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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给我倒一杯斯利沃维什。”克拉拉冲我说，我也不反对。我们为开酒瓶找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借口，不过，理由十足：我有一篇很长的论文发在一本艺术史杂志上，那天，我刚刚收到了相当丰厚的一笔稿费。
要说呢，我的论文实在是费了一番周折才得以发表的。我早先写的东西，招来了不少争议和批评。所以，老派而又审慎的《造型艺术思维》杂志回绝了这篇文章，我只得把它转投给另一家对手杂志。尽管它的名气实在不太大，但它的编辑比较年轻，顾忌也比较少。
邮递员把汇款单送到学校，还捎带来一封信。一封无关紧要的信，上午，我由于陶醉于新赢得的声誉，只是匆匆地浏览了一遍。但是，等到回家后，夜深人静之际，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为了逗乐子，我从写字台上拿起那封信，冲克拉拉念道：
“亲爱的同志——假如您允许的话，我愿使用这样的称呼——亲爱的同行——敬请您原谅一个您素昧平生的人冒昧地给您写信。我找您不为别的，只求您能读一读随信奉上的拙文。我并不认识您，但我很尊敬您，因为您在我眼中并非平凡之人，您的观点，您的推理，您的结论，始终以令人惊奇的方式，证实我本人研究的结果……”接着，就是对我名誉的一番盛情赞美，临了还有一个要求：请我无论如何也要为他的文章写一份阅读报告，推荐给《造型艺术思维》杂志，半年来那家杂志始终拒绝他的文章，并把它贬了一通。他们对他说，我的意见将是决定性的，于是，我从此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成了他在漆黑的深夜中唯一的一道微光。
我和克拉拉，我们就这一位扎图莱茨基先生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这个崇高的姓氏刺激了我们；当然，我们的玩笑都是真诚的，因为他写给我的赞美辞令我慷慨大方，尤其当我手中还握着一瓶美味的斯利沃维什酒时。在这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我慷慨到了极点，简直可说是感受到了对全世界的爱。虽不能给全世界赠送礼物，我至少给克拉拉送了。就算谈不上是礼物，至少还算是允诺。
克拉拉是一个良家少女，芳龄二十。说良家少女还嫌不够，简直是名门闺秀！她父亲早年是个银行经理，因此算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九五〇年前后被赶出布拉格，下放到切拉科维采村定居，离首都有老远的一段路程。姑娘受了牵连，被打发到布拉格的一家制衣厂去踩缝纫机，成天在一个偌大的车间里干活。这天晚上，我坐在克拉拉面前，一边千方百计地讨她的欢喜，一边轻巧地夸口说，我可以托朋友帮忙，为她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改善她的处境。我肯定地说，绝对不能允许让一个如此漂亮的姑娘在缝纫机面前耗尽她的美，我决定让她成为一个模特儿。
克拉拉没有反驳我，我们十分和谐地度过了美妙的一夜。
我们被蒙住眼睛穿越现在。至多，我们只能预感和猜测我们实际上正经历着的一切。只是在事后，当蒙眼的布条解开后，当我们审视过去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曾经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
那天晚上，我为我的成功而畅饮，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末日的序幕。
由于我什么都没有预料到，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心情舒畅。克拉拉还在幸福的熟睡之中，我就拿起扎图莱茨基先生随信附来的文章，带着一种好玩的漠不关心的心境，坐在床上，读了起来。
这篇题为《米科拉什·阿莱什，捷克绘画的一位大师》的文章，根本不值得一读，我为它花费半个小时都是冤枉了。通篇堆积了陈词滥调，没有一丝儿合逻辑的展开，没有一丝儿独特的思想。
毋庸置疑，这是一大堆蠢话。确实，就在当天，《造型艺术思维》杂志的主编卡劳塞克博士（不过，他是最让人讨厌的人物之一）在给我的电话里，就这样给它定了性。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学校，对我说：“你收到了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论文没有？这样，请你帮我一个忙，给我写一篇阅读报告吧，五位专家已经否定了他的文章，但他还是一味固执，他以为，你是独一无二的权威。请写上几行字吧，就说它怎么怎么站不住脚，你有资格说这话，你知道该怎么把话说得尖酸一点，这样，他就会让我们清静了。”
但是，我心中有什么东西在反对：为什么偏偏是我，恰恰是我，要成为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刽子手？再说，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造型艺术思维》曾自认为很有道理地拒绝过我的文章呢；此外，对我来说，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这个姓，还跟克拉拉，跟那瓶斯利沃维什酒，跟一个美妙的夜晚密切相连呢。无论如何，我不会否定它，那样做不人道，我只需伸出一只手，掰着手指头数，就能数出有谁把我当作“独一无二的权威”，甚至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够了。为什么要把这个唯一的崇拜者变成我的敌人呢？
电话说到最后，我使用了一些巧妙而又含糊的措辞，让我们两人谁都以为其中的意思很明白，卡劳塞克认为是一种承诺，而我认为是一种脱身之计。我挂了电话，拿定主意，坚决不写那篇关于扎图莱茨基先生论文的阅读报告。
于是，我从抽屉中拿出信纸，给扎图莱茨基先生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小心地避免对他的研究作出任何形式的评判，我对他解释说，我关于十九世纪绘画的想法，通常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尤其是在《造型艺术思维》的编辑眼中，因此，我的介入不仅不会有用，反而可能坏事；同时，我回敬了扎图莱茨基先生一大堆友好的客套话，我相信他不会看不出字里行间对他的一种感激之情。
信投进邮筒之后，我就立即忘记了扎图莱茨基先生。但是，扎图莱茨基先生并没有忘记我。
有一天，我刚刚讲完课（我在大学里教绘画史），系里的秘书玛丽女士就来敲教室门。玛丽是一个有了一些年纪的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常常为我煮咖啡，每当电话中传来讨厌的女人声音找我时，她就替我回答说我不在。玛丽从门缝里探了一下脑袋，对我说，一位先生在等我。
先生们的来访，我是不怕的。我跟大学生们告了别，轻松地来到走廊中，一个小个子先生等在那里，他穿着黑颜色的旧西服，里面是白色的衬衫。他向我致意，然后恭恭敬敬地自报姓名，他叫扎图莱茨基。
