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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特定风险的态度，甚至我们对风险本身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轰炸我们的信息。
政府、媒体和我们的同行在强调或淡化风险，以及在人们对自己或他人应对风险的自信程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他于2015年去世）认为政府会“制造”风险，通过与公民沟通和风险优先排序的方式来引导公民的认知。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所说的风险和民众的担忧之间存在巨大差距。20世纪80年代，贝克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创造性地提出“风险社会”一词，以反映一个不断与现代化所带来的人为副作用进行斗争的世界，包括“影响到每个人，却没有人能够充分防范的难以捉摸的威胁”。贝克后来成为学术界的“摇滚明星”，他描述了一个对穷人和富人都构成威胁的反乌托邦世界：市场崩溃、法律体系不健全、由颠覆性的专家带来的科技进步使风险越来越明显，以及金融市场使风险社会化、利润私有化。
风险社会： 一个以人类造成的风险为特征的世界。
贝克及其追随者们认为，社会早该对监管和分配风险的体系进行重新评估。他们的观点是一针见血的。全球化将不同文化和观点的人聚集在了一起，这导致经常相互冲突的态度和对风险所持观点的危险组合：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容忍的。
贝克说：“风险变得越不可估量，人们在文化层面对风险的认知的变化就越重要，结果是在风险和文化上对风险的看法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从不同的国家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同样的风险以不同的方式变成现实。随着全球化的演变，世界越成为一体，这些相互冲突的文化认知就越突出，成为相互排斥的必然。”贝克将这种风险文化与现实的冲突视为当今地缘政治最根本的问题之一。事实上，针对新冠疫情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强化了这一观点。
风险文化与现实相冲突的事实有助于解释美国红州和蓝州之间的政治分歧，以及那些公民明显有恐惧心理或野心的国家之间的分歧。政客们关注他们的选民对风险的看法，但他们也会煽动恐惧或淡化其他风险，以创造选民们认为值得冒险或不值得冒险的机会。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公民和领导人能否就他们将容忍哪些风险以及他们将尽可能消除哪些风险达成一致。同样，当涉及全球风险时，考虑各国应对风险的态度有助于各国政府以新的方式重塑各国之间的谈判，从而达成原本似乎不可能达成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