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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先世出自昌黎郡，因自称昌黎韩愈。官至吏部侍郎，谥曰文。早岁刻苦为学，因而通六经百家之说，提倡古文，排斥佛老，主张文以载道，实则以复古为创新，一扫当时骈俪之风，天下文风为之丕变。苏轼赞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允为得之。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门人李汉辑其所作为《昌黎先生集》四十一卷。
韩愈像
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这么论断：韩愈的《原道》是中国中古史上最重要的一篇学术文献！这个看法是极其正确的。因为《原道》这篇文章，在儒学思想史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发展上具有振衰起弊、开创新机的关键性作用。
韩愈生长在一个动乱的大时代，因而在他的生命情调中充满了民族危机感与文化危机意识——当时适值安史之乱后，汉民族势力衰退，无力与胡族兵马相抗衡；儒家思想不论在政治实绩、社会规范及人生修养、观念指导上均失去一贯的主导地位，而外来的佛教及非中国文化正统的老庄主宰了时人的心灵。为了民族自救、文化自救，韩愈挺身而出，以无比的文化意识，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主张，《原道》一文即是其所倡文化自救运动的理论基础。其要义为：
第一，建立明确的道统观念，将儒学从当时的流行价值中提升而予以重新定位。他斩钉截铁地宣告，唯有儒家的仁义大道，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正道。它与中国历史文化之发展、民族命脉之维系牢不可分，是古圣先贤代代相承的精神根源。因此，关爱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分歧的状况下，应作一正确抉择，挺身卫道，进而承先启后，立道统以振兴儒学，以开创中华文化的新生命。
第二，推崇孟子，称引《大学》，一方面奠定了宋代新儒学的典籍基础，另一方面引导了宋儒就儒家而不以佛、老的哲学理念来剖析、探究心性问题的学术研究新动向。《孟子》与《大学》由汉至唐乏人重视，但却都是极重要的儒家学术资产。尤其是孟子的拒杨、墨的卫道精神及对“士”风格的塑造，心性问题的探讨，在先秦诸儒中极具特色。而《大学》所强调的一套“诚、正、修、齐、治、平”由内心而向外展开的修养功夫，不仅具有纯哲学研究的兴味性及严谨性，更因其“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而充分发挥儒家兼善天下、造福民众的严正的涉世精神（积极入世、改造世界），确可作为强化儒学之利器。后来宋儒朱熹之所以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定为四书，就是受了韩愈的影响。
第三，就人类进化的历史事实及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原理，强有力地论证儒家思想的实用价值，借以反证佛、老之虚无与对社会缺乏实际贡献的弱点，用以提倡儒学，要求大家建立共识——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建构于儒家伦理之上！如社会各阶层有此共识，自然就会奉行儒道。
果然，《原道》所展现的上述三点要义后来终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重建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开创了宋代的新儒学。所以，《原道》一文，的确是一篇改变中国学术史的重要文章，陈寅恪先生对它的历史评价其当之无愧！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
。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
。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
。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墨，则入于老；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
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
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其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
。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国家天下者，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
！”《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宣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昌黎先生集》
仁就是博爱，义就是行事合宜，道就是依着仁义去做，德就是使自己原有本性完满无缺。“仁”“义”这两个字有确定的意义，“道”和“德”则较为抽象，很难界定它的意义。因此，道有所谓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而德也有吉善和凶恶的分别。老子小看仁义，并不是他要毁谤仁义，而是因为他的见识比较小。就像坐在井中看天，以为天很小一样，并不是天真的小，而是他所看到的有限。老子把小恩小惠看作仁，把小小的善行看作义，因而看不起仁义，这也就难怪了。他所说的道，并不是我们儒家的道；他所说的德，也是他自己的德，并不是我们儒家的德。凡是我们儒家所讲的道德，是配合仁义一起来说的，这也是天下人所公认的。老子所说的道德，则不顾仁义，只讲道、讲德，这是他个人的见解，不能代表天下的公论。