我把来访者请进一个空教室，请他在一把扶手椅中坐下，以一种欢快的语调开始谈话。我海阔天空地神侃一通，从糟糕透顶的夏天，一直谈到布拉格的那些画展。扎图莱茨基先生彬彬有礼地赞同着我的那通无聊话，但随即拼命地把每一个话头引向他的论文，突然之间，他的文章就来到我们中间，尽管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却像一块磁铁那样，不可抗拒地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体。
“我倒是很愿意为您的研究写一篇报告，”我终于说，“但是，我已经在信里向您解释过，谁都不会把我当成研究十九世纪捷克绘画的一个专家，再说，我跟《造型艺术思维》编辑部的关系也闹僵了，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现代派，这样一来，即便我这里给您一个有利的评判，结果也只会有损于您。”
“噢，您实在是太谦虚了，”扎图莱茨基先生说，“一个像您这样的专家，怎么可能如此悲观地看待自己的地位呢！编辑部的人对我说，一切都将取决于您的意见。假如您看重我的文章，它就会发表。您是我唯一的机会。这篇论文费了我整整三年的心血，整整三年的研究。现在，一切都在您的手心中攥着呢。”
我们竟然如此无忧无虑地，用如此可怜的材料，炮制着我们的借口。我不知道回答扎图莱茨基先生什么才好。我机械地抬起眼睛，正面凝视他，看到了老式的小小眼镜片，那么朴实无华，还有他额头上一道深深的皱纹，垂直而下，那么苍劲有力。在一瞬间的清醒中，我的脊椎上掠过一丝颤抖：这道凝重而又固执的皱纹，不仅反映出它的主人为米科拉什·阿莱什的绘画艺术付出的智力牺牲，还显示出一种非凡的意志力。我一下子惊慌失措了，怎么也找不到足够灵活的托词。我知道，我是不会写那份阅读报告的，但是，我也知道，我没有勇气，当着这个苦苦恳求的小个子男人的面，把这话明说出来。
我只得微笑着，含糊其辞地允诺了一声。扎图莱茨基先生赶紧致谢，说他不久后会再来找我打听结果；我满脸堆笑地离开了他。
几天后，他真的又来了，我灵敏地躲开了他。但是，第二天，有人告诉我，他又来学校找我了。我这才明白到，事情坏了。我立即找到玛丽女士，准备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玛丽，请您帮我一个忙，假如那位先生再来找我，您就告诉他，我去德国作学术考察了，要一个月以后才回来。另外：我所有的课程不是都排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吗？从今天起，我改为星期四和星期五教课。您只去通知我的学生就行了，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事，课程表上也不要改。我不得不转入地下。”
没过多久，扎图莱茨基先生果真又来学校找我，当女秘书告诉他，我有急事去了德国时，他显得有些绝望。“可是，这不可能呀！助教先生应该为我的文章写一份报告的！他怎么能这样说走就走了呢？”“这我就无可奉告了，”玛丽女士回答他说，“不过，他要一个月之后才回来。”“还要一个月啊……”扎图莱茨基先生十分沮丧。“您知不知道他在德国的地址？”“我不知道。”玛丽女士说。
我清静了一个月。
但是，这个月过得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扎图莱茨基先生又站在了女秘书的办公室里。“不，他还没有回来，”玛丽女士对他说。而当她看到我时，便带着一种恳求的口气问我：“您的那位老先生又来了，您到底想让我怎么跟他说？”“您对他说，玛丽，就说我在德国得了黄疸病，在耶拿住院。”几天后，当女秘书告诉他这一消息的时候，扎图莱茨基先生嚷了起来：“住院了？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呀，助教先生应该为我的文章写一份阅读报告的！”“扎图莱茨基先生，”女秘书带着指责的口吻说，“助教先生在国外得了重病，而您却只惦记着您的文章！”于是，扎图莱茨基先生脑袋缩回肩膀中间走了，但是半个月之后，他又来了：“我给耶拿的医院发了一封挂号信。可是信却给退了回来！”第二天，玛丽女士见到我时，冲我抱怨：“您的老先生都快把我逼疯了。请您别生我的气，您又让我怎么对他说才好呢？我告诉他说，您已经回来了，得了，您现在就自个儿琢磨着去对付他吧！”
我当然不怪玛丽女士，她已经尽心尽力了，再说，我还远远没有服输呢。我知道我是抓不住的。我的生活完全转入了地下，我偷偷地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上课，而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我却偷偷躲在学校对面，藏在一栋大楼的过道里，幸灾乐祸地看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好戏，看他等着我从学校中出来。我真想给我自己戴上一头假发，粘上一把假胡子。我把自己当成了夏洛克·福尔摩斯、开膛者杰克
，当成了穿越城市的隐身人
。我真是开心死了。
但是，有一天，扎图莱茨基先生终于厌倦了捉迷藏，咚咚咚地敲响了玛丽女士办公室的门。“我倒要问一问，助教同志到底什么时候上课呢？”“这个问题，您只要查一下课程表就知道了。”玛丽女士反唇相讥，指了指墙上贴着的一张大图表，那上面一清二楚地写着每门课程的上课时间。
“我知道，”扎图莱茨基先生可不愿意被人糊弄，“但是，助教同志从来就没有在星期二来上过课，星期三也从来不来。难道他停课了吗？”
“没有呀。”玛丽女士答道，显然有些难堪。
于是，小个子男人把矛头对准了玛丽女士。他指责她把课程表安排得一塌糊涂。她不无讥讽地问，她怎么可能不知道教师们在什么时候上课。他威胁说，他要去校长那里告她。他大吵大闹。他口口声声说，他同样也要控告助教同志，他排了课竟然不上。他问她校长在不在。
不幸的是，校长在。
于是，扎图莱茨基先生敲开校长室的门，走了进去。十分钟之后，他又回到玛丽女士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她要我的私人地址。
“利托米什尔市，斯卡尔尼科瓦街二十号。”玛丽女士说。
“怎么，他住在利托米什尔市？”
“助教先生在布拉格只有一个临时落脚点，他不希望我把地址告诉别人……”
“我要求您把助教先生在布拉格的家庭地址告诉我。”小个子男人叫嚷起来，嗓音颤声颤气的。
玛丽女士彻底地慌了神。她说出了那个地址，我的小阁楼，我可怜的藏身之地，我幸福的巢穴。这一回，我在劫难逃了。
没错，我的固定地址是在利托米什尔市。我在那里有我母亲，还有我父亲的遗物；我一有可能，就会离开布拉格，回到家里工作和学习，回到妈妈的小小居所。所以，我一直把我母亲的地址留作我的永久性地址。但是，在布拉格，我一直无法如我期望的那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单身公寓，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于是，我在环城马路附近的一个街区，从二房东的手里，租了一间完全独立的小小的阁楼房，我尽可能悄悄地隐居其中，以免无谓地遇上那些不受欢迎的拜访者，省得他们老是看我三天两头调换女朋友。
当然，我不敢夸口，我在公寓楼里的声誉就一定好到什么程度。而且，每当我去利托米什尔市小住时，我差不多总是把房间借给我的伙伴们，他们在阁楼中一玩起来就大吵大闹的，弄得全楼的人夜里都睡不好觉。所有这些激起一部分居民的愤怒，他们向我发起了一场无声的战争，其战斗形式具体表现为：时不时的，街道委员会便会有专门的意见传达给我，甚至还会有控告信递到房管处。
