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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自序

刘知幾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唐朝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进士及第,于武后时迁至凤阁舍人,兼修国史,开元年间曾官至左散骑常侍。刘氏熟读《春秋》,长于史事,著有《史通》,标举史书之法,开我国讨论史学之先河。

背景

唐宋以来,史学评论的风气日益兴盛,然而历来旧史丛脞复杂,异说谬误混淆,直至唐代刘知幾撰著《史通》二十卷,始得以整理厘清而树立规模。

刘氏久居史官,博览典籍,曾屡次参加当时政府修史工作,因感无法发挥己见,所以“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完成《史通》全书。

《史通》全书五十二篇,《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亡伕,今存四十九篇,计内篇三十六,外篇十三。大抵内篇论史家体例,外篇述史籍源流。而以全书来说,关于研究法者计三十四篇,其中论原委者三篇,论体例者十七篇,论考证者十三篇,论方法者一篇;又有关于编纂法者计十四篇,其中论方法者九篇,论才能者二篇,论内容者三篇。另有自叙一篇,只言本书旨趣。

唐以前史籍虽多,大致出于模仿,刘氏归纳为六家。而以编年史、纪传史为史家正体,称为“正史”,其他旁流称为“杂著”。不仅分析其流派,并对笔记、方志、家谱、都邑等记载同等重视。

刘氏主张以断代方式为史书体例,尤其注意史料的真实性,且勤于综合,勇于怀疑,并反对盲目仿古,肯定史书虽载往事,但应使用当代语言文字与通俗词句从事编述工作,此点对于后世具有重大启示作用。

影响

《史通》为我国最初的史学理论书,亦为我国著名史学评论著作,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氏于《书志篇》中强调都邑、氏族、方物三志的重要,日后宋代郑樵《通志》中有《氏族略》《都邑略》,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又别立《土贡考》,皆遥承刘氏建议而增辟。

此外,刘氏为便于评论古今史籍,往往将汉魏六朝、隋与初唐许多史书一再加以引述,现在诸书皆亡佚,但就其中所引资料,可以了解诸旧史中若干片段,所以《史通》在史料学方面也有值得重视的价值。

原文

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会转中书舍人,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 。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属大驾还京,以留后 。在都无几,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

自惟历事二主,从官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羡 。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司,其忧不遑启处。

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 。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凡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于时岁次庚戌,景龙四年仲春之月也。

《史通》

译文

武后长安二年(702),我担任著作佐郎的官职,并且兼任编修国史的工作,没多久就升到门下省,担当左史的职位,纂修皇帝的起居注,后来因为转任中书舍人,曾暂时停止史官的工作,没多久即又恢复原职。当今皇上就位后,派我担任著作郎及太子中允、率更令的职位,像以前一样编修史事。后来皇上到京城,我在洛阳没多久也被征召回到长安,专掌史官的职位,也担任秘书少监。

我常想,我曾经在武后和今上两位国君之下做事,在长安、洛阳两京任官,掌管过各种典籍,又长久担任史官的职责。当年马融曾经三次到洛阳东观任史官,汉朝人人视为荣耀;张华也一再执掌史官的职位,让晋朝大家称羡不已。而我虽不才,他们俩的职位,竟然都有缘担任。为了担任史官,我终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把事情做好。

我曾经在公余之闲暇,讨论史篇,一下笔就不能罢休,因而草稿堆积了好多,于是就按照分类,加以编排。当年汉朝一些儒生为解决经传的问题,聚集在白虎观加以讨论,后来作了定案,因此就命名为《白虎通》。我既任职于史馆,而完成了这本书,所以就把它唤作《史通》。况且汉朝曾经寻求司马迁的后人,封为史通子,可知史书唤作史通,来源已经好久了。我因而依照往例,广采众议,也定此书名为《史通》。共有二十卷,详列于左,总计文字若干。时在中宗景龙四年庚戌年(710)二月。

(周益忠、陈韵/编写整理) 3gUCDdp7m0uaMtbWpVOJm6Vn6Y6R3yfqM03QA771OeaVJa321BozfiPQ9kxG0Z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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