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中事宜状

陆贽

陆贽（754—805），字敬舆，唐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年十八登进士第，为德宗所信任。建中四年（783），朱泚乱作，随德宗出狩奉天。诏文皆出于其手，文辞剀切，辄使贼寇感泣。贞元八年（792）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被谮贬为忠州别驾。潜心读书、考校医方，作《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谥号宣。著《陆宣公翰苑集》二十二卷，尤以奏议为著。

陆贽像

背景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是唐朝自开国以来前途最黯淡的一年，却是陆贽挥翰起草、振危起溺的分界线。其中《论关中事宜状》一文，对唐朝国祚，对陆贽一生来说，正代表着这个重要的转捩点。

德宗即位之初，一反肃宗、代宗对藩镇的姑息政策，本想加以整顿，但由于性情急躁，猜忌心又强，于是引起诸藩镇的叛变，乱事更加扩大。建中二年（781），李惟岳、田悦、李正己叛乱，德宗命朱滔、张孝忠攻成德，大败成德军于束鹿。李惟岳逃回恒州，为部将王武俊所杀。朱滔、张孝忠、王武俊三人求封，德宗赏赐甚薄，于是朱滔、王武俊联结田悦、李纳又叛，声势浩大，相约称王。淮西的李希烈也遥相呼应，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刚好当时马燧在两河讨伐叛贼，很久都没有战果，并请求救兵。李希烈又围攻襄城，情况非常紧急。德宗的威信深受打击，尤其是控制长江以北自湖北延伸至河南的一大片地域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叛离，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使朝廷最有力的支持者在一夜之间变成最危险的敌人。处在这种危急的情势下，陆贽乃上这一折《论关中事宜状》的对策。

影响

《论关中事宜状》对当时情势给出了最深切中肯的建议，但纵使德宗有心采纳，可他的军队都已陷溺在战场上，加上义救襄城的泾原兵在京师哗变，唐德宗不得不仓皇逃到奉天。这是唐朝国祚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也是陆贽身系国家安危的时刻。

肃宗以安禄山之祸而即位灵武，唐德宗却因朱泚为乱出奔到奉天。这时在内有政事不纲、百事俱废的危机；在外有骄横不驯的强藩悍卒，及攻坚围城的乱事。陆贽的出仕生涯之所以令人注意，不但在于他惊人的宦途起落，更由于他遭逢时艰，在掌握政治实权的十年中，为朝廷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政策，举凡财政、国防、地方分治及征选吏员等等举足轻重的课题，我们光从《资治通鉴》在论断784年到794年这十年间的事宜，引述陆贽的奏议策牍不下三十种之多，就可知道陆贽在这一时期参赞机要，时号“内相”的因由。

陆贽论谏虽能讥陈时病，深得效验，德宗在危难时也能听贽谋，国祚得以不亡。可惜所用不过一二，唐朝之所以走向衰亡的命运，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苏轼在《进呈陆贽奏议劄子》中推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确实很中肯！

原文

右臣顷览载籍，每至理乱废兴之际，必反复参考，究其端由。与理同道罔不兴，与乱同趣罔不废，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异，安危则殊，此时之变也。至于君人有大柄，立国有大权；得之必强，失之必弱；是则历代不易，百王所同。

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国之权，在审其轻重。德与威不可偏废也，轻与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恃威则德丧于身，取败之道也；失重则轻移诸己，启祸之门也。陛下天锡勇智，志期削平；忿兹昏迷，整旅奋伐；海内震叠，莫敢宁居。此诚英主拨乱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谓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驭轻之权耳。陛下又果于成务，急于应机；竭国以奉军，倾中以资外；倒持之势，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觉妄发；辄逾顾问之旨，深测忧危之端；此臣之愚于自量，而忠于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谓愚夫言之，而明主择之，惟陛下幸留听焉。

