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资本

女性无法接受自己是“受害者”的态度，
是否会阻碍女性运动？

上野千鹤子老师：

这次通信的题目“始于极限”，是我和幻冬舍两位相识已久的女编辑坐在会议室里琢磨出来的。此刻写出来一看，倒觉得合适得很，所以请允许我先简单聊聊这个题目。

关键词“极限”出自您对我最近寄赠的那本书的点评。那本书叫《想变成可爱、狡猾又刁钻的妹妹》，您表示“已经到了能用这种书名的极限”。当时我恰好接到与您连载通信的邀约，便将这个说法用作标题，暗指“立于极限的我从自己所在之处审视事物”。

极限，是意味着前方无路的分界线、不容许更进一步的底线，忍耐的极限、体力的极限、认识极限、打破极限……如此联想下来，我意识到这些年生活的世界都位于边界之内，正如标题呈现的那样，而我今后应该拥抱的世界就在极限之外。既然要思考今后的世界会是怎样一番景象，那么“边界”似乎是个不错的视角。我很庆幸自己在年龄与心境都应该与时俱进、走向成熟的时候，从您手中接过这样一个绝妙的词语。

巧合的是，在我们开始通信的当下，新冠疫情似乎进一步凸显了世界和日本面临的问题。刚好在我写信的这一周，日本政府宣布延长紧急事态宣言。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许多人的焦虑都已经达到极限。生活方面也出现前所未有的种种限制，肯定把许多人逼到了忍耐的极限。在处于极限的社会大环境下与您交流，我感觉特别有意义。

然后是我个人面临的最大“极限”……最近，我对自己长久以来钻研的主题产生了种种疑问，萌生了自我审视的念头。这也与第一轮通信的主题深度相关，所以我想先大致讲讲自己写作的动机与背景，权当向读者做个自我介绍，再谈谈我近来的一些困扰。

由我的硕士论文改编的《“AV女演员”的社会学》出版后，我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挣脱“受害者”一词织就的牢笼，在其中死命挣扎。不以受害者的姿态为“伤害”定罪，就是我要求自己拿出来的态度。

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有很多“成为受害者”的机会，也着实从中受益。作为女性生活在日本社会，我在高中时就开始出入原味店、援交等性商品化的世界，高考后还演过AV，后来进了一家典型的日企，一位女部长都没有的那种（不过据说我离职以后有了）。有幸得到写作的机会时，我发觉手头有大量素材，让我足以作为一名受害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我如何苦于性剥削、封建落后的企业文化、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内化的男性凝视，还被鼓励女性就业的口号牵着鼻子走，被迫穿上窄小的衣服与鞋子，任由某种价值观毒害到了骨子里。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发表观点，也许多少能抚慰那些没有机会发声的沉默者的沮丧和伤痛。

但我又觉得，自己近距离观察过的女性，以及作为当事人体验过的“自己”好像都要坚强、有趣一些，也进化得更有智慧，不至于单方面地被男人的性欲所伤，而且也应该已经获得作战的武器。我感觉在这样的前提下，“被践踏者”的标签会让我们变得无趣而庸常，甚至有些碍事。一边对受害者之名竖中指，一边与不公正和暴力作斗争，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好像也是可行的。

《“AV女演员”的社会学》分析了为什么AV女演员在外界看来有着过多的“主体性”。回过头来看，当年写得实在拙劣粗糙，值得反省。我在写硕士论文时想要挑战的，就是不制造假想敌，也不写成“受害报告”，便勾勒出剥削的结构和男女的共犯关系。长久以来，这个问题只在“强迫还是自愿”的框架下探讨，这让我很不舒服，也觉得两者都不贴切。因为只要观察过第一线的情况就会发现，看似自愿的她们会很自然地表现得过于“主动”，而看似受害者的她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过于强调“强迫”。我明白，要避免成为受害者，就需要付出脚踏实地的努力，从根本上为未来消除伤害，所以曾经的受害者证词才如此宝贵。但说不定也有人会产生幼稚的叛逆心理，觉得“我们的经历不是为了给伤害作证才存在的”，或者想要摆脱受害者这个借口始终伴随左右的状态。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造成伤害的是外部因素”这种话，因为关键在于男人和女人都愚蠢透顶，这是我十分强烈的实际感受。