在我这故事发生的年月里，克拉拉开始觉得，每天要从切拉科维采村赶来布拉格上班，实在是一件难事，就决定夜里住在我这里，一开始她还有些腼腆，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留下过夜，后来，她留下了一条裙子，再后来，又留下好几条裙子，一段时间之后，我的两件西服就挤到了大衣柜的角落里，而我的小阁楼变成了妇女服装的专柜。
我确实很喜欢克拉拉；她很美丽；我们一起出门时，见别人频频地回头看我们，我心中就别提有多美了；她比我小十三岁，这一情况只会在学生的眼中增添我的魅力；总之，我有一千个理由看重她。然而，我又不愿意别人知道，她就住在我那里。我怀疑，可能已经有人因此而责怪我那位善良的房东，这个上了年纪的人为人谨慎，从不管我的闲事；我担心他有朝一日来找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无可奈何地请我把我的女朋友打发出门，以保全他的良好声誉。因此，我严肃地告诫克拉拉，无论谁来敲门，都不许开。
那一天，她独自在家。白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小阁楼中闷热异常，几乎能叫人窒息。于是，她赤裸裸地躺在长沙发上，呆呆地望着屋顶。
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咚咚地敲响房门。
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既然我的小阁楼门上没有门铃，来访者就得直接敲门。这样，克拉拉丝毫不为这一阵骚乱所动，根本就不打算中断自己面对屋顶的沉思。但是，敲门声一直响个不停；而且，它体现出一种冷静而又无法理解的固执。克拉拉终于变得神经质起来；她开始想象站在门前的一位先生，想象他慢慢地、优雅地翻开上衣的里子，随后突然就开口问她，为什么她不马上开门，她到底想掩藏什么，她是不是登记了住在这里。她屈从了一种犯罪感，不再凝视屋顶，目光巡视了房间一周，想找到她放衣服的地方。但是，门敲得那么紧，她在慌乱中竟找不到自己脱下的衣服了，只看到门口挂着的我的那件雨衣。她匆匆套上雨衣，打开了门。
在门口，她看到的，不是一张凶残的老奸巨猾的脸，而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他问了一声好：“请问助教先生在家吗？”“不在，他出去了！”“真遗憾。”小个子男人说，彬彬有礼地道歉，“助教先生应该为我的一篇文章写一份阅读报告的。他答应过我了，现在，这件事情十分紧迫。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至少给他留一张字条。”
克拉拉给了小个子男人一张纸和一支笔。当天晚上，我就从那张字条上读到，他那篇关于米科拉什·阿莱什的论文的命运就掌握在我的手中，扎图莱茨基先生正恭候着我撰写早已允诺的报告。他还补充了一句，说他还会到学校找我。
第二天，玛丽女士对我说，扎图莱茨基先生已经威胁过她，她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他如何跟她大吵大闹，如何告了她的状；可怜的玛丽眼泪汪汪的，嗓音都变得颤巍巍了；这一次，我真的动怒了。我心里清楚得很，始终玩着藏猫猫游戏的玛丽女士，实际上迄今为止一直是在开玩笑（更多地出于对我的同情，而不是纯粹的取乐），然而她现在感到了威胁，她自然会把我看成是这种冒犯的起因。这些损害还不算，还有更糟糕的事实没有算在里面呢，瞧瞧，玛丽女士被迫泄露了我的小阁楼的地址，有人连续敲了十分钟我家的门，克拉拉已经被吓坏了，想到这一切，我气不打一处来，心中的怒气立即冒了出来。
正当我在玛丽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紧咬着嘴唇，心中盘算着怎么实行报复，这时，门开了，扎图莱茨基先生出现了。
他一看到我，脸上就放射出幸福的光芒。他向我鞠了一躬，还问了一声好。
他来得太早了，我还来不及考虑复仇计划。
他问我，昨天是不是看到了转给我的字条。
我一声不吭。
他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
“是的。”我终于答道。
“这么说，那篇报告，您就要写了？”
我看着眼前的他：弱小，执拗，令人生畏；我看到了他额头上垂直的皱纹，它描画出一条表示一种唯一激情的纹路；我看到这道纹路，我明白，这是一条由两个点规定的直线：一个点是我的阅读报告，另一个点是他的那篇论文；除了这条顽固不化的直线的瑕疵，他的生命中就只有一样东西存在，一种唯有圣徒才做得到的苦行。于是，我的脑子里冒出一个邪恶的弥补计划。
“我希望您能明白，在昨天发生的事情之后，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对您说的了。”我说。
“我不明白您的话。”
“不要演戏了。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抵赖是没有用的。”
“我不明白您的话。”小个子男人又重复了一遍，但是，这一次，语调更为强硬。
我则以一种欢快的、近乎友善的语调说：“听我说，扎图莱茨基先生，我是不打算责备您的。我也一样，很喜欢女人，我理解您。我也一样，换了我的话，我也会对一个年轻姑娘大献殷勤的，假如我独自和她待在一个房间里，而她又光着身子裹在一件雨衣中，保不齐我会做出什么来呢。”
小个子男人的脸唰地就变白了：“这是诬陷！”
“不，这是事实，扎图莱茨基先生。”
“是那位女士对您说的吗？”
“她对我无话不说，没有任何秘密。”
“助教同志，这是诬陷，我可是结了婚的人！我有老婆！我还有子女！”小个子男人向前迈了一步，迫使我后退。
“这样就罪加一等了，扎图莱茨基先生。”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结了婚这一事实，使得追女人的人罪加一等。”
“请您收回您刚才说的话！”扎图莱茨基先生说，语气中透着威胁。
“同意！”我摆出和解的姿态，“婚姻并不一定就使追女人的人罪加一等。但是，这算不上什么。我对您说过，我并不责怪您，我非常非常理解您。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始终弄不明白，您在企图诱惑一个男人的女朋友之后，怎么还可以强迫他为您的论文写阅读报告呢？”
“助教同志！这完全是卡劳塞克博士，科学院主办的刊物《造型艺术思维》杂志主编的意思嘛，是他要求您写这报告的，您就得写！”
“请您抉择吧！是要我的阅读报告，还是我的女朋友。您不能两者兼得！”
“您怎么能这样呢！”扎图莱茨基先生嚷了起来，愤怒得近乎绝望。
事情也怪了，我突然觉得，扎图莱茨基先生曾确确实实对克拉拉图谋不轨了。我也光起火来，跟他对嚷起来：“您居然也有资格厚着脸皮教训我？您应该为您的所作所为当着女秘书同志的面向我真诚地道歉！”
我转过身，背对着扎图莱茨基先生，他被我说得有些晕晕乎乎，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办公室。
“好极了！”在赢得这一番艰难的战斗之后，我总算叹了一口气，我转而对玛丽女士说：“现在，我想他再也不会拿那篇阅读报告来惹我的麻烦了。”
一阵沉默之后，玛丽女士不无腼腆地问我：
“您为什么不想为他写报告呢？”
“我亲爱的玛丽，因为他的文章是一大堆蠢话。”
“那么您为什么不写一篇报告，说他的文章是一大堆蠢话？”
玛丽女士瞧着我，满脸宽容的微笑。正在这时，办公室的门又开了；扎图莱茨基先生出现了，伸长胳膊指着我说：
“我倒要看看，到头来究竟谁向谁道歉！”
伴随着颤抖的声音，这些话一股脑儿从他嘴里倒出来，随后，他就消失了。
