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四大导师

清华学校自1911年建立后，在最初的十几年中，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则相对薄弱。1924年初，清华学校欲正式“改办大学”，校长曹云祥专门函请周诒春、胡适、范源濂、张伯苓、张景文、丁文江等六位名重一时的学术界、教育界大腕担任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是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由于财力、人力、所选之研究方向等诸方面的限制，经过多次研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训练“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先进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

1925年2月，在曹云祥校长的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聘请由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按照留美归国的北大名教授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居处一一聘请。时年49岁的王国维（号观堂），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按：王曾任清宣统朝五品衔“南书房行走”之职）。待吴宓到了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王国维居所后，采取入乡随俗之策略，先行三拜如仪大礼，然后再提聘请之事。此招令王国维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很尊重自己，心中颇感痛快。据吴宓1925年2月13日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王国维遂于4月18日携家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秋迁入西院十六、十八号），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一职。

王国维到校后，鉴于他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曹云祥校长曾有意请其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一职，但王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云祥校长复请吴宓任之，吴乃允就主任之职” （孙敦恒《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载《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李赋宁等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就极其痛快地接受了。此时的梁启超年过半百，虽然思想不再如当年“公车上书”时，凭一介书生的血气与康有为等举子在北京城奔走呼号，掀起著名的“康梁变法”惊天巨浪那样激进和奋励，且已有保守之嫌，但是凭借那明快畅达、开一代学风的《饮冰室文集》和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已奠定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的地位。当时中国学界公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之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之北斗”，南北两大巨星相互映照，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国学星河中绚烂的风景。诚如郭沫若在1928年发表的《少年时代》中所言：“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本身已是学贯中西、才情恣肆汪洋的儒林高手吴宓，前往梁府呈送聘书后，曾慨然道：“儿时读《新民丛报》，即于梁任公先生钦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及宓留学美国，新文化运动起后，宓始对梁先生失望，伤其步趋他人，未能为真正之领袖。然终尊佩梁先生为博大宏通富于热情之先辈。”简短几语，对梁氏一生的为人为文，算是一个较为持平的论断。

而梁启超欣然接受清华之聘，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时北平学界几乎尽人皆知，梁氏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长的密切关系与感情，而梁家的三位公子又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梁启超长子梁思成，1915年入学，1923年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次子梁思永，1916年入学，192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三子梁思忠，1918年入学，1926年毕业后留学美国，步入著名的西点军校。梁启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学校做“名人演讲”，开始与清华师生建立起真挚的感情与友谊。

晚清至民国初年，梁启超不仅是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还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言论界的骄子”和“舆论界的权威”，他那宏阔深邃的思想、词锋如剑的演说，如一道道耀眼刺目的闪电，在昏沉沉的中国放射出灼人的光芒，无论是他主办《时务报》时期、《新民丛报》早期，反对袁世凯称帝时期，还是反对张勋复辟时期，其思想言论皆具有气贯长虹、移山填海的浩浩威势。袁世凯的“太子”，曾野心勃勃想当皇帝接班人的袁克定，曾公开坦承梁启超是一位罕见的领袖名流，并有“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的赞许。许多年后，已成为文学家、名教授的梁实秋在回忆清华求学时代聆听梁启超某次演讲时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又说：“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载《梁实秋散文》第1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梁启超的音容笑貌后来永远铭刻在清华师生的心灵深处。

对这一历史因缘，梁启超曾自言“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除了演讲，梁氏还不时来清华休假“小住”，著书立说，并对国学的前途有所关注。他在一次校方组织的教授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因有了这样的感情与私谊，梁启超常在清华兼课和讲演。1914年，即清华建校三周年之际，梁氏亲赴清华演讲，讲题名为《君子》，他用《周易》中两句关于“君子”的乾坤二卦的卦辞做发挥，以此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在阐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大道”后，梁启超明确提出：“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谁属？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梁氏江河狂泻般的演讲，在清华师生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对清华学校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来，清华大学校委会决定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并镌刻在校徽上，以励师生。自此，内含真正“强大”“不息”玄机奥秘的八字校训，如同一座高耸的路标，昭示着清华师生前行的方向。

正因为有着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情感交结，梁启超接到聘书之后立即萌生了应聘之心。当然，除了梁氏与清华在感情上的瓜葛，还有另外一个插曲。出于对国学的挚爱和对国学发扬光大的目的，此时梁启超正准备在天津筹办一个专门培养国学人才的“文化学院”，正在他苦其宏愿总不得实现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且适时来聘，于是便有了梁启超放弃旧构，欣然前往的抉择。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共事。因为章氏在日本时，常和梁启超为“革新改良”还是“革命共和”等社会政治问题打笔墨官司；另外，章太炎公开反对世间有甲骨文之说，他认为无论是社会上流传的还是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都是奸商们鼓捣的假冒伪劣产品，信它就是替骗子张目的妄人，而王国维恰是以研究甲骨文并从中发现了殷商先公先王名号而闻名于世的。鉴于这众多的瓜葛，章疯子得此礼聘，“疯”劲顿起，拒聘不就，当场把聘书摔到地上并踩了几脚，表示决绝之态度。自此，章太炎失去了在清华园一试身手的机会，清华园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国学研究院既开，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各科学业，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他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华超群，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身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一看张彭春荐了自己的同学，也不失时机地向校长曹云祥强力推荐自己在哈佛读书时的同学，时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的史学奇才——37岁的陈寅恪前来清华担当导师之职。经过吴宓的力荐与梁启超、王国维的共同用力，曹校长在反复权衡之后，终于同意，并由吴宓电请陈寅恪归国就聘。

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gtvnE1eUY05XlzTIx2SMgz8Ci9j6d4SFf8EFgNG7ZItZM9HnsVWX22Gs3LNMUe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