯的蓝色摄影袋，上面还挂着沾满血迹的记者证。伊拉克士兵很快发现这两名记者的藏身之处并逮捕了他们。
史密斯和布被蒙住眼睛审讯，并被指控为西方间谍。他们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被关押了18天才释放。
这段经历让史密斯更加注意权衡他的决策中的得失。他说：“我不得不向我母亲保证，除了一份实实在在有报酬的工作，我再也不接受任何危险的任务了。”他不再报道20世纪90年代战火纷飞的巴尔干半岛战争，而是专注于对他痛苦的经历做心理恢复。史密斯向自己保证：不再做交易性的新闻，不再只为了钱而接受任务。他不会再这样对待自己和家人了。
他投身于调查性新闻工作，尽管财务和安全方面的风险依然存在，但其人身风险却远小于从前。多年来，史密斯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折磨，转向瑜伽、佛教和鲁米的诗歌寻求疗愈，深度进行内省，以厘清自己的人生选择和未来的道路。
通过思考是什么把他带到基尔库克的战壕，史密斯清楚地看到了遗传和文化的影响，这些因素强化了他的冒险偏好。当他在新泽西长大的时候，他的中产阶级父母是如同“火球”一般精力充沛的人，他们的行为为他树立了榜样，他们的鼓励给他灌输了一种强大的信心，让他相信只要自己下定决心，就能做到任何事。他的意大利裔美国籍母亲培养了儿子身为男子汉的自豪感。他说：“母亲经常说，‘你是最棒的，要拥有坚定的信心’。”史密斯的父亲以身作则，教他如何坚持和维护自己。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父亲在自己开的商店里猛打一个抓住他并恐吓他的人。史密斯回忆说：“我父亲告诉那个家伙放开自己，而那个家伙不放手，所以我的父亲就用拳头狠狠地揍了他。”
史密斯的先天性情和成长经历使他充满了冒险精神，而他在其他冲突地区的经历让他更愿意做大多数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新闻机构雇用自由职业记者的方式使他承担的风险常态化。经济上的压力使他更加追求冒险行为，因为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史密斯说：“风险有一些令人十分兴奋的地方，那就是对个人的挑战。但与风险相伴的还有许多傲慢，在以后的生活中，你会学到一些负面的东西。你需要学会调整。”史密斯现在想知道，在1991年做出的与库尔德叛军随行的决定中，到底自己的傲慢与狂妄自大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当然，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但是他想要讲述的故事有那么重要吗？还是他有什么要证明的呢？他告诉我：“你必须学会问自己，其中有多少是自我主义，有多少是我的责任感？如果行动不成功，会有什么后果？”他还在为他的三人组决定是否和叛军一起留在基尔库克时所做的投票而烦恼。事后来看，史密斯想知道他的同伴们是否真的能坦然面对风险，还是有所保留却保持沉默。
他从那个灾难性的决定中学到的东西，加上多年来积累的智慧，教会了他磨炼自己的性情，并使他想要帮助他人从他的教训中受益。史密斯于2011年11月创立了全球记者安全组织，以帮助记者和国际组织减少他们在冲突局势中面临的风险。他在该组织中教授人们从监控检测到网络安全以及规避性侵犯等技能。他深知心理和决策上的技能与单纯的技术同样重要。
他向人们展示如何降低在冲突地区工作的风险，因为他们的充分准备使事态不太可能出现超出他们控制的局面，这样就可以增加他们面对必要风险时的舒适度。与此同时，他鼓励人们思考自己对局势的控制程度与必须接受不确定性和超出自己控制范围的状态之间的微妙平衡。史密斯说：“我教给人们的另一件事是，你必须自己承担风险，当你在现场的时候，一切都靠你自己，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考虑。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和安全负责。要么控制事态，要么什么都不做。你的状况会影响所有关心你的人。”
风险也是构成史密斯职业身份的一部分，就像风险构成了应急人员、特技演员、极限运动员、拆除工人等任何从事危险职业的人那样。对于那些生活方式较为温和的人来说，风险可能不那么明显，但我们都要冒风险，这也说明了我们是谁，以及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在大学教育上投资金钱和时间，承诺与某人共度余生（不论生活是更好还是更坏），创办一家公司，在雇主或职业选择上投入大量精力，等等。反过来，在永不休止的反馈循环中，你所冒的风险也塑造了你。当你下的赌注正确时，你会受到多巴胺的刺激，吸引你去冒更多的风险。如果当你孤注一掷却并未出现你所期望的结果时，你的反应也会说明：要么避开未来的风险，要么接受失败并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