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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两汉是我国经学最盛的时期，而两汉的经学最重视的即为家法，所谓家法即是师承关系的讲究。老师的地位从来没有被怀疑过，不只是“天地君亲师”说说而已，更有《学记》一篇作为理论上的根据。所谓“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所谓“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另外又有《檀弓篇》提到“亲生之，君治之，师教之”，以事亲、事君、事师三者并称。所以尊师重道，便成为中国的传统。
但是自从曹操的《求贤令》颁布之后，唯才是举，不问其德。经学没落，师道当然也就不受重视了。再加上永嘉乱后，北方长期为异族统治，南方则溺于清谈、惑于俪偶，师道自然更加衰微。等到隋唐之时天下浑然一同，在上者虽也要奖励学术、鼓舞人心，唯当时所重者乃在开疆拓宇，裂土封侯，而一般读书人所注意者更在进士科的诗赋文章。道德一途既已不受重视，老师的地位自然欲振乏力，而且每况愈下。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很痛切地指陈：
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可见当时的确是“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时代。因此提倡文以载道的韩愈，为了改变时风，为了矫正时下只重文章、不重道德的弊病，自然要从提倡尊师着手。
何以如此呢？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并非纯粹是复古，乃是要赋予文章新的使命，这使命就是道德的使命。要“言之有物”，要能昌明道德，而不只是像过去的为文章而文章，只有形式之美，毫无内容可言。既然要重视文章的功能及使命，自然要提高道德的价值，而要提高道德，就有赖于老师地位的崇高了。《学记》上的话，“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一点也没错的。
既然要重视道德，而且是儒家之道，韩愈因而有了《原道》《论迎佛骨表》等篇章，发扬此说。为了彰显圣道，更得赖尊师，他才不顾众人的嬉笑怒骂，以师者自居。因而柳宗元在感叹老师地位没落之后却也不得不为韩愈的勇气及遭遇而感叹：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词。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可见韩愈在当时写出《师说》这一篇文章的确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他宁可由人笑骂，被人毁谤，动辄得咎，以至于要奔跑于道路，不能久安其位，都是《师说》惹出来的祸。但是也因为《师说》，韩愈奠定了他的“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地位。
自宋朝以来，儒家这个道统能再度居于主流地位，宋代理学家固然居于首功，而早在唐朝的韩愈实已为开路先锋。至于宋代以后的古文成为文坛的主流，欧阳修等人固然很伟大，但韩愈的功劳更不容抹杀。同理，我们看到杨龟山、游酢等人立雪程门，而佩服宋人重视师道时，就该想到远在唐代的韩愈，能够甘犯众侮、笑骂由人地提倡师道，实在是师道重振的首要功臣啊！
宋代大儒陆九渊因韩愈此篇而感叹道：“韩愈……识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时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更进而说：“吾亦谓论学不如论师，侍师而不能虚心委己，则又不可以罪师。”好个“论学不如论师”！只要重视道德学问，自然得要先重视师道。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一向为人所乐道，但是有谁能细心体会该文的首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中“百世师”三个字的含义有多深？韩愈不仅以振兴儒道、提倡古文为“百世师”，实则在提倡师道，使得千百年来“天地君亲师”并列的地位不再是一种揶揄，真可以说足以为“百世师”、为天下法了！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昌黎先生集》
古时候求学的人，一定会有老师，老师就是传授道术、教导学业、解释学生疑惑的人。人不是一生下来就能了解什么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呢？有了疑惑而不去跟老师请教，那么，他的疑惑就会永远不能解决。
年纪比我大的，他了解道术的时候比我早，我当然要跟他学；年纪比我小的，假若他了解道术也比我早，我当然也要跟他学。我所要学的是学问、道术，怎会去注意他比我年长或年幼呢！所以不管他是富贵的，还是贫贱的，年长的，还是年幼的，只要有道术学问在身，就可做我的老师。
哎呀！尊师重道的风尚早已失传了。要一般人没有疑惑也实在很难了。古代的圣人，超出平常人的地方太远了，尚且要跟着老师来请教问题；而现在的一般人，不及圣人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却以向老师请教为耻。所以圣人愈加地圣明，愚人愈显得愚昧。而圣人之所以能成圣人，愚人之所以终究是愚人，难道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吗？
一般人疼爱自己的孩子，因而选择老师来教他。可是对于自身，却以向老师请教为可耻，真是奇怪啊。那些教导孩子的老师，只是教他们读读书、学习些句读而已，并非我所说的是来传授道术、教导学业的。句读不会读时，知道要去请问老师，疑惑不能了解时，却不去请教老师，只学习小的，而遗漏了大的，我真不知道他们的聪明在哪里。
那些巫觋、医师、乐工和各种匠人，不以拜老师向老师请教为可耻。但是到了士大夫这些读书做官的人，只要一听到人说起“老师”“学生”这些话来，大家就围绕着来讥笑他们。问他们笑什么，就说道：“他们俩年纪差不多，学问也很相近啊！”拜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可耻，拜大官为师，又好像要去谄媚他。哎呀！由此可知，尊师重道的风气是不能恢复了！巫觋、医师、乐工和各种匠人，是有道德学问的君子所瞧不起的，可是如今这些君子的智慧反而比不上他们，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圣人没有一定的老师，孔子曾拜过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这些人为师，其实郯子这些人，他们的学问还比不上孔子。但是孔子自己说道：“只要有三个人走在一起，其中一定有我的老师。”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做老师的也不一定都要比学生高明。只不过他们理解道术的时候有先后的差别，他们所研究的技术或学业也各有各的专门所在，就是如此而已。
李蟠这个青年人，只有十七岁，喜欢学古文，六经等书籍都学过了，他不为当前的歪风所感染，要来向我请教学问，我赞扬他能学习古人的做法，因而作了这篇《师说》来送给他。
（周益忠/编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