我曾有幸在共同通信社为您的著作《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撰写书评。这本书的尝试让我欢欣雀跃，因为您解构了“纯粹的受害者”这一框架，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通过解构才能阐明罪恶。我至今认为，有机会阅读上野千鹤子作品的这一代女性，应该多少拥有这份力量。

我也逐渐意识到，这项工作就像是在对那些怀着善意抚慰我伤痛的人放冷箭，可能影响女性的团结，被拼命发声的人贴上冷酷无情的标签。但我仍然相信，自己读书学习不是为了做一个受害者。都怪我的表达方式太拙劣，让那些在我看来想要表达同样意思的人产生了强烈反感，对我嗤之以鼻。我趾高气扬地认为，如果能够更清晰、更有趣地描绘出所谓“加害者”的软弱和所谓“受害者”的坚强，我便能指出双方的愚蠢，而不至于招来旁人的怜悯，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态度。我还一度比较认同哈基姆的“情色资本”概念，认为它有助于女性摆脱受害者身份，有可能成为令我们更加复杂而强大的辅助线。

但我也许大错特错了。推特等社交平台让我有幸听到眼界更广、更年轻的女性的声音。在我看来，她们真正渴望的是被妥善赋予受害者之名。这些年我一直尝试摆脱无辜受害者的形象，甚至不惜暴露自己的每一分愚蠢。所以，看到人们重整旗鼓反抗传统性别歧视，对我的冲击很大。这样一来，一直致力于褪下受害者外衣的我确实妨碍了她们的运动，遭到厌恶似乎也理所当然。

前些天，我有幸与作家橘玲交流。因为我们的新书恰好在同一时期、由同一位责编协助出版。当时橘先生提议讨论的话题正是哈基姆的情色资本。其实在与他交流的前一个月，幸由《现代思想》杂志牵线搭桥，我也与年纪相对接近的社会学家贵户理惠（关西学院大学）聊了聊我们这代人心中的女性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的商品价值是被强行赋予，再被强行剥夺，拥有与否也无关本人意愿。在这几次交流中，我谈到了我们要如何对待这种价值，在它被剥夺后又该如何生活。尤其在与贵户女士交流时，我们讨论了在价值被剥夺之后是否可以用女性主义来支撑自己的人生，聊得热火朝天。不过，我们没有把讨论扩大到将商品价值强加于人的社会基本结构，而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探讨现状，思考拥有这样一具身体的我现在要如何生存下去。

身体的商品价值很早之前就是我写作的主题之一，在与橘先生交流的过程中，我也提及了哈基姆的情色资本理论。看到广大读者对这场交流的反应与批判，我发现大家的怒火没有指向现实情况。“那种价值根本就不存在！”“只有一小撮女性（比如AV女演员和夜总会陪酒女郎）被赋予了那样的价值！”……抱有这种立场的读者多得超乎想象，甚至有人留言说那不是情色“资本”，而是情色“债务”。这样的观点确实很有意思，我自己年轻的时候相当欢迎情色资本的概念，并将其视作对“伤害”的全新诠释，没想到放在今天，它竟伤了广大女性的自尊心，这令我大感惊讶。当然，橘先生、贵户女士和我都没有资格主张，情色就是一种资本，我们应该去运用它。现在我明白了，用“女性被赋予商品价值”来理解现状本就是不被容许的。

学生时代的我读过不少戈夫曼和上野老师您的作品，渐渐意识到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举止与态度，还有习以为常的广告都披着厚厚的一层性别外衣。在我这个80后看来，这个发现非常有趣，让我切身感觉到，在前人的不懈努力下，“性别不平等造成的伤害被解构了”，我们则“从受迫而为的状态进化到了明知故犯的状态”，所以我们不是单纯的历史受害者，而是以复杂的方式不断重复受害与加害，同时坚强地活着。也许是我太沉浸于新发现的喜悦，疏忽了批判根深蒂固、一丝不变的更根本的“伤害”。