我记不太清楚了，是那一天，还是几天之后，我们在信箱中发现一个没有写地址的信封。信封里有一张纸，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着几行很大的字：“女士！星期天请来我家，我们谈一谈我丈夫遭受的诬陷问题！我全天都在家。假如您不来的话，我将不得不采取行动。安娜·扎图莱茨基，布拉格第三区，达利摩洛瓦街十四号。”
克拉拉害怕了，开始责怪起我。我反手一挥，就扫干净了她的担心，我宣称，人生的意义恰恰在于游戏人生，假如人生过于懒惰地对待这一切，就必须再轻轻地给它一个小小的推动力。人应该不断地骑上新的种种历险的马背，无畏地驰骋在奇遇的疆场，不然的话，它就会像一个疲惫的步兵，在滚滚的尘埃中拖着沉重的脚步。当克拉拉回答我说，她不想骑上任何历险的马背，我便向她担保，她将永远不会撞上扎图莱茨基先生，也不会遇到他的妻子，我自己选择的冒险驰骋，不用依靠任何人的帮助就可以驾驭。
早上，我们走出公寓楼时，看门人把我们叫住了。看门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前些日子，我已经聪明地塞给了他五十克朗，从此，我就生活得很自在，我愉快地坚信，他对我的事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楼里的敌人找我麻烦时，他也不会火上浇油。
“昨天有两个人来找您。”他说。
“谁？”
“一个小矮个儿和他的太太。”
“他太太长什么样？”
“她比她丈夫高两个头，一个精力很旺盛的女人。严厉无比，杂七杂八的事她全都打听。”接着，他对克拉拉说：“尤其打听您的事。她想知道您是谁，您叫什么名字。”
“我的老天，您都对她说了些什么？”克拉拉惊叫起来。
“您想，我又能对她说什么呢？难道我还知道谁来过助教先生的家吗？我对她说，他每天回来都换一个女的。”
“好极了。”我说着，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十克朗的钞票，“以后您就这样说！”
“什么都别担心，”我接着对克拉拉说，“星期天你哪里都别去，没有人会动你一根手指头。”
星期天到了，而在星期天之后，则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什么事都没有。“你瞧。”我对克拉拉说。
可是，星期四有事了。我像往常那样，在偷偷换了时间的那节课上，向大学生们讲解着野兽派，说那些青年的野兽派画家如何怀着满腔的热情，真诚无私地亲密协作，把色彩从印象派的描绘中解放出来。正当我讲得起劲时，玛丽女士打开教室门，进来悄悄地对我说：“扎图莱茨基的妻子来找您了！”“您知道，我不在学校，让她去查课程表好了。”但是，玛丽女士摇摇头，说：“我说了您不在，但是她朝您的办公室瞥了一眼，她看到您的雨衣挂在衣架上。于是，她一直在走廊里等着您。”
急能生智，身陷一条死胡同，反倒激起了我最漂亮的灵感。我对我最得意的学生说：“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快到我的办公室去，穿上我的雨衣，然后走出学校！一个女人会上来认定您就是我，但是，您的任务很简单，无论如何，要一口咬定您不是我。”
那个学生出去了，一刻钟之后才返回。他告诉我说，任务已经完成，道路已经疏通，那个女人已经打发掉了。
这一回合，我赢了。
可是，星期五又有事了，晚上，下班回家后，克拉拉在那里颤抖个不停。
那一天，一个彬彬有礼的先生突然推开车间的门，那位先生平时负责在缝纫厂的漂亮客厅接待一些女顾客，今天却来到了克拉拉工作的车间。当时，克拉拉正和其他十好几个女工埋头踩着缝纫机。只听得那位先生高声嚷道：“你们中可有哪一位住在城堡街五号？”
克拉拉立即意识到，这是冲着她来的，因为，城堡街五号，正是我的住址。不过，我平时特别提醒她的小心谨慎起了作用，她并没有搭腔，因为她知道，她是偷偷地住在我那里的，这事不能告诉任何人。“瞧瞧，我正是这样对她解释的。”彬彬有礼的先生见女工们谁都没吱声，就嘟囔一声，出去了。后来，克拉拉得知，原来，他是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一个恶狠狠的嗓音在电话中逼着他检查所有女工的地址，并且花费了整整一刻钟，竭力地说服他相信，在这些女工中，有一人应该是住在城堡街五号。
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影子笼罩在了我们那伊甸园一般的小阁楼上。
“可是，她是怎么发现你的工作地点的呢？这里，在这楼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情况呀！”我说着，提高了嗓门。
是啊，我确确实实坚信，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的生活情况。我活得就像那些怪人一样，他们以为，靠着几堵高墙，就躲避别人冒失的目光，他们却根本没料想到一个微小的细节：那些高墙只不过是用玻璃做的，透明若无。
我早已收买了看门人，让他不要泄露克拉拉住在我这里的消息，我也迫使克拉拉行为要谨慎再谨慎，举止要诡秘再诡秘，尽管如此，整个楼里的人还是都知道了她住在这里。某一天，她在跟三楼某个女房客的闲聊中，竟说漏了嘴，只这一次足矣，全楼的人都知道她在哪里上班。
其实，我们早就被发现了，但我们自己却没有料到。只有一件事还不为我们的迫害者所知：克拉拉的名字。全靠了这个唯一的小秘密，我们才得以躲过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跟踪，然而，他展开的那一番有条不紊的、孜孜不倦的斗争，就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明白，事态变得严峻起来；这一回，我的历险之马已经漂亮地备好了鞍。
刚才说的，是星期五的事。而到了星期六，当克拉拉下班回来后，她又是浑身颤抖个不停。事情是这样的：
扎图莱茨基夫人去了，由她丈夫陪同，到了她昨天打过电话的服装厂。她请求厂长同意她和她丈夫去车间里转一圈，辨认一下在那里工作的女工们的脸。当然，这样的一种调查让厂长同志大吃一惊，但是，面对着扎图莱茨基夫人的固执意愿，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她抛出的几句话令人心惊胆战，什么事关一个人的名誉啊，生活遭到毁灭啊，要打官司啊，等等。扎图莱茨基先生待在她的身边，一声不吭，紧锁着眉头。
于是，他们被带到了车间里。女工们纷纷抬起脑袋，脸上漠无表情，克拉拉认出了小个子男人；她的脸色变白了，又埋头干起活来，谨慎得格外显眼。
“请吧。”厂长带着一种不无嘲讽的礼貌口吻，对这一对面部僵硬的男女说。扎图莱茨基夫人明白，得由她来开始，便开口鼓励她的丈夫：“我说，你可给我看准了！”扎图莱茨基先生抬起晦暗的目光，在车间里来回扫视。“她在这里吗？”扎图莱茨基夫人低声问道。
尽管戴着眼镜，扎图莱茨基先生的目光还是不够尖锐，无法一眼就把这乱糟糟的宽阔车间看得清清楚楚，只见这地方满地堆着货，好多服装挂在长长的横杠上，好动的女工们根本无法纹丝不动地面对着车间大门的方向，她们转动着脊背，在椅子上扭着身子，一会儿抬头，一会儿扭头。扎图莱茨基先生不得不决定走进车间，上前一个一个地仔细看。
当女人们被这样细细地端详，而且是被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端详，她们感到心中的一种慌乱和一种羞耻，便讥笑着，起着哄，表达她们的愤怒。其中一个女工，一个强壮的年轻姑娘，还很不客气地叫道：“他在到处找婊子呢，看他把肚子搞得多大呀！”
女人们立即哄堂大笑起来，笑声像雨点一样落到两口子头上，他们腼腆地经受住了哄笑，带着一种奇特的傲慢，坚持在那里。