臣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闻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大小适称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于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于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处则不危；斯乃居重驭轻，天子之大权也。非独为御诸夏而已，抑又有镇抚戎狄之术焉。是以前代之制，转天下租税，委之京师；徙郡县豪杰，处之；陵邑选四方壮勇，实之边城；其赋役则轻近而重远也，其惠化则悦近以来远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业，万方底乂；犹务戎备，不忘虑危；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尚赖经制，颇存典刑；强本之意则忘，缘边之备犹在。加以诸牧有马，每州有粮，故肃宗得以为资，中复兴运。乾元之后，大憝初夷；继有外虞，悉师东讨；边备既弛，禁戎亦空；吐番乘虚，深入为寇。故先皇帝莫与为御，避之东游。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内寇则崤函失险，外侵则泾渭为戎。

于斯之时，朝市离析，事变可虑，须臾万端，虽有四方之师，宁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尚赖宗社威灵，先皇仁圣；攘却丑类，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宫庙无损。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闻焉。足以见天意之于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儆，将宏永图。陛下诚宜上副元心，下察时变；远考前代成败，近鉴国朝盛衰；垂无疆之休，建不拔之业。今则势可危虑，又甚于前。伏惟圣谋，已有成算；愚臣未达，敢献所忧。

先皇帝还自陕郛，惩艾往事，稍益禁衙，渐修边防。是时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三帅，以扞西戎；河东有太原全军，以控北虏。此四军者，皆声势雄盛，士马精强。又征诸道戍兵，每岁乘秋备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冲；京师戒严，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宝位，威慑殊邻；蠢兹昆夷，犹肆毒蠚；举国来寇，志吞岷梁，贪冒既深，覆亡几尽；遂求通好，少息交侵。盖缘马丧兵疲，务以计谋相缓；固非畏威怀德，必欲守信结和。所以历年优柔，竟未坚定要约；息兵稍久，育马渐蕃；必假小事忿争，因复大肆侵掠。张光晟又于振武诱杀群胡，自尔已来，绝无虏使，其为嫌怨，足可明征。借如吐蕃实和回纥无憾；戎狄贪诈，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窥，岂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倘有贼臣陷寇，黠虏窥边，伺隙乘虚，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窃为忧者也，未审陛下其何以御之？侧闻伐叛之初，议者多易其事，佥谓有征无战，役不逾时；计兵未甚多，度费未甚广，于事为无扰，于人为不劳。曾不料兵连祸拏，变故难测；日引月长，渐乖始图。故前志以兵为凶器，战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轻用之者，盖为此也。

当胜而反败，当安而倒危；变亡而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间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为鉴！往岁为天下所患，咸谓除之则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是也；往岁为国家所信，咸谓任之则可除祸乱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纳继之；宝臣死，惟岳继之。崇义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则往岁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岁之所信者，今则自叛矣，而信又难保。是知立国之安危在势，任事之济否在人。势苟安，则异类同心也；势苟危，则舟中敌国也。陛下岂可不追鉴往事，惟新令图，循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而乃孜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既难必之效。其于为人除害之意，则已至矣；其为宗社自重之计，恐未至焉！

自顷将帅徂征，久未尽敌；苟以借口，则请济师。陛下乃为之辍边军，缺环卫；虚内厩之马，竭武库之兵；占将家之子以益师，赋私养之畜以增骑。犹且未战，则曰乏财。陛下又为之算室庐，贷商贾；倾司府之币，设请榷之科；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此亦愚臣所窃为忧者也，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以陛下圣德君临，率土欣戴，非常之虑，岂所宜言？然居安备危，哲王是务；以言为讳，中主不行。若备之已严，则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备，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陈狂愚，无所讳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于圣朝也。惟陛下熟察之，过防之！

且今之关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业根本，于是在焉。秦尝用之以倾诸侯，汉尝因之以定四海。盖由凭山河之形胜，宅田里之上腴；弱则内保一方，当天下之半，可以养力俟时也；强则外制东夏，据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关中者，与籍于营卫不殊；车乘之在关中者，与列于厩牧不殊；财用之在关中者，与贮于帑藏不殊；有急而须，一朝可聚。今执事者，先拔其本，弃重取轻。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议制置则强干弱枝之术反，语缓怀则悦近来远之道乖。求诸通方，无适而可？顾臣庸儒，窃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补，臣不胜恳恳忧国之至；辄敢效其狂鄙，以备采择之一端。陛下倘俯照微诚，过听愚计，使李芃援东洛，怀光救襄城。希烈凶徒，势必退衄。则所遣神策六军士马，及点召节将子弟东行应援者，悉可追还。河北既有马燧、抱真，固亦无籍李晟，亦令旋旆，完复禁军。明敕泾陇邠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劳徕畿甸；具言京辇之下，百役殷繁；且又万方会同，诸道朝奏；恤勤惩远，理合优容。其京城及畿县所税闲架、榷酒、抽贯、贷商、点召等，诸如此类，一切停罢。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祸乱无从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后可以度时宜，施教令，弛张自我，何有不从？端本整棼，无易于此！谨奏。