我带着对自身的反思观察了2019年势头强劲的#KuToo运动。就在几天前，谐星冈村隆史的不当发言也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在我看来，今天学生们想要表达的不是“我们也很愚蠢”“我们也很强大”或者“我们也占了便宜”之类的观点，而是一种不畏惧当受害者的态度。

是接纳受害者之名，还是不甘如此？怎么做才能把一个更值得活的世界交给妹妹们？说实话，我现在也很迷茫。对我来说，摆脱乏味的受害者标签，在这场游戏中急忙寻找出口，似乎会妨碍女性运动，造成二次伤害。但我也在职场、AV摄制、家庭与恋爱的第一线见证了许多女性一边顽强对抗落到头上的逆境，一边享受这个过程的模样。让她们假装可怜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并不是我所参与的女性主义应有的姿态。

您是日本女性中首屈一指的硕学大家。我坚信您在社会学领域开启的讨论是奠基之石，让我们得以承前启后，不做无辜的受害者，而是争做贤者，解构强加给我们的一切，并反过来将其用作武器。我们已经无法假装毫无自觉，而且先人也开辟出了学习的平台，尽管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但我感觉至少我观察过的女性都没有摆出受害者的姿态。我曾和小说家中村兔（她的年纪更偏我母亲那一辈）探讨过女性的美。她们那代人忙于消除好色大叔带来的实际危害，而我们这代人能将好色大叔定性为可怜的受害者，这让我感到时代似乎是在进化的，莫非这也是我的错觉？是我们这种嘲讽的态度在为那群大叔续命吗？我每天都在“讲述伤害”和“摆脱受害者身份”之间纠结。“我们也不是光挨打不还手”“我们也干过不少荒唐事”“我们也只顾着捞油水不是吗”……这种态度是否会伤害到女性呢？不接受“自己是受害者”就无法相互理解吗？（我不愿接受这点。）归根结底，我究竟在抵触什么？为什么我会如此强烈地抵触承认自己受到了性别歧视的伤害？

2020年5月10日
铃木凉美

不愿被称为受害者的心态
叫“恐弱”。

铃木凉美女士：

贵函收悉。

“铃木凉美”这位年轻的女性作者刚出道便引起了我的注意。编辑提议连载通信时，我都纳闷她怎么会知道我对你感兴趣。我是没有反对，但猜测你可能不太愿意，因为我感觉我在你心里也许是个不好亲近的人。

我为你的出道作品《“AV女演员”的社会学》写过书评，也是从那时开始关注你。看完书后，我就有一种直觉：这本书没把最要紧的东西写出来。果不其然。书问世后不久，鬣狗般的媒体就曝光了你参演AV的过往。原来，这本书的雏形虽然是你在东京大学大学院北田晓大老师指导下撰写的社会学硕士论文，全文采用旁观者的立场，但你自己其实也曾是当事人。

许多男性作家出于眼馋的好奇撰写过各种关于AV女演员和性工作者的纪实作品，但从没见当事女性发声。莫非社会学领域终于出现了一位有AV从业经历的女性？《“AV女演员”的社会学》这个书名让我燃起了希望，我还以为是AV女演员的当事人研究。但这本书采用了微妙的局外人视角，让人以为作者是有特权进入AV现场的女性撰稿人，还是一名拥有情色资本的女性，稍有不慎就可能越界成为AV女演员。全篇透露出为自己开脱的态度，传达出“这不是我”的讯息。你也许是认为，学术论文必须持旁观者的立场。

