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风雨会羊城

1928年10月底，李济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身份赴美讲学归国，途经香港，就在停留的短暂空隙，与一位在中国未来政坛与学界掀起滔天巨浪的重量级人物——傅斯年相遇了。

关于二人初识的经过，李济后来有一个简单的叙述：“因为我向来不曾到过广东，所以顺便到广州去看看。又因为我不懂广东话，而那时刚成立的中山大学，有许多从北方来的教授在那儿教书，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在那儿，我只是去碰碰看。谁知一去，在门口碰到清华的老教授庄泽宣先生，我们彼此很熟。他一见我就说，你什么时候来的？正有人在这儿找你呢！快去快去！我带你见他去！我不免吃了一惊，问他什么人要找我呢？他说：这个人你也知道的，就是傅孟真先生。哦！我真大吃一惊，因为我过去虽说很羡慕孟真先生在五四运动时创办《新潮》的成就，不过也仅是羡慕而已，因为那时我正在美国。不过我在美国碰见过罗家伦先生，他常常提到一些孟真先生的事情。我说：孟真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呢？他说：你到那儿去就知道了。于是庄泽宣先生就领我去见傅先生。他一见面就像是老朋友一样一定要我在那儿住……这次，他跟我谈的事就是在中央研究院办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件事。谈了不久，他就要我担任田野考古工作。”正是这次会谈，决定了李济未来五十年的考古学术历程。

李济偶然结识的这位傅孟真，名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七世祖傅以渐乃大清开国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状元及第”的金匾高悬于门额，在当地有“相府”之称。据说傅以渐的这位后世子孙——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这位现代“圣人”经历了十余年家塾与官学训练，于1913年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聪颖头脑，连连夺魁，四年考试三次列全班第一，一次屈居第二。1916年秋，转入国学门继续深造，大有羽翼丰满、一飞冲天之势。

傅在北大学习的后期，陈独秀、胡适之等几位新式教授像孙悟空一样翻着筋斗来回折腾，在原本就不平静的北大校园搞得风生水起。随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骁将加入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行列，他们有别于传统文化思想的文化主张，更是领一时风骚，“欧风美雨”外加从伏尔加河畔刮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座古老的校园中吸收融合，在文化教育界引起了极大震动，一场被传统派视为另类文化运动的号角就此吹响。具有革命性的新文化运动，伴随着“德先生”与“赛先生”（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与主义，于“铁屋子的呐喊”中向四面八方呈波浪式辐射。

大潮涌动中，傅斯年与同学好友罗家伦、汪敬熙、杨振声等20余位学生，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了一个叫作《新潮》的刊物，聘请胡适担任该杂志顾问，学着《新青年》的样子与吴宓等人搞的《学衡》大唱反调，猛力鼓吹与传统学术观念、文化思想不同的另类思想与文学。

在1919年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时，素有“大炮”雅号的傅斯年担任学生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扛着大旗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后，又率众赶赴赵家楼，上墙爬屋翻入院内，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从而引发社会各阶层的大震动。傅斯年由此声名大噪，天下皆知。

就在这年夏季，傅于北大毕业后，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生，先后赴英国伦敦大学与德国柏林大学就读，主攻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课程。七年之后的1926年秋，傅氏作为一只浑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学术大鳄乘船归国，接受广州中山大学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朱家骅聘请，出任中大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

为人做事“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朱家骅语），来到中山大学后与副校长朱家骅一见如故，且在学术见解与治校方略上一拍即合。傅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己，以过人的胆识、才气加霸气，主动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而朱也视傅氏为铁杆朋友，让傅在中大校园内放开手脚，尽情地翻跟头折腾。在傅的筹划主持下，文学院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南按：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国人类学家）等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或通信教授。中山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

1928年4月，北伐成功、问鼎中原的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由“北大之父”蔡元培出任院长，原孙中山秘书处秘书杨杏佛任总干事。下设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长有：地质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鲁；气象所竺可桢；物理所丁燮（西）林；化学所王进；工程所周仁；社会科学所杨端六。