“他娘，”那个粗鲁的姑娘又对扎图莱茨基夫人不客气地喊道，“您也太不会照看孩子了！我要是有一个这样漂亮的娃娃，决不会让他跑出去的！”
“瞧好了。”老婆对老公悄悄耳语道。可怜的小个子男人，一脸忧郁和怯懦的神色，一步接一步地在车间里转着，就仿佛前行在拳脚和辱骂的双重打击中，但他稳步地走着，没有放过哪怕一张脸。
在这整场戏中，厂长一直面带一种中性的微笑；他了解他的女工们，知道这事情会草草地收场；他假装没有听到她们的笑闹，反而上前问扎图莱茨基先生：“可是，那位女士，她到底长得什么样啊？”
扎图莱茨基先生一面回头看着厂长，一面低声地慢慢回答道：“她长得很漂亮……她的确长得很漂亮……”
就在这时候，克拉拉蜷缩在车间的一个角落，她没有跟着那帮如脱缰之马的女工一道起哄，而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埋头在那里干活。啊，她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被人忽略的姑娘的角色，扮得多糟糕啊！现在，扎图莱茨基先生离她的工作台只有两步路了；她随时随地都可能被他识破！
“您还记得她长得很漂亮，但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厂长同志彬彬有礼地提醒扎图莱茨基先生，“漂亮的女人多得是！她是高个儿还是矮个儿？”
“高个儿。”扎图莱茨基先生说。
“她是褐色头发还是金色头发？”
“金色头发。”一秒钟的犹豫之后，扎图莱茨基先生回答道。
我的故事的这一部分，很可以用作关于美之力量的寓言。那一天，扎图莱茨基先生在我家见到克拉拉时，已经迷惑到了极点，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看过她的脸。美在他的眼前搁置了某种视觉的屏障，一种光芒四射的屏障，像一道帷幕把她隐藏了起来。
事实上，克拉拉既不是高个儿，也不是金色头发。只是美的内在的高大，在扎图莱茨基先生的眼中，为她赢得了一种外表上的高大。同样，也是从美本身放射出的光芒，使她的头发赢得了一种黄金般的颜色。
当小个子男人最终走到克拉拉工作的角落，看到她身穿栗色的工作服，蜷缩着身子，埋头缝着一条短裙子，他没有认出她来。他之所以没有认出她来，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她。
当克拉拉断断续续地、令人莫名其妙地讲完她的故事后，我对她说：“你瞧，我们真有运气！”
但是，她带着哭腔反驳我说：“怎么，我们还算有运气吗？他们今天没找到我，明天就会找到了。”
“我倒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会来这里找我的，在你家里。”
“谁敲门我都不开。”
“要是他们叫警察呢？要是他们固执己见，迫使你承认我是谁呢？她已经说了，要告我们，她会指控我诬陷她丈夫。”
“不要这样嘛！我会嘲弄他们一番的。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玩笑。”
“时代不允许开玩笑，在眼前这年头，人们把一切都看得很严肃；他们会说，我是在故意玷污他的名声。当人们看到他那个样子时，你怎么可能让他们相信，他会诱惑一个女人呢？”
“你说得对，克拉拉，”我说，“人们兴许会把你抓起来的。”
“你在说傻话，”克拉拉说，“你知道，我必须行为谨慎。别忘了我父亲是谁。只要我被传讯到治安委员会，就没我的好果子吃，哪怕只是作一些调查，都会在我的档案中留下记录，我就一辈子也休想离开这工厂了。说到这儿，我倒很想知道，你曾经答应过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当模特儿还有戏吗？另外，我不想在你这里过夜了，在这里，我怕他们会来找我，我要回切拉科维采村去。”
这是当天的第一次争论。
还有另一次呢，那是下午，在系里召开全体大会之后。
我们的系主任，一个花白头发的艺术史专家，一个老好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我希望您能明白一件事，您刚发表的研究论文，并没有给您带来什么好处，您明白吗？”他对我说。
“是的，我明白。”我回答道。
“在我们系里，不少教授觉得他们受到了影射，而我们的校长，他甚至认为，这是一次针对他的观点的攻击。”
“对此，还有什么办法弥补吗？”我说。
“没有了。”教授回答道，“但是，助教的聘用期是三年。对您来说，这一期限马上就要满了，而这一位置还有好多人在竞争呢。很显然，按照惯例，委员会将会把这一职位留给一个已经在系里教过课的候选人，但是，依照您目前的情况，您能确信人们还会尊重这一惯例吗？不过，我今天要对您说的，还不是这件事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对您的评价还始终不错：您教课很规矩，您深受学生的欢迎，他们从您这里学到不少东西。但是，您已经不能躺在这一切之上吃老本了。校长刚刚告诉我，三个月以来，您没有上过一堂课，而且您这样做没有任何的解释。这个理由已经足够让学校立即解雇您了。”
我向教授解释说，我没有逃脱一节课，所有那一切只是一个玩笑，于是，我对他讲了关于扎图莱茨基先生和克拉拉的整个故事。
“很好，我相信您，”教授说，“即便我相信您，也于事无补了。现在，系里早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说您一直没有教课。事情已经上报到校务委员会，昨天，学校的评议委员会也讨论了。”
“可是，这一切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呢？为什么没有人对我说呢？”
“您想让人们对您说什么呢？明摆着，一切都很清楚嘛。现在，人们回过头来检查您以前的行为，人们寻找着您的过去和您现在行为之间的关系。”
“在我的过去中，谁又能找到什么不好的东西？您本人很清楚，我是多么地喜爱我的工作。我从来没有推脱过一堂课。我问心无愧。”
“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含有不计其数的变因，”教授说，“依照人的表现方式不同，我们中任何一个人的过去，都可以变成一个受人爱戴的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同样也可以变成一个罪犯的历史。您就彻底地检查一下自己的情况吧。开会时经常没有您的人影，即使您来了，也很少能听到您发言。没人知道您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甚至还记得，当大家讨论严肃的问题时，您嘴里会突然蹦出一个笑话来，弄得大家好不尴尬。当然，这些尴尬，大家马上就忘记了，但是，今天，当人们重新回忆起这些往昔的尴尬，它们就突然具有了一种确切的定义。举例说吧，您总该还记得所有那些女人吧，当她们来找您时，您却让人骗她们说您不在！再举例说，您最近的那篇论文，谁都看得出来，它是从一些错误的政治立场出发写出来的。当然了，这些都只是孤立的现象；但是，我们只要把它们跟您现在的不轨行为对照起来看，就能看得很清楚，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雄辩地揭示了您的精神思想和您的行为举止。”
“可是，我到底有什么不轨行为？”我嚷嚷起来，“我可以公开地解释事情的本来经过；假如人类还是人类的话，他们将只会一笑了之。”