自从周朝的礼乐衰微，孔子去世之后，儒家的典籍被秦始皇烧掉了，儒家学说在汉朝则为盛行的黄老学说所掩没，在魏晋南北朝到隋朝之时则为佛教的流行所掩没。因而谈论道德的人，不是跟杨朱一伙的，就是跟墨翟一样的看法；不是跟墨子一样，就是和老子一样；不是和老子一样，就是和佛教徒一样。相信这一派的说法，就否定另一派的说法。相信时就以他为救世主，并且附和他；不相信时，则把他当成奴婢一样地轻视、污辱。可叹啊！后代的人，如果想要了解仁义道德的学说，要从何去了解呢？老子的门徒们说道：“孔子，不过是我们老师的门徒。”佛门的徒众也说：“孔子，也是我们老师的弟子。”而孔子的徒子徒孙们，听惯了这种说法，竟相信这种荒诞不经的话，而自以为微不足道，也跟着说：“我们先师孔子，也曾经拜过老子和佛祖为师。”不但挂在嘴巴上，又把它写在书本上！哎呀！后代的人！虽然想要了解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该去哪里求得呢？人们实在太好奇了，不探求其根本，也不考察其演变，就是喜欢听一些奇怪而荒谬的话！
古时人民，只有士农工商四类，现在却多了和尚、道士而变成六类；古时儒家定为一尊，现在却儒、释、道三家并存。种田的只有一家，吃饭的却有六家；做工的只有一家，用东西的却有六家；做生意的只一家，靠商人维生的却有六家。如此下来，百姓又怎能不穷困得去做盗贼呢？
古时，人民的灾害很多。所幸有圣人应运而生，教导大家相互照顾的道理，不但领导他们，而且教育他们，替人们赶走了爬虫走兽，为人民在中原地区开辟了家园。天气冷，就教百姓缝制衣裳；饥饿了，就教他们找东西来吃。恐怕他们在树上不安稳，在洞穴中住容易得病，因而教他们盖房屋来住；教他们各种手工艺，以便有各种器具可以使用；教他们进行交易，以便互通有无；更为他们研究医理，整理药物，以帮他们渡过死亡的威胁；教他们应该埋葬祭祀死者，以增长人类的亲爱关系；教他们制定各种礼制仪节，来分别尊卑长幼的次序；为他们谱出音乐，来宣泄他们的苦闷或哀乐；为他们做出各种措施，来提醒他们的懒惰怠懈。更为他们制定各种刑罚，来除暴安良。由于有些人会欺骗，因此制作了契约、虎符、印玺以及度量衡等，作为标准避免纷争。因为人会互相争夺，为此替他们建造城墙，制造各种盔甲兵器来防御，这样替他们预先防备各种灾害、祸患。可说是仁至义尽了。结果道家的人却说：“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毁坏各种度量衡，老百姓就不会争执了。”唉，这些人未免太忘恩负义了。假若没有古时的圣人，人类早就消灭了！这是为什么呢？人类没有羽毛、鳞甲来适应各种冷热无常的环境，也没有锐利的爪牙来抢夺食物。所以国君是发号施令的人，大臣则向上奉行国君的命令，以转达给老百姓，人民则生产粮食，栽培桑麻，制作各种器具，流通财货，以贡献给国君。国君不能善尽发号施令的职责，就不配做个好国君。大臣不能将下想上达，并转达国君的命令给人民，就不是个好臣子。百姓若不能生产粮食、栽培丝麻，制造各种器具，流通财货，以贡献国君，就该惩罚。现在佛家的经典居然说道：“一定要抛弃你们的君臣关系，离开你们的父子关系，并且不可再有相互照顾、相生相养的生活。”以去追求清净寂灭的境界！唉，他们幸而生在夏商周之后，才没有为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人所斥责，但这也是天下的不幸，他们没生在三代以前，没有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来加以指正，以至于这么嚣张。
“帝”“王”这两个名号虽然不同，但都同样是圣人。就像夏天自然穿凉爽的葛衣，冬天就披上温暖的皮裘，口渴了喝水，肚子饿了吃饭一样，这些事情虽然不同，但道理则是一致的。现在有人居然说：“为什么不像上古时那样简单无事呢？”就好像责备冬天穿皮裘的人说：“为何不穿麻布，这样比较省事啊！”又好像责备饥饿的人说：“为何不喝水，这样就比较省事啊！”《礼记》的《大学篇》说：“以前想要将他的光明德行发扬于天下的人，先要治理他的国度；想要治理好他的国度的，必须先整理好他的家庭；想要整理好他的家庭的，必须先将自身修理好；要先将自身修理好的人，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念；要将心念端正的人，必先使得自己的意志诚实。”如此可知，古时候所谓正心诚意的人，是将要有所作为的，而现在要修心养性的人，却不顾天下国家，毁坏人伦纲常。做儿子的人，不把父亲当作父亲；做臣下的人，不把国君当作国君；而百姓也不能尽他们的本分。当年孔子修《春秋》时，特别重视褒贬。对于采用番邦礼节的中原诸侯，就把他们看成番邦，对于肯用中国礼节的番邦，则还是把他看成中国人。《论语》说：“番邦纵使有国君，也比不上中原各地没有国君的地方。”《诗经》也说：“对于番邦，不管西北的戎狄，南方的荆国舒国，都要加以征讨。”现在竟然要把夷狄的那一套，抬到中国先王的教化上去，这样岂不是要大家都变成夷狄了吗？
所谓先王的教化是什么呢？就是我在一开始所说的博爱的仁，行事合宜的义，依照仁义去走的道，修养自己天性使其圆满的德。表现于典籍上的是《诗》《书》《易》《春秋》等经书；表现于法度上的，就是治国的礼乐刑政等制度；他的人民只分士农工商，人民的相互关系则分君臣父子师友主客兄弟夫妇等；穿的衣服是丝和麻的制成品，住的是房屋，吃的是米谷、蔬果和鱼肉。就这样而已。因此，道理很容易明白，教化很容易实行。用这种道来修养自己，就一定顺利、吉祥；用这种道来对待别人，那么必定有爱心，而且公正无私；用这种道来修心养性，那么必定心平气和；用这种道来治理天下国家，更是没有一点不合宜的。因此，生存时能得到性情的中和，死亡时也能尽其常道。祭天时，天神皆下凡来享受；祭祖时，祖先也会来享用。如果问：“这是什么道啊？”我就要回答说：“这是我们儒家的道，并非以前所提的老子和佛祖的道。”唐尧把这个道传虞舜，虞舜把它传给夏禹，夏禹把它传给商汤，商汤把它传给文、武、周公，文、武、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又传给孟子。孟子死后就没有人得到真传了。荀子和扬雄，虽也是儒家的弟子，但是学问驳杂不纯，道理又语焉不详，所以说没传人。周公以前的圣人，由于得道在位，因而这些道理都能施行；周公以后的圣人则在下做臣子，因而学说得以流传久远。
那么应该怎样才是为今之道呢！我认为对佛老的学说不加以堵塞、禁止，圣人的道理就不能风行。那些僧尼道士，都要他们还俗，烧掉他们的书，把寺庙道观改成民房，并且阐明先王的大道，来教导他们，使那些鳏夫、寡妇、孤儿、没有子嗣的老人，及身染重疾、残废的人，都能够安然地生活着，能够这样，也就差不多算是发扬儒道了。
（周益忠、王樾/编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