专攻AV的女性撰稿人雨宫麻美也是我很关注的一名女性。应她本人的邀请，我为其作品《别扭女子》的文库版写了解读文章。她解释道，她“一个女人居然”当起了AV撰稿人，就是因为“太别扭了”。她在学校处于金字塔的底层，缺乏情色资本，而AV行业对演员外表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她很清楚自己永远都不可能越界成为演员（其实我见过她，而我并不这么认为）。这样的“别扭”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她在书中的自我分析只能用犀利来形容，但她自己并没有演过AV。她只批评AV，却没有讨论过AV女演员本身。对她来说，正是“另一边的人”这一立场为她创造了成为AV撰稿人的条件。

她的书里没有AV女演员的当事人研究，也没有夜总会陪酒女郎乃至援交少女的经验之谈。在援交掀起热潮时，男人议论原味少女、援交少女的口吻让人发自内心地厌恶。少女决定卖她们能卖的东西，这个选择并不费解。相较之下，愿意出高价购买旧内裤的男性顾客才更“费解”，但男性在谈论这些时从不会将目光投向同性。我期望这代曾经的原味少女、援交少女能产生出新的表达方式，却至今没能如愿以偿。也许在漫画和影视作品中已经出现，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你那本书的内容有一半与我的期望相符，另一半却让我失望。其核心内容是AV女演员讲述的个人经历，能引起诸多共鸣。但这种讲述遵从AV的制作模式，颇具职业色彩。换句话说，那是带有商品属性的讲述。强调女性具有能动性、自愿选择成为性客体，是性产业的陈词滥调。因为女性的能动性可以为男性的性欲免责。

不仅如此，你还敏锐地指出这一行业暗藏成瘾性的机制，逼得AV女演员不断尝试越来越重口味的“玩法”。这是一种专业精神。她们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我能冲破更多壁垒！我能挑战更高难度的花样……不愿辜负拍摄团队的期望而产生的凝聚力也能激发专业精神。这种小环境中的专业精神不仅体现在AV的拍摄现场，肯定也影响了纳粹集中营的警卫和大屠杀一线的士兵。

你勾勒出了这种专业精神的轮廓，这份敏锐着实令我感叹。不过与此同时，我也觉得你巧妙回避了核心问题。专业精神是不问职业的。无论是按摩师还是夜总会陪酒女郎，都有专业精神。关注这种精神，便有可能绕过“AV女演员究竟是怎样的工作”这一核心问题。就好像对春宫图的研究越是“高深”，就越是沉迷于对外围符号（如外表与衣着）的分析一样。画面呈现的明明是性事，但那样分析就可以对性避而不谈了。

所以你肯定也有很多事情“没说”。

你兴许是个重情分的人，一直记得我为你的第一本书写过书评。后来你每次出新书，都会寄一册给我。这些书描写了陪酒女郎的私生活、对大叔群体的观察……正是出于对你的兴趣，我每次收到书都会细细品读。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你的个人史也有了些许了解。比如你从小衣食无忧，父母受教育程度很高。你有一位聪慧的母亲，但她已经不在人世。难得你进了一家大公司，还是综合职位，最终却选择离职……一个才华横溢、时常挑战社会认知的年轻女性要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活下去，而且还是在保质期一过便弃之如敝屣的大众媒体界，她究竟会如何生存下去呢？我对你的兴趣又多出了一层。说我是“一片父母心”吧，好像也不太妥当。称之为“亲戚大妈心态”可能还更合适些。

话说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幸与当时红透半边天的AV女演员黑木香对谈。令我颇感荣幸的是，人们同时称我为“社会学界的黑木香”！这个雅号是学界泰斗见田宗介老师取的。今天的读者可能对黑木女士没什么概念。要知道在男人为Hair Nude 疯癫狂乱的时候，她出其不意地高举手臂，露出了禁忌中的禁忌——腋毛。当时她还是横滨国立大学的在校生，也是著名的高学历AV女演员。

话说回来，AV女演员以谈论“个人经历”为卖点，也是黑木女士开的先河。她那雄辩的自我表达能力和用敬语织就的独特措辞给人以知性的印象。当然，她肯定很清楚这种经历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在我们的对谈中，她也自始至终保持着专业的口吻。我当时由衷希望这个聪慧的女人能够毫发无损地活下去。