“随您的便好了。但是，您将会发现，人类不成其为人类了，或者，您根本就不知道人类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恐怕就不会笑了。假如您如实地向他们解释事情的本来经过，人们就会认定，您不仅没有按照课程表上的安排履行您的职责，就是说，您没有做您应该做到的事，而且，更糟糕的是，您在偷偷地教课，这就是说，您在做您不应该做的事。随后，人们还将认定，您侮辱了一个求您帮忙的人。人们将认定，您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一个年轻姑娘未经申报，就住在您家里，这将给校务委员会主席女士带来一种极为不好的印象。事情肯定会传播开来，天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流言蜚语，所有那些憎恨您的人该乐坏了，他们本来就反对您的观点，正憋着劲找一个借口，好好治您一下呢。”
我知道，教授并不想吓唬我，也不打算引诱我犯错误，但是，我把他看成为一个独特的怪人，我不想向他的怀疑主义屈服。我是自己骑上了这匹马的；我不能允许他来牵着我的缰绳，把我带到他认为对头的地方去。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投入战斗。
而且，马儿也不拒绝战斗。回到家里后，我在信箱里发现一份通知单，传我去街道委员会开一次会。
街道委员会位于一个旧店铺中，成员们坐在一张大桌子周围。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指了指一把椅子，请我坐下，他戴着眼镜，下巴尖削。我道了谢，坐下来。于是，他便开始讲话。他向我宣布说，街道委员会一段时间以来就注意到我了，他们很清楚我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这给邻居们带来一种很不好的印象；我那个楼里的居民们早就在抱怨了，因为我的房间吵得慌，闹得他们整夜都无法睡觉；所有这一切，足以让他们对我这个人有了一个确切的概念；而最重要的是，扎图莱茨基夫人同志，一位科学研究者的妻子，前来街道委员会要求帮助：半年多以来，我就应该为她丈夫的科学研究论文撰写一份阅读报告，而我始终没写，尽管我心中十分明白，这篇论文的命运就掌握在我的手中。
“我很难把这篇论文称为科学研究论文，通篇都是东拼西凑的陈词滥调！”我打断尖下巴男人的话，说得非常明确。
“同志，这就奇怪了。”这时候，一个女人插话道，她三十来岁的样子，一头金色的头发，穿戴很是时髦，满脸堆积着灿烂的微笑（似乎生来如此），“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您的专业是什么？”
“艺术史。”
“扎图莱茨基同志的专业是什么？”
“我一无所知。他也许寻求同一领域中的研究。”
“你们瞧瞧，”金发女士叫嚷起来，热情奔放地转向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说，“对这位同志来说，一个同一专业的科学工作者不是一个同志，而是一个竞争对手。”
“我接着说吧，”尖下巴男人继续道，“扎图莱茨基夫人同志对我们说，她丈夫去你家里找过你
，并在那里遇到一个女人。很显然，这个女人后来对你诬陷了他，她声称，扎图莱茨基同志试图对她进行性骚扰。扎图莱茨基夫人同志可以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明，证明她丈夫根本无法实施这样一种行为。她想知道那个诬陷她丈夫的女人的姓名，并打算向负责刑事案件的全国委员会提起诉讼，因为这一诬陷损害了她丈夫的名誉，有可能剥夺他的生存手段。”
我试图再一次截除这一事情中畸形发展的部分：“请听我说，同志，这一切根本就用不着。那一篇论文实在写得太糟糕了，岂止我呢，恐怕谁都不会推荐它的。如果说，在那个女人和扎图莱茨基先生之间产生了一场误会，那也完全没有必要专门为此开一个会啊。”
“很幸运啊，同志，幸亏不是由你来决定有没有必要开我们这个会。”尖下巴男人回答我说，“如果你现在声称，扎图莱茨基同志的论文一无是处，我们就必须把这一点看成是一种报复。扎图莱茨基夫人同志给我们读过一封信，是你知道有这样一篇论文之后写给她丈夫的。”
“是的，我写过这封信。但是，在信中，我对那篇论文的质量没有说过一个字。”
“确实如此。但是，你对扎图莱茨基同志说，你很愿意帮助他；读了你的信，显然让人觉得，你对他的论文很赞赏。而你现在却说，那是一种抄袭。你为什么不立即在那封信中对他说清楚呢？你为什么不对他坦诚相言呢？”
“这位同志是个两面派。”金发女士说。
这时候，一个上了年纪的烫头发的女人插话了；她一针见血地谈到了问题的实质：“同志，我们请你对我们说实话，扎图莱茨基先生在你家里见到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我明白，要把这件事从它荒诞的严肃性之中拔出来，显然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我只剩下了一条路可走：把线索搞乱，让克拉拉远离所有这些人，把他们从她身边引开，就像鹌鹑把猎狗从它的巢边引开，宁可牺牲自己的肉体，也要保住幼雏的性命。
“真是麻烦呢，”我说，“不过，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女人的名字了。”
“怎么？你不记得跟你一起生活的女人的名字？”烫发的女人问道。
“您对待女人的举止似乎可说是典范吧，同志。”金发女人说。
“我可能还能回想起来，不过，我需要好好地想一想。您知道扎图莱茨基先生是在哪一天来找我的吗？”
“是在……请你们等一下，”尖下巴男人说，看了看他的那一沓纸，“十四日，星期三的下午。”
“星期三，十四日……请等一下……”我两手捧住脑袋，在那里思索，“对了，这下我想起来了。她叫海伦娜。”我注意到，他们全都呆呆地盯着我的嘴唇。
“海伦娜……好的，还有呢？”
“还有什么？很不幸，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并没有想打听她的底细。说实话，我甚至都不能肯定她是不是就叫海伦娜。我叫她海伦娜，因为她丈夫长着一头棕红的头发，在我看来就像是墨涅拉俄斯
。我是星期二晚上认识她的，在一个舞厅里，趁着她的那位墨涅拉俄斯去酒吧喝一杯时，我上前跟她搭上了话。第二天，她来找我，就在我家度过了下午。傍晚时分，我离开她大约有两个钟头，去学校开会。当我回到家里后，她很伤心，她对我说，有一个先生来过，对她非礼。她以为我跟那个先生是串通好了害她的，觉得自己受了伤害，就再也不愿听我说什么。于是，您瞧瞧，我甚至都没有时间知道她究竟姓甚名谁。”
“同志，无论您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那位金发女士说，“我始终绝对无法想象，一个像您这样的男人居然还在为青年人教课。在我们的国家里，生活对于您难道就只是吃喝玩乐，只是勾引女人吗？请您放心，我们会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转告有关部门。”
“看门人没有对我们说到一个叫海伦娜的女人，”烫头发的女人插话说，“不过，他倒是对我们说过，一个月以来，你未经申报，就收留了一个在服装厂工作的姑娘。别忘了，您还是三房客呢，同志！你以为你可以随便招谁来住吗？你把你的房间当作妓院了吗？如果你不想把那女人的姓名告诉我们，到时候警察会找到她。”
我脚下的地面正在塌陷。我开始感到了教授对我提过的不利氛围。当然，还没有任何人找我去谈话，但我已经听到一些风声。教师们通常都在玛丽女士的办公室里喝咖啡，一边喝，一边聊天，口无遮拦地乱说一通，玛丽听到后，便好心地向我透露了其中的一些说法。几天后，校务委员会将召开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评估；我已经想象出委员们正在阅读街道委员会送来的报告，对这份材料，我只知道一点：它是秘密的，但对它的内容我不可能有丝毫的了解。
