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中国史学，如今已经亡了。从1902年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开始，大家就不断依附西方潮流，痛骂传统史学；甚至进而否定历史，说历史只是可以令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所以在许多人心中，历史不过就是讲点故事，述奇揭秘，大家听着一乐罢了。此外，则是宣传工具。替某政权、某阶级、某人、某种思想做宣传，不断化着各种妆。例如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就是宣传进化论。而批评他是资产阶级史家的，本身往往自认为是唯物主义或无产阶级，故大力编写着“中国无神论史”“中国农民起义史”等等。

我看不上这样的史学，颇以重建中国史学为己任。

因为，无论近代贤达如何崇拜西方、诋毁中国史学，中国史学至少有几个特点是西方所无或不容易赶得上的：

一是史职确立极早。说黄帝时就有史官仓颉造字，可能夸张了，但殷商已有庞大史官系统则是无疑的。

二是史权独立也最早。史官根据史料、史法及自己的专业判断，著作史书，为历史负责，不受干预。其性质，只有现代美国独立法官可相比拟。

三是历史以天道为依归，所谓“究天人之际”。记载的意义，在于观察人实践天道的过程。故史与星、历、卜、祝都隶属天官，学习事天之学，价值判断均要以天道为依归，不归政权或什么利益团体；内容也不是什么杂七杂八的事都记（由于“道之大，原出于天”，是以我称此为史原论）。

四是人实践天道的过程曲折多变，人观察其变化，则要“通古今之变”，找到历史可以启发人、警诫人之处。这是历史对人的批判性意义，也可以称为通变论。

我认同也传承这样的史学，并在现代思想史、观念史、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精神史、阶层史、风格史等框架中去批判地开发它，写过一百多本书。

这一本，却又有点不同。

因为我国史学本身也有“古今之变”，以上说的史职、史权都是跟商周时期王官制度结合着的，学由官守，世代相承，属于官方的学问。孔子以后，王官体制既随着贵族凌夷而四散，民间亦自有发扬史体史法之士，故学在天下，以孔子为代表。

孔子的史学主要表现在《尚书》与《春秋》。前者是整理文献，呈现尧、舜、夏、商和周初的历史；后者是描述孔子当时二百四十多年的各国状况。材料虽包括了过去的官史，但整理删削，均有制断，自出心裁。故是民间私史之典范，事实上也是时代变乱后为国史精神续命之作。

秦崛起之后，民间社会消失，传统史学进一步被摧残。“学在王官”好像恢复了，实则是“以吏为师”，成为专制体制的工具。汉承秦制，情况并没太大改善。直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出来，才奋力捍卫史职尊严，并学孔子“成一家之言”。史学公私两大传统，于是乎合流。

后世，政府都必须有史馆、史职、史官，维持史事的整理与记录，乃至修史的责任。但私史的精神与传统，一直受到尊重和发扬，许多史书，如班固《汉书》、李延寿《南史》等更是私史而被官方列为正史的。

反之，凡是打压或禁止私史的，都被视为暴政、奸邪。如《宋史·奸臣传》记录秦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就是。韩侂胄以商贾贩史籍入金境为借口禁私史，也是。

这样伟大的传统，如今被掩盖了、曲解了，当然令人痛心，所以我不免也想效法孔子，述国史之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方法也仿孔子《尚书》。直接选录历史进程中最重要、最直接的记录，和最能体现历史变迁的文献，让历史“自己呈现”出来。

例如前面讲到的秦，其所以能统一天下，不是靠一般俗人所以为的酷刑、恶法、虎狼之师，而是能打破内聚垄断、广聚人才，李斯《谏逐客书》就是这封改变秦国命运的信。由此建立的秦，所创造的中国历史大变动，则是废封建、立郡县、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李斯《议废封建》、嬴政《初并天下议帝号令》这两篇就显示了这个变局。

诸如此类，凡国史中有兴革、有变动、盛衰足资取鉴，治乱可见天心之处，都有这类大文章为其证词，或文章本身就是“当事人”。

例如唐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是玄奘取经的证词，总说其事之历史意义；《释教在道教之上制》则是武则天想改朝换代，故提倡佛教以压制唐朝崇奉道教的具体措施，属于当事人。与韩愈提倡儒家、反对皇帝佞佛的《论迎佛骨表》，或武宗灭佛时颁布的《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性质相同。

把这些文章串起来，自然就可看到一部面貌清晰的中国通史。不必另行诠释，不容乱涂胭脂，当然也就避免了误解和蓄意的曲解。同时，由于历史经常被一篇文章旋乾转坤，扭转了它的进程，让人对于曹丕说的“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印象深刻。是想，若无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哪有后来的独尊儒术？若无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清朝哪还能延续？若无左宗棠的《统筹新疆全局疏》，新疆哪还是中国领土？天道，不是命运的定数，而是天人相发，一人一文，其力足以回天。我1988年在中国台湾地区效法孔子编的这套书，起于尧舜，止于孙中山先生逝世，起名曰《国史镜原》，就是想通世变而见史原。当时并请了各大学杰出教授十四人协助我对每篇文章做了解题、翻译、字词解释、背景说明、影响分析，以便于读者。如今旧版早已售罄，故重新修订以应时需。

在这篇再版序中，我想在史学之外，再补充说说此书的文学意义。

从前《文心雕龙》早已说过：一切文体都出于五经。如论、说、辞、序出于《易》；诏、策、章、奏出于《书》；赋、颂、歌、赞出于《诗》；铭、诔、箴、祝出于《礼》；记、传、铭、檄出于《春秋》。

把文体如此机械地分附于五经，未必即是定论。但若说到文章渊源，则韵语多本于《诗》、散体多本于《书》，《诗》《书》就是我国文学之源。

可是近代文史又已割裂，不知中国文史不分家，而谈文学又绝少由文章这方面来看《尚书》。自清初辨《古文尚书》之真伪以来，研究《尚书》的人总在材料上肆其考证。考的是材料，《书》的语言、文字、事义、传抄、篇卷、次第等。考这些材料的方法，也仍是材料：纸上的和地底下的。此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讲考证的朋友奉此语为无上秘要，其实可笑，因为材料不是证据。且“周书论辞，贵乎体要”（《〈文心雕龙〉序志》），此又岂考证所能为哉？

所以文学的《尚书》传统也有待发扬。前面说了，我现在把《尚书》之后具有经国大业价值之不朽文章都选上了，除了可以通观国史，事实上也是最好的文章学习模板。文章华国，希望能再造国族风华。

二〇二二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