《陆宣公奏议》

译文

我以前读古书，每次读到国家盛衰治乱的关头，必定再三地研究，探讨其原因。发现只要循道理来做事的则无不兴盛，若是背逆大道，那就没有不衰乱的。这是天下之常理。但偶然有举措相同，可是治乱却大相径庭，这只是偶然时代有此改变罢了。至于人君享有国家大事的权柄，这权柄是国家权力所在，得到它必然强大，失掉它必然衰弱，这是历代都如此，任谁也改变不了的。

人君的权柄，在彰明他的德威，立国之道，则要衡量事情的轻重。德望和威势二者不可偏废，本末轻重更是不可颠倒。培养威势是为了彰显德望，若二者有了偏差就危险了；把持根本，才能驾驭其他，若轻重颠倒就悖逆了大道。但是光仗恃威势，那么将丧德败身，这是失败的原因；不重根本，那么轻微的事也将无法治好，这更是祸息的根源。上天赐予圣上睿智勇武，圣上愤恨那些昏迷不醒的叛逆，志在平定天下，因而整顿军队，发愤讨伐，天下为之震动不安。但这实在是英明国君为了除暴安良的长远打算，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如此的。然而威武加诸四方，并非就是威势已培养了，如今能够战战兢兢地保持政府的威势，只是靠着皇上还能把持根本，所以才有驾驭天下的大权。而皇上却急于必须有战果，因此竭尽国力来供给军需，倾尽国家所有来援助在外的战事，所以本末又有些倒置了。我因为国事紧张，才有这逾越本分的言语举动，却也深深地感受到国事的危险端倪所在，这是臣下对自己不能多加思量，只求尽忠于陛下的职责啊。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愚人说话，明君加以选择”的意思，希望皇上您能稍加留意！

我听说立国之道，京师根本要强大，而各郡国要较为弱小才能坚固。又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像是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操纵手指一样，那就大小都很恰当。身体所以能指使手臂，是因为身体大于手臂，手臂能操纵手指，是因为手臂较手指大。关中地区本就是天下四方的根本，而京城，又是关中的根本所在，因而若论天下情势，应当使得京城如同身体，关中如同手臂，而四方则如同手指，如此一来，就不会不归顺，也不会有危险了。这才是居于根本驾驭天下的大权所在，并不只是驾驭中国各地而已，这也是镇抚四周夷狄的方法。因此以前各朝的制度，转运天下的租税送到京城去，将各地的富豪、英雄迁到京城附近，四方的勇士壮丁，来镇守边关。赋税徭役则加重远方各地，而近于国都者则减轻。安抚天下则先使附近各地心悦诚服，以招来远地的百姓。当年太宗既已平定海内外各地，天下底定，独能重视兵备，不敢忘记居安思危的教训，因此设置府兵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八百多处府兵，而单是关中地区就有将近五百处之多，整个天下不能跟关中相比，可见重本轻末的意思，实在是明显极了。但是天下承平之日久，因而军备也就逐渐衰微了，虽然府兵制和禁卫军的制度仍存在，但是已经很少再勤于演习了，因而安禄山能够假借着明皇所给予的军权，乘着身兼三节度使的威势，一举而闹下了滔天大祸，使得洛阳、长安两京先后不守。所幸仗赖国家固有的制度，仍能维持。强大根本的观念虽不在，但是沿边的守备仍然能够保存。加上每州每城都能有兵马粮守，所以肃宗皇帝能以此资助，中兴大唐。到了乾元初年以后，大贼初被平定，后来忧患又起，因而倾全国之力去东边征讨叛逆，所以边疆守备空虚，吐蕃才乘虚而深入京城为寇。先皇代宗，不能抵御，只好退到山东。这都是因为没能掌握根本，以驾驭天下的大权，进而忘了要巩固京城的观念，所以有内贼叛乱。那么，崤函之险也没用了，有外寇入侵，泾渭地区也都要战事频仍了。