在人的一生中，有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委曲求全。必须丢卒保车，放弃那些并不十分重要的阵地，以保全基本的阵地。然而，在我看来，我的爱情是我最后的阵地。是的，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我突然开始明白，我爱我的那位服装女工，我真的十分爱她。
那一天，我跟她在一个教堂门前约会。不能在家里见面，不行。因为家还是家吗？一个四壁玻璃的房间还算是家吗？一个时时被人拿望远镜监视着的房间还是家吗？一个你必须把你所爱的女人藏起来，像藏一件走私品那样藏起来的房间，它还能算是一个家吗？
就这样，在我们家中，我们感觉并不在自己的家中。我们就像是擅入者，感到自己被领进一片陌生的领地，随时随地都有被人抢劫的危险，一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我们就如惊弓之鸟，丧失了冷静，每时每刻，我们都担心有人会来敲门，而且敲个没完没了。克拉拉回到了切拉科维采村，在这个家中，这个对我们变得陌生的家中，我们再也不想见面，哪怕只见一会儿也不想。所以，我去求我的一个画家朋友，让他在晚上把他的画室借给我们。那一天，他第一次把钥匙给了我。
于是，我们又在一个屋顶之下相会了，在一个很大的房间中，屋里有一个很小的长沙发，一个宽阔的斜面窗户，从窗户中望出来，能看到晚霞中的布拉格；在沿墙而挂的数量不少的绘画中，在艺术家的这片无忧无虑的狼藉和混乱中，我一下子就重新找到我那古老的自由感，这是多么甜美的感觉啊！我在长沙发上打滚，把开瓶钻钻入瓶塞，打开一瓶葡萄酒。自由，欢快，我滔滔不绝地谈着，陶醉于我们将要度过的美好的晚上和美好的夜。
只是，刚刚弃我而去的忧虑，将它的全部重量压在了克拉拉身上。
我已经说过，她住在我家期间，曾经毫无顾忌，甚至流露出最最自然的本性，但是现在，我们在一个陌生的画室中相会，她却觉得很不自在。岂止是很不自在。“真丢人。”她甚至说。
“什么东西让你丢人了？”我问道。
“你竟向别人借了一套房子。”
“为什么我向别人借一套房子就让你丢人了？”
“因为这里头有某种丢人的东西。”
“我们没法不这样做。”
“我知道，”她说，“但是，在一套借来的房子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娼妓。”
“我的上帝啊！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娼妓，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在一套借来的房子里？娼妓通常在自己的家里卖淫，而不是在借来的房子里。”
人们常说，女人的心灵中存在非理性的因素，你就是用再理性的力量，也打动不了她心中非理性的坚固栅栏。从一开始起，我们的谈话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预兆中。
我把教授对我说的话全都告诉了克拉拉，我还向她讲述了街道委员会会议上发生的事，我试图说服她，我们最终将排除一切障碍。
克拉拉先是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她说我应该对一切负责。“你能不能至少让我跳出这个服装厂呢？”
我回答说，现在，她应该稍稍耐心一些。
“你看，”克拉拉说，“你光会开空头支票，无论如何，你什么实事都没有做。眼下，就算是有人愿意帮我，我也无法跳出来，因为，由于你的错，我的档案里被记了一笔。”
我再三向克拉拉保证，我跟扎图莱茨基先生之间的纠纷，决不会把她给带上的。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克拉拉说，“你为什么拒绝写那篇阅读报告。假如你写了，一切不就全都平安无事了吗？”
“事到如今，再说这些也都太晚了，克拉拉，”我说，“假如现在我来写这篇阅读报告。他们就会说，我是出于报复才攻击他的论文的，这样，他们就将恼羞成怒。”
“为什么你就非得攻击他的论文呢？给他说一两句好话不就得了吗！”
“我不能这样做，克拉拉，这篇文章是不能写的。”
“那么此后呢？扮演真理捍卫者的角色，你就舒服了！当你写信给这家伙，说你的观点对《造型艺术思维》无足轻重时，你说的难道不是一片谎言吗？当你对他说，他企图诱惑我时，你难道不是在撒谎吗？当你谈到那位海伦娜时，你难道不是在撒谎吗？既然你已经撒那么多次谎了，你再多撒一次谎，给他的论文说句好话，又有什么要紧的呢？这是挽救局面的唯一办法。”
“你瞧，克拉拉，”我说，“在你的想象中，一个谎言跟另一个谎言是相等的，可是你错了。我可以虚构无论什么东西，尽情地讥讽别人，搬弄各种各样的玄虚，开各种各样的玩笑，我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撒谎者；那些谎言，如果你想把它们称为谎言的话，就是我，就是我本来的面目；这些谎言，我不会用来遮掩任何东西，用这些谎言，我说的实际上是真理。但是，有些东西，提到它们时我是不能撒谎的。有些东西，我认识它们的本质，我理解它们的意义，我爱它们。我不对它们开玩笑。在这些问题上撒谎，就将降低我的人格，我不愿意，不要强求我那样做，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我们彼此不能理解。
但是，我真的爱克拉拉，为了让她不再责怪我，我什么都能做，我豁出去了。第二天，我给扎图莱茨基夫人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告诉她，后天下午两点钟，我在我的办公室里等她。
扎图莱茨基夫人十分忠实于她有条有理的精神，在约定的时分，她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我打开门，请她进来。
这样，我终于见到她的面了。这是一个高个子女人，很高，一张农妇一般的狭长脸，两只浅蓝色的眼睛映衬在瘦瘦的脸上。
“请宽衣。”我对她说。于是，她动作笨拙地脱下深栗色的长大衣，大衣的腰身很紧，剪裁得更古怪，使我联想到老式的军大衣。
我不想首先发起进攻；我想让对手先摊牌。扎图莱茨基夫人落座后，我便拿话语煽动她，让她挑起话头。
她说了起来，嗓音低沉，丝毫没有进攻性：“您知道我为什么来找您。我丈夫始终对您怀有很大的敬意，不仅作为学者，而且作为人。一切取决于您的阅读报告，而您却拒绝为他写。我丈夫为他的论文花费了整整三年的心血。他的生活远比您艰难得多。他是个小学教师，他每天都要赶六十公里路去乡下教书。是我迫使他去年辞退了工作，好让他专心致志地投身于科研工作。”
“扎图莱茨基先生不上班了吗？”我问。
“不上班了……”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眼下，靠我一个人挣钱养家。科研，那是他的命。您还不知道他都在研究什么呢，您还不知道他写完了多少张纸呢。他总是说，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写三百页而只保留三十页。谁知道，后来出了那么个女人。请您相信我，我了解他，他是决然不会做那个女人所说的那种事的，看她敢不敢在我们面前重复一遍。我了解女人，她可能很爱您，而您却不爱她。她兴许想激起您的嫉妒。但是，您可以相信我，我的丈夫绝没有那种胆量！”