后来，我得知她与自己的制片人兼导演村西透发展成了情人关系，还在外景地不慎跌落，受了重伤，顿觉心头一震。因为我以为，或者说我希望，她是一个足够精明、足够酷的女人，可以同时利用那个行业和导演。当发现她也是一个愚蠢的“爱得太深的女人”时，我不由得更为她心痛。自那时起，她再也没有在媒体上露面，可直到现在，我仍然惦记她的下落。当然，我也不希望她成为媒体的饵料。

提议首次通信以“情色资本”为主题的人是我。因为我知道，你曾经的工作靠的就是情色资本。

实话告诉你，我对“情色资本”这个概念持批判态度。据说它是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参照“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创造的概念，但我甚至认为它在社会学层面上根本立不住脚。因为“资本”本该是能带来利益的东西，而且除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学历和执照）、社会资本（人脉）等无形的资本也都是可以获得并积累的，但情色资本不仅不能通过努力获得（有人说可以，但终究是有限度的），还无法积累，只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此外，其价值只能被单方面评估，而评估的标准完全掌握在评估者手中。换句话说，在资本的所有者对资本没有控制权的状态下称其为“资本”显然是错误的。资本主义从根本上与私有权挂钩，而情色资本的归属者（即女性）是否拥有其所有权都是存疑的，在这种情况下称之为资本，不过是一种带有误导性的隐喻罢了。这个概念只是对“年轻漂亮的女人更占便宜”这一通俗的社会常识做了些学术层面的粉饰而已。

年轻漂亮成了大家口中的资本，但年轻漂亮真能产生经济价值吗？诚然，在“外表的价值”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后，确实有些调查结果表明美女在经济上更占优势。选美比赛的获胜者可能也有更多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和结婚对象。但情色资本的含义更加露骨，因为已经形成了支付酬劳的性市场。这样一来，参与其中的女性还是拥有情色资本的“资本家”吗？开什么玩笑呢……在性市场上，仍然有巨大的经济资本在起作用，女性只不过是“情色商品”罢了。那自由职业的性工作者呢？做个体户，做自己的情色资本的所有者兼劳动者，就能自行决定如何处置这种资本了？就可以像拥有学历、IT技能等文化资本的人一样，向市场展示自己的过人之处了？正如你自己写的那样，“被强行赋予，再被强行剥夺”，“拥有与否无关本人意愿”，那这东西就不能被称作什么“资本”。

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在性市场上，性工作者的报酬远高于女性劳动者的平均水平呢？人们常说，性工作要求身体接触，很考验熟练度，就跟按摩师一样。还有人说性工作是类似护士、心理咨询师的护理工作，说她们同样具有专业精神，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是这样吗？可为什么性工作者的报酬跟按摩师、护士不是一个水平呢？这里明明存在一个无法用“专业精神”解答的问题，可许多评论家似乎都绕开了这一点。

你自己也在回顾过去时说，你通过短期的“夜班”大赚了一笔，但考虑到后续要还的“债”（而且这笔债恐怕会与你相伴终身），这笔交易也许并不公平。夜班的职业经历对女性余生的影响似乎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持久。

夜班的代价包含了“耻辱费”。AV女演员和夜总会陪酒女郎都无法将她们的工作经历写进简历，在行业内跳槽另当别论。如果家人也干这一行，那还算好的，否则连家人都得瞒着。援交少女最害怕的莫过于被父母发现。你的过去被媒体曝光了，但你原本应该不想公开，更不想告诉父母。偷偷做父母看不惯的事情……这种感觉着实“妙不可言”。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每次做出格的事，我都很清楚这些无聊的行为之所以能带来美妙的体验，正是多亏了“父母的禁止”。“禁止”的魔法一旦失效，无聊的事情就会变回了无生趣的无聊模样。

