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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人问，什么是在我的读者与我之间产生误会的最常见原因，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幽默。那是我来到法国之后不久，我对一切都很腻烦。当一个著名的医学教授表示希望见到我，因为他喜欢我的《告别圆舞曲》时，我真是受宠若惊。他认为我的小说有预言性：斯克雷塔大夫这个人物在一个温泉城市治疗不孕妇女，他借助于某种特殊的注射器，悄悄地为女病人授入他自己的精液，在这一作品中，我涉及了未来的一大问题。教授邀请我参加一个关于人工授精的学术讨论会，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给我念他论文报告的草稿。提供精液应该是匿名的、无偿的，而且（这时他瞪了我一眼）是出于三重的爱：对一个渴望完成其使命的陌生卵子的爱，对提供精液者自己因供精行为而得到延续的本体的爱，最后还有对痛苦的、未获生理满足的夫妇的爱。随后，他又瞪了我一眼：尽管他对我抱有敬意，他仍然要批评我：我没能以足够有力的方式，表达清楚提供精液行为的道德之美。我于是为自己辩护：小说是喜剧！我笔下的大夫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不应该把一切都那么当真！他不信任地反问：那么，我们不应该把您的小说当真喽？我被问得糊里糊涂，突然，我一下子明白了：再没有比让人懂得幽默更困难的事了。
在《巨人传》第四部中，有一场海上风暴。所有人都跑上甲板拼命抢救船只，只有巴奴日被吓昏了头，躺在那里呻吟不已。他的哀诉连篇累牍。一旦风雨过后，勇气又复归他身上，他便嫌他们懒惰，把他们一个个骂得狗血喷头。下面这一点最为奇怪：这个懦夫，这个无赖，这个撒谎的家伙，这个哗众取宠的人，不仅没能激起我们的义愤，反而在这大吹大擂的一刻里最能赢得我们的喜爱。正是在这些段落中，拉伯雷的书真正地、彻底地变成了小说。要明白：这是 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 。
悬置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它的 道德 。这道德与那种从一开始就审判、没完没了地审判、对所有人全都审判、不分青红皂白地先审判了再说的难以根除的人类实践是泾渭分明的。如此热衷于审判的随意应用，从小说智慧的角度来看是最可憎的愚蠢，是流毒最广的毛病。这并不是说，小说家绝对地否认道德审判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推到小说之外的疆域。在那里，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尽可以痛痛快快地指责巴奴日的懦弱，指责爱玛·包法利，指责拉斯蒂涅克，那是你们的事；小说家对此无能为力。
创造一个道德审判被悬置的想象领域，是一项巨大的伟绩：唯有那里，小说人物才能茁壮成长，要知道，一个个人物个性的构思孕育并不是按照某种作为善或恶的样板，或者作为客观规律的代表的先已存在的真理，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建立在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之上的一个个自治的个体。西方社会习惯于自我标榜为人权的社会，但是，在一个人能有权利之前，他首先应该构成为个体，应该把自己当成这样或那样的一个人，应该被别人当成这样或那样的一个人；而要是没有欧洲艺术，尤其是小说的长期实践——它教会读者去对另一个个人产生好奇心，去试图弄明白与自己的真实所不同的别的真实——这一点便是不可能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齐奥朗
有理由把欧洲社会称为“小说社会”，而把欧洲人叫做“小说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