当我听着扎图莱茨基夫人的诉说时，我身上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我完全忘记了一点，正是由于这个女人，我将不得不离开学校；由于这个女人，一个幽灵滑入了我和克拉拉之间；由于这个女人，我有那么多日子是在愤怒和折磨中度过的。现在，在我眼中，她和这个故事（我俩在其中不知扮演了什么角色）之间的整个联系，都变得那么混乱，那么松弛，那么出人意料。我突然明白到，我原先还想象我们自己跨在人生历险的马背上，还以为我们自己在引导着马的驰骋。实际上，那只是我单方面的一个幻觉；那些历险兴许根本就不是 我们自己的 历险；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是由 外界 强加给我们的；它们根本就不能表现出我们的特点；我们对它们奇特的驰骋根本就没有责任；它们拖着我们，而它们自己也不知来自什么地方，被不知什么样的奇特力量所引导。
另外，当我紧紧地盯着扎图莱茨基夫人时，我似乎觉得，这双眼睛不能一直看透动作的背后，这双眼睛根本就没有在看；它们只是在脸的表面飘浮。
“您说的也许有道理，扎图莱茨基夫人，”我语调妥协地说，“也许，我的女朋友撒了谎。但是，您知道，一个嫉妒的男人会变成什么样；我相信她，我昏了头。这样的事情，谁的身上都会发生的。”
“是啊，当然会发生的。”扎图莱茨基夫人说，显然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既然您自己已经承认了，这就好。我们担心您相信那个女人的话。弄不好，她会毁了我丈夫的一生，我甚至还没有说到这一切投在他身上的道德阴影。这些，人们毕竟还能忍受。但是，我丈夫最期待的，却是您的阅读报告。在那家杂志社，编辑们向他担保，这一切只取决于您。我丈夫坚信，假如他的论文发表了的话，他就最终被学术界承认了。现在，一切都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您写这篇报告吗？您能不能尽快地写出来呢？”
我复仇的时刻，我平息怒火的时刻终于来了，但是，就在这一分钟，我再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愤怒，我对扎图莱茨基夫人所说的话，我都说了，因为我再也不能逃避了：“扎图莱茨基夫人，说到这篇报告，我有一个难点。我干脆对您说实话吧，我来解释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讨厌当着别人的面说一些不愉快的事。这是我的弱点。我想方设法地躲避扎图莱茨基先生，我以为，他最终会明白我为什么老躲着不见他。实际上，是他的论文很差劲。它没有任何的科学价值。您相信我的话吗？”
“我很难相信您说的这一点。不，我不相信您的话。”扎图莱茨基夫人说。
“首先，这一研究根本就没有独创性。您明白吗？一个学者应该永远带来新的东西；一个学者没有权利抄写众所周知的东西，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
“这篇论文我丈夫肯定不是抄袭的。”
“扎图莱茨基夫人，您一定读过……”我想继续说下去，但是，扎图莱茨基夫人打断了我的话。
“不，我没有读过。”
我很惊讶。“既然如此，那么，就请您读一读吧。”
“我的视力很糟糕，”扎图莱茨基夫人说。“五年以来，我从来没有读过一行字，但是，我根本用不着去读，就知道我的丈夫到底是诚实还是不诚实。这些事情凭感觉就能知道，并不需要特地去读。我了解我的丈夫，就像一个母亲了解自己的孩子，我了解他的一切。我知道，他所做的一切，永远都是诚实的。”
我不得不忍受最糟糕的事了，我给扎图莱茨基夫人读了几段她丈夫的论文，在这几段中，扎图莱茨基先生引用了好几位作者的观点。当然，这还不是明目张胆的剽窃，却总归是对权威的一种盲从，可以看出来，这些权威在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心中启迪了一种真诚而又过分的崇敬之情。然而，很显然，没有一家严肃的科学杂志会发表这篇文章。
我不知道扎图莱茨基夫人在何等程度上注意到我的解释，在何等程度听取它，理解了它。她乖乖地坐在她的扶手椅上，像一个士兵那样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知道自己绝不应该擅离岗位。我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随后，她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两只透明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用一种干巴巴的嗓音请求我原谅她。但是我知道，她并没有丧失对她丈夫的信任。她并没有责怪谁，她只责怪她自己，因为她没能够驳斥我的论点，在她看来，我的论点实在太晦涩，太难懂了。她穿上了她的军大衣，我明白，这个女人是一个士兵，一个彻头彻尾的士兵，一个忧郁而又忠诚的士兵，一个被长期的战役拖得筋疲力尽的士兵，一个无法理解命令的意义，却始终毫无怨言地执行命令的士兵，一个被打败的但又不失尊严的士兵。
“现在，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我对克拉拉说。我们坐在达尔马提亚小酒馆里，我已经把我跟扎图莱茨基夫人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她。
“我看不出我以前有什么好害怕的，”克拉拉回答说，她的那份自信着实令我惊讶。
“怎么，你这是什么意思？要不是为了你，我根本就用不着见什么扎图莱茨基夫人的面！”
“可你还是跟她见了面，这很好嘛，因为，你对这些人做过的事很不好。卡劳塞克博士说了，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
“你什么时候见卡劳塞克的？”
“我见到他了。”克拉拉说。
“你把什么都告诉他了？”
“怎么了？这难道还是一个秘密吗？现在，我可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是吗？”
“你想让我告诉你吗？”
“请说吧。”
“你是一个老牌的玩世不恭的人。”
“是卡劳塞克对你说的吧？”
“为什么是卡劳塞克说的呢？你认为我无法独自认识到这一点吗？你认为我无法看穿你的把戏吗？你喜欢牵着别人的鼻子走。你答应过扎图莱茨基先生，要为他写一份阅读报告……”
“我从来就没有答应过他要写阅读报告……”
“而对我，你答应过给我调工作。你利用我来对付扎图莱茨基先生，又利用扎图莱茨基先生来对付我。可是，假如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份工作，我终究会调成功的。”
“靠卡劳塞克吗？”我试图挖苦她一下。
“反正不是靠你！你这个人，你到处开空头支票，你都无法知道自己开多少空头支票了。”
“那么你呢，你知道吗？”
“是的，你的合同将不再续签，如果有一个外地画廊愿意接受你当职员，就算你的万幸了。但是，你必须明白，这一切全是你的错。如果我能给你一个建议，那么，在未来，你最好还是真诚一些，不要撒谎，因为，一个女人无法敬重一个爱撒谎的男人。”
她站起身，向我伸出一只手（很明显是最后一次），然后转过身子，出门了。
我愣在那里，等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我的故事（尽管我的四周笼罩着一片冰冷的寂静）并不属于悲剧，倒是个喜剧。
这多少给了我一点点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