在这时候，天下分崩离析，随时有可忧的变故发生，虽然有四方勤王的军队，这哪能救得了突然而来的祸患？皇上若想到这儿，难道不会因而胆战心寒？幸好祖宗威灵显赫，先皇又仁义英明，因而平定了贼寇，再度安定了京师，而长安城及宫殿也幸而能够保全，这是以前所未曾有的事，可见上天对于我们皇唐的保佑实在是够深的了。所以这次显现的警告，反而能够宏大国家的基业。皇上实在应该向上配合天意，向下明察时代的趋势，远能考察以前各朝成败的原因，并参考王朝各代盛衰的关键所在，以建立国家永久的幸福，及不朽的功业。现今情势值得忧虑，又超过以往许多，在下心想皇上心中应该已经有了打算。我愚昧无知，斗胆地献出我忧心所得的浅见如下：

先皇代宗从陕州外城避难回京后，鉴于往事的错误，因而加强了京城的卫守军队，对于边防也更加重视了。当时，关中地区有朔方、泾原、陇右三节度使来防御吐蕃回纥，河东有太原的精良军队来控制北方杂胡。这四地的军队，声势不但浩大而且兵强马壮。而且又征召各地防守的军队，每年在秋天时加强防备边塞。虽然如此，还不能守住边疆，阻遏敌人南下牧马的威胁，京城戒严之事，因而屡屡发生。陛下即位后，声威震动各地，但是这冥顽不化的胡人，尚且不知好歹，倾其国力，来侵犯我边疆。竟想占据我四川岷山等边疆，但因贪得无厌，力量耗尽，几乎要灭国，于是不得已又前来求和，但是只要稍事休养之后，又要来侵犯。这是因为师老兵疲，所以用缓兵之计来拖延，并非真的畏服我大唐的德威，真的想守信用来谈和。所以经历多年，从没遵守过约定，只要稍为休养，待其兵马生长日渐肥大，必定借着些芝麻小事挑起纷争，再次大肆地侵略掠夺。张光晟又以振武军设计消灭胡众。从此以后，这些胡人即不再遣使入贡，他们的怨恨，足可以此为证。假如吐蕃真要讲和，回纥亦无遗憾，不再来犯。但是戎狄贪心狡诈，已习以为常，如果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他们哪肯安分守己？现在朔方太原的兵士，远到山东去，京师天子神策六军，也跟着到关外去，假若有奸臣敌寇等狡狯的敌人窥伺边防的空虚，进而冒犯边关，这是我私下深以为忧的。不知皇上将如何能防卫？我还听说当初刚讨伐叛逆时，朝中讨论此事的人都认为这件事容易得很，全都以为天子有征无战，征讨叛逆不必要多久，因此需派兵并不多，所需费用也很少，对国家大事不会骚扰，也不会连累天下百姓。却不料兵祸连连，竟然大出当初的预料，愈演愈烈，超过了本来的估计。所以古书上提到武器是凶险之物，战争是至危之事，要谨慎小心，千万别乱动用，大概就是为了这样吧！

本可胜利的却反而失败了，本来安全的却反而危险了。由死里逃生，由星火而成燎原，就在转瞬之间，如何可以不敬畏而且加以重视呢？近来所发生的事，足以为证。以前为天下所深以为忧的祸乱，大家都认为除掉他们，天下即可太平的，如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等人；以前深为国家信任的，大家以为重用他们即可平定乱事的，如朱滔、李希烈即是。如今李正己已死，李纳又继之而起；李宝臣死了，李惟岳也继之而起；梁崇义死，而李希烈竟然叛变；李惟岳被诛杀后，朱滔竟然又步他的后尘。虽然说往年的祸患已经四去其三，然而患乱依然存在，以前所信任的，现在竟然都叛变了，连亲信竟然都有不保的时候，可知立国之道，安危全在于形势，用人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政事的能否做好。形势如安定，就是非我族类的胡人也能同心协力；形势若危险，那么连亲近之人都可能要叛变了。皇上难道不应以往事为鉴，重新做起。仗着尚有效用的权柄来安抚人心，寻回那被窃用的权势来安定国家？却只是竭尽思虑，一心一意，想去完成那不可能达到的愿望，虽然尽心想为天下百姓除害，但是若为国家宗庙及自己安危的设想，恐怕就还不够。