恐怕男人就是因为问心有愧，才甘愿为性服务支付包括耻辱费在内的高昂费用。女性不敢宣扬“我年轻时在夜总会陪酒赚了不少钱”，男性也同样无法抬头挺胸地说“我在夜总会和洗浴中心砸了不少钱”。不，应该是不能像以前那样说了。在烟花巷和红灯区还存在的时候，玩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财力的象征，但如今他们已经不能公开谈论这个话题。就连曾夸口“女人跟钱走”的堀江A梦，如今也只能炫耀自己可以用钱轻易请到模特和空姐参加IT大亨的联谊会，却不能公开表示自己“花钱”与她们发生性关系（哪怕他确实干过这种事）。

而著名谐星冈村隆史偏偏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这样的言论。《All Night日本》是一档深夜广播节目，在某种层面算是一个非主流的世界，他身上又贴着“讨不到老婆”的标签，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成了不当言论的温床。一名男性听众表示：“疫情害得我去不了风俗店，真难熬。”冈村给出的回答是：“等疫情过去，有的是美女下海三个月狂赚一笔。”如你所知，有人发起了抗议的签名运动。

谐星的直觉往往一针见血。这番话对性产业作出了无比精辟的诠释。它表明风俗业的顾客（即男性）非常清楚，风俗业是“女性可以在短时间内大赚一笔的工作”，同时也是女性并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如果有其他选择，她们就会转身离开”。问题是，“美女们”又要如何解释简历中那三个月的空白呢？只用“待业”二字搪塞过去，然后闭口不提吗？

我想表达的意思非常简单。对女性而言，性工作是一种经济行为。如果不产生报酬，她们决不会从事性工作，这很好理解。而男性是支付报酬的消费者。他们到底在买什么？他们心底里知道那是不该用钱买的东西，所以把这份亏心转嫁给了对面的女性，不是吗？而他们最有力的借口就是“自我决定”。

性市场建立在经济资本压倒性的性别不对称之上。除极少数例外，性市场是“属于男人、由男人主导、为男人服务的市场”。在这种结构性的前提下，得知自己会得到报酬的女性纷纷进入这一市场。知道这种报酬有限时高价的JK（高中女生的隐语）也没落下。可是，让她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正是轻浮地凑上去问“小妹妹，你收多少钱”的可耻男人。也是他们单方面将情色资本强加给她们。所以援救组织Colabo（致力于拯救夜晚在闹市区游荡的女孩）策划了一场“我们‘被买了’展”。告诉女孩她们其实是“商品”的，恰恰就是男人。

我并不否认在这样的性市场中生存的女性非常强大、坚忍而富有魅力。我也能够理解她们为自己舍身工作而骄傲，对自己的专业技能颇为自信。我相信你的夜班朋友也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女性。然而，你拥有脱离夜班的选项。

可你的夜班朋友呢？她们是隐藏自己的过去，试图逐渐回归“白班”？还是无法从夜班的世界抽身，一边感受自身的情色资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一边以经营者或管理者的身份转而剥削年轻女性？铃木大介先生的小说《里奈的故事》便以写实的笔触描绘了地方城市性产业从业者的代际再生产（陪酒女郎的女儿也当了陪酒女郎）。那是一个充满贫穷、暴力和虐待的世界。

但也有你这样的年轻女性，明明不受经济条件所迫，却出于好奇、叛逆、挑战或自虐情结进入了那样的世界。你们很清楚性市场的性别不对称，还想反过来利用这一机制。男人当然会对这样的女人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女性的能动性”能为他们免责，而且在充满金钱和欲望的权力游戏中，你们也是更值得追逐的猎物。

你既然也是社会学家，肯定听说过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个人的可行能力不仅取决于拥有的资源多寡，也与能力集的大小（选项的多少）有关。换句话说，因为别无选择而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和拥有其他选项、随时可以离开的女性在可行能力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可行能力强的女性将自己的职业说成“自愿的选择”，以这份工作为荣并宣扬其专业精神，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她们并不能代表全体性工作者。

我曾在某网络媒体上将“与不尊重自己的男人随意发生性关系”比作“把身体和灵魂扔进阴沟”，结果遭到以性工作者自居的女性抗议，说我搞职业歧视，说她们以自己的职业为荣。这话确实没错。可令我疑惑的是，只要虚心解读这句话，就会意识到被比作“阴沟”的分明是男性。“你当我们是阴沟啊！”——照理说，男人们这样跟我抗议才说得过去（笑）。

