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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八〇年的《午夜的孩子》获得当时的一致赞誉以来，英语文学界中没有人否认拉什迪已成为今天最有才能的作家之一。一九八八年九月以英文出版的《撒旦诗篇》照样引起人们对大作家应有的重视。小说获得好评，没有人能预料到几个月以后将刮来的暴风。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以渎圣罪判处拉什迪死刑，并派杀手四处追杀他，人们看不到这场猎捕几时才能终止。
这一切发生在作品被译成外国文字之前。在英语世界之外，丑闻先于小说书铺天盖地而来。在法国，新闻界立即发表了尚未出译本的小说的一些段落，并将判决理由公之于众。没有比这更正常的行为了，但是，对一部小说而言，它却是致命的。由于仅仅介绍了 被指控的 段落，从一开始起，人们就把这部艺术作品变成了简单的 罪证。
我决不诽谤文学批评。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缺席遭批更糟的事了。我说的是作为思考与分析的文学批评；是懂得应该反复阅读欲评作品的文学批评（就像一部音乐大作人们可以无穷无尽地反复聆听那样，小说大作也是为人们反复阅读的）；是对当前杂色纷呈的世事置若罔闻，而一心争论一年前、三十年前、三百年前诞生的作品的文学批评；是试图抓住一部作品的新鲜之处并将它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的文学批评。假如没有这样一种随时与小说史相伴的思考，我们今天就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乔伊斯、对普鲁斯特一无所知。没有它，一切作品就会在经受随意的评判之后迅速地被人遗忘。拉什迪的遭遇表明（假如还需要一个证明的话）这样的一种思考今天已经不再时兴。文学批评已被物的力量，被社会与新闻业的进化不知不觉地、直截了当地变成一种简单的（常常是灵敏的，总是匆匆忙忙的） 有关文学现状的信息。
就《撒旦诗篇》而言，文学的现状就是一个作家被判处死刑。在这生死攸关的情形中，再谈什么艺术就有点无聊了。当基本原则受到威胁时，艺术又代表什么呢？在全世界，所有的评注都集中在原则的判断上：言论自由；必要的辩护权（事实上，已经有人在保卫这一权利，有人提抗议，有人在倡议上签字）；宗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但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作者是否有道德权利渎神并由此伤害教徒的心？还有这一疑问：拉什迪攻击伊斯兰教是不是仅仅为了哗众取宠，为了把他无法卒读的书推销出去？
文人学者、知识分子、沙龙来客几乎以神奇的一致（全世界都一样，我注意到相同的反应）势利地对这部小说大摆架子。他们决定这一次要抵制商业的压力，拒绝阅读在他们看来仿佛是一个简单的引起轰动的东西。他们在支持拉什迪的请愿书上签名，同时却风度优雅地、带着花花公子般的微笑说：“他的书？噢，不！噢，不！我没读过。”政客们利用他们并不喜欢的小说家的这一奇怪的“失宠状态”。我决忘不了他们那时表明的德行满满的公正不偏：“我们谴责霍梅尼的判决，言论自由对我们是神圣的。但是我们同样要谴责对宗教信仰的这种攻击，它是不恰当的、可悲的，它伤害了人民的心。”
对了，没有人还在怀疑拉什迪 攻击 了伊斯兰教，因为满世界只有指控是真实的，而小说的文本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它不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