近来将帅出征，少能克敌制胜的，只是以借口，请求中央援助。皇上只得牺牲边关及皇城的兵力、内府豢养的兵马、武库中的兵器，及忠良世家的子弟，来加以支援。到这种地步，这些将领还不肯再战，还说没有钱财，于是皇上只得又为他们谋财源，向富商巨贾借钱并且倾尽国家的钱币，额外先给予。以至于关中京畿地区征收的赋税，实在太繁重了，而宫廷之内的防备、禁卫又不完整。设想这些将帅，又像朱滔、李希烈一样，或而仗恃边关的险要，招亡纳叛，或而偷偷地挥兵入关，攻入城关，这也是我深深感到忧虑的，不知皇上如何来防备？皇上具备圣德，君临天下，到处都欢欣地迎接，这样非常不得体的想法，难道是我可以说的？只是因为居安思危，本来就为圣王所必须设想的，若是动辄禁忌，那么连普通皇帝也不如了。假若防备已够严密，我说这番话又有何关系？假若还不够周备，那我怎可不说？所以我才把我浅陋而又狂妄的意见说出来，不敢拿即使普通皇帝都不会如此做的事，来耽误圣明的皇上。希望皇上能明察臣下的意思，不可不小心提防。

现在的关中，即是以前的京畿千里的地方，大业的根本即在此。秦国曾经以此而削平诸侯，刘汉也曾以此威震四海。这是因为凭借着山河的险要，拥有肥沃的田地，力量弱时可以退而自保，可以慢慢休养，强大之时对外可以制服东边各地，这是因为已经占据了天下最主要的部分，可以收到不怒而威的成效。关中的任何勇士，跟列籍于军营中的没有两样；关中的车马，跟养在内厩的也没两样；关中的财物，跟贮藏在内府的没有两样。只要情势危急，一天即可征调来用。现在为国家做事者，竟然先放弃根本大计，避重就轻，这真是颠倒是非、紊乱本末，给贼人予机会。讲到国家制度，跟强干弱枝的方法刚好相反；讲到怀柔，又违背了近悦远来的道理。想要把国事做好，这又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虽愚昧，私下也为皇上感到可惜。但是往事已难再追究，来者却犹可补救。我实在没有办法压抑报国的热忱，因而一再地陈述我狂妄无知的浅见，供皇上选择。皇上假若能明察我的一番诚心，听听我的方法，派遣李芃援助东都洛阳，李怀光援救襄阳城，那李希烈等恶徒，势力必定大为削弱，那么我们所派遣的京城六军的兵马，及点派忠良子弟前往东边接应的，应可全部征召回来。河北已有马燧、抱真等人，也不必再依赖李晟，可叫他们调兵回来，恢复禁军的完整。并且可明令泾阳、陇西、邠州、宁州等地，只要严加守备即可。而且重申不再征调，使他们能各自安保境内。再者，颁下圣旨慰劳京师各地。坦诚地说，京师之内，各种劳役征调频繁，且又为四海来人所聚集、各地方官员朝奏时所必经，抚恤其勤劳于国事，应该加以优厚。使京畿各地的人民，一切多余的征税及征役全部停止。那么就可希望已经缴太多税者，能不再怨恨，被处分者也能安宁，那么人心不再动摇，国家的根本才可坚固，祸乱也就无从而起，朝廷才可显出尊严来。然后，才可以衡量时宜，大力宣布政令，充分地彰显皇上的威严。到时候天下有谁不从的？要端正根本，整理紊乱，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谨此为奏！

（周益忠、沈宝春/编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