我年轻时也经历过许多“把身体和灵魂扔进阴沟”的性事。尽管不产生报酬，但同样互不尊重。正是这份后悔促使我说出了那句话。性行为是一种棘手又麻烦的人类互动，极具侵袭性，同时也是生殖行为。有些男性表示，性工作的报酬其实也包括“逃票费”。他们不必为生殖行为的果实负责，所以要用金钱补偿。对男人来说，性产业就是一种借助金钱的力量绕过棘手又麻烦的人际关系程序、只满足自身欲望的工具。没错，你们就是“阴沟”——我是多么希望说出这句话啊。我就不绕弯子了。任何试图用金钱、权力或暴力摆布女人的男人，都是不折不扣的“阴沟”。

年过三十的你对这一代“更年轻聪慧的女性”发表了看法。你说，“她们真正渴望的是被妥善赋予受害者之名”。我觉得把“被赋予”改成“自称”会更准确些。而且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了，自称受害者并不是软弱的表现，反而是强大的证明。你也说了，那是一种“不畏惧当受害者的态度”。想象一下伊藤诗织女士说出“我是性暴力的受害者”需要多大的勇气便知一二。不愿被称为受害者，无法忍受自己是弱者，这种心态叫“恐弱”。这是精英女性经常陷入的一种心态。和恐同一样，恐弱也是因为自己身上有软弱的部分，所以才格外激烈地进行审查和排斥，对软弱表现出强烈的厌恶。厌恶“慰安妇”的右翼女性就有这种思维。她们不能忍受女人摆出受害者的姿态，觉得“我和她们不一样，我不是弱者”……而对男人来说，没有比这样的女人更好对付的了。我很清楚这些心理层面的微妙之处，因为曾经的我就是一个厌女的“精英女性”。

想必你也知道，社会学领域有一个两难的问题：结构还是主体？主体作为个体越是坚持“自我决定”，结构就越能被免责。在结构上处于劣势的人确实有可能在短期内反过来利用其劣势从结构中获利，但长远来看，这将导致结构的再生产。小笠原祐子女士的《OL们的“反抗”》对这一点做了淋漓尽致的阐述。主体也许能够暂时超越结构，但不可否认的是，结构的压力对主体有着压倒性优势。所以在你写过书评的那本《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中，我们试图采取一种不否定主体能动性和多样性、也不为结构性压迫开脱的方法。

我认为你们这一代人是有些犬儒主义的（尽管我不确定这么说是否确切）。这恐怕是因为你们生在后均等法时代，内化了新自由主义，并且在90年代后期的性商品化浪潮中度过了青春期。和政治层面的犬儒主义一样，这种犬儒主义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而参加鲜花抗议的那代人还很年轻，她们没有经历过90年代末攻击女性主义的热潮，也没有被政治上的犬儒主义所污染。碰到看不惯的事情，她们就会直接说出来。

我能感觉到，这些晚辈在你看来是何等耀眼。三十多岁的你问出“怎么做才能把一个更值得活的世界交给妹妹们”似乎是早了点，不过你要是在达到这个年纪之前生了孩子，这个问题定会变得更加迫切——“怎么做才能把一个更值得活的世界交给孩子们”。尽管我没有孩子，但活到这个年纪也产生了类似的念头，想把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交到下一代手里，而不是跟他们道歉说：“对不起啊，我们把世界搞成了这副样子。”

你在信中写道，你在近十年的夜班学到了很多，其中就包括你强烈感受到的男女都愚蠢透顶这件事。人生中有些事是“知道为好”，有些却是“不知为妙”。要是你能多学到一些人的坚强与可爱而不是愚蠢，那该有多好啊。

阅读你的文字时，我不由得想，如果你说的是“我学到了人的极限”，而不是“我学到了人的愚蠢”，那该有多好。人人都有极限，但在达到极限之前，你无法品尝到它的滋味。唯有拼到极限的人，才能真正从骨子里感受到它。听到你把成长最快的十年，把二十岁后的十年都用在了学习男女欲望的愚蠢上，我不禁悲从中来，兴许也是婆心使然吧。

三十多岁的人失去了童年无所不能的感觉，会渐渐感觉到能力与体力层面的极限。与此同时，这也是生出“自立”的年纪。我们会扪心自问，在达到极限之前能做到什么，明确区分自己做得到的和做不到的，放弃做不到的，真诚、仔细、踏实地做那些做得到的……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自信和信任。而自信与信任是可以稳步积累的。这与他人单方面肆意赋予或剥夺的情色资本大不相同。

都怪这次的主题是情色资本，害我写了很多不说也罢的话。

其实我想与你深入探讨的是另一件事。我读过你的随笔，其中提到了你和聪慧的母亲之间的纠葛，这让我对你的母亲，还有你们的母女关系产生了兴趣。而且据我推测，这恐怕是你不愿意、不能也没有准备好去谈论的领域。

我有时会想，有一个女儿是什么感觉。女儿是母亲最激烈的批判者。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如此。一想到身边有这样一个残酷的批判者，我心里就发怵。这份恐惧正是我没有选择做母亲的原因之一。

恕我大胆臆测，你涉足性产业的理由之一，会不会是想成为母亲无法理解的对象？要想让她无法理解，你得先让自己无法理解自己。我猜你可能也解释不清楚自己当年为什么进入那个行业。硬要说的话，大概就是“因为母亲厌恶那一行”吧。

我从中感受到拥有聪慧母亲的女儿是多么不幸。聪慧的母亲会让她的女儿窒息。聪慧，意味着“妈妈了解你的全部”。于是孩子失去了喘息的空间，暴露在透明的视野中，无路可逃，无处可躲。“孩子长大成人”也就等于“孩子的内心怀揣了父母不了解的阴暗面”。

意识到聪慧母亲的孩子是多么不幸之后，我不由得感激自己的幸运，毕竟我有一位并不聪慧的母亲。如果孩子对父母的渴求是一道终极的二选一——“爱还是理解”，曾经的我定会回答：“妈妈，我想要的是理解而不是爱。”但后来我想通了，也懂得感激她了。因为我没有得到理解，却得到了真诚耿直的爱。而且我也意识到，渴望得到理解是强人所难。我没有渴望理解的理由，也没有这个必要。对这样的我而言，脱离母亲的磁场轻而易举。因为她不理解我（尽管脱离耿直之爱的磁场伴随着另一种困难，特别是对儿子来说）。

常有母亲对即将离巢的儿女说：“妈妈相信你。”但这不是理解。因为前面还有半句话——“虽然我搞不懂”。“虽然我搞不懂，但妈妈相信你，因为那是你想做的事。”这不是理解，而是相信。这种相信的基础是爱。这种耿直的爱正是父母能够给予孩子的最大的礼物。

你的母亲无疑是爱着女儿的。同时，她也想了解女儿。也许正因为如此，你这个女儿才会选择做母亲无法理解的事，做她最厌恶的事。

你在书中提到了母亲说过的话。

“我不能原谅你，因为你满不在乎地伤害了我爱到骨子里的女儿的身体和心灵。”

多么撕心裂肺的呐喊。

在和母亲对决或和解之前，你就永远失去了她，也不知这算幸运还是不幸。如果你的母亲能再长寿些……你之后的人生选择会是什么样的呢？你将继续成长，但你母亲的时间永远都定格在原处。在她死后，你仍要与她继续对话。

但失去母亲的你是自由的，因为你没有了对抗的坐标。自由是一种令人眩晕的失重状态。也许在三十出头便丧母的你此刻就站在“极限”的边缘，想知道在没有坐标的情况下，该往何方迈出第一步。

于新冠之春的新绿中
上野千鹤子

以及，还是别叫我“老师”了。毕竟我从没当过你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