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当时未设立文科方面的研究所。

时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傅斯年得此消息，经过一番权衡认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应该有文史方面的学科加入，否则将有失偏颇，于是开始召集“一部分热心文史学的先进”，以“历史语言研究的特别重要”“现代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科是科学”等说辞，凭着北大时代与蔡元培校长结下的良好关系，对蔡氏与杨杏佛等几位决策人物展开游说攻势。傅斯年以他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才智加霸气，终于“迫使”蔡元培与杨杏佛就范，“无中生有”地衍生出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后来名扬天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如傅自己所言：“这一努力显然是很快地成功了。”

1928年10月22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与此同时，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氏一上任，就大显身手，四处网罗人才，并把目光投向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此时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只有陈寅恪独木苦撑，研究院已成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伸出了橄榄枝。陈赵二人很快做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氏之请，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搞定陈、赵之后，心中窃喜的傅斯年，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的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名日隆，为全国学界所瞩目。鉴于这一事实，继陈寅恪、赵元任之后，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准备邀请李济加盟这一新生阵营。恰在此时，两位学界巨子在1928年那个初冬里，于中山大学不期而遇了。短暂的交谈后，傅斯年坦言希望李济能鼎力相助，出任史语所第三组——考古组主任。

李济听罢，很是高兴，因为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一直是他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可以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他立即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自此，清华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的大旗之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工作。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南按：其中有一段时间，人类学组从史语所分出，成立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筹备处，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鸣锣开张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非凡的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范围。二组的语言调查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

为了消除李济担心的“口号将止于口号”这一形式主义的痼疾，富有学术远见的傅斯年于史语所筹备阶段的1928年8月12日，便指派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史语所通信员的董作宾，悄悄赶往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了。

所谓甲骨文，即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老文字，其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结绳记事”一样，属于一种“记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识读之前，只是被当作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大小药店。而一旦上面的古文字被确认，天下震惊，中华远古文明的大门轰然洞开。

据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时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相当于皇家大学校长的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得了疟疾，京城一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氏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字号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待把药买回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查看，忽然发现“龙骨”上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金石方面深邃的造诣，他当即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古文字，且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以往研究的古代青铜器皿上的文字。这一意外发现，使王氏既惊且喜，于是又派家中跑堂的伙计迅速赶到达仁堂把带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加以鉴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各药铺及“龙骨”出现的场所大量收购。由于王懿荣在天下儒林中的特殊地位，其收购、研究甲骨的举动在圈内逐渐传开。不久，消息灵通、颇具生意眼光的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氏一见视若珍宝，将此物全部收购。此后，又有一位古董商赵执斋见搞这种东西有利可图，不知从哪个地沟里弄了数百片带字甲骨跑到京城王府售卖，王祭酒悉数认购，并发出信息让古董商继续搜寻，多多益善。唯利是图的古董商闻风而动，四处搜索追寻，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氏就收购了有字甲骨约1500片，并做了相关研究。正是得益于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缘，王懿荣作为认定商代文字第一人，确认了甲骨文世之无匹的学术价值，同时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揭开了中国商代历史研究的序幕。

继王懿荣之后，1912年2月，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按照世间流传和自己调查的线索，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50余日，不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准确位置，并且搜得甲骨多达1.2万片，分两次装箱通过火车运往北京。罗振玉一见如此丰盛的收获，大喜过望，遂着手对这批甲骨开始深入细致的研究。经过一番努力，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罗氏认为出土甲骨的安阳之地，就是历史记载中商朝的“武乙之都”。再后来，他又在其所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视为一项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如果说罗振玉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使湮灭日久的殷商历史之门露出了一道缝隙，让学界同人得以管窥远古庙堂的些许影像，那么，王国维则把这扇封闭了3000多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门彻底撞开了。王氏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考订，使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并在整体上构建了殷商历史的体系。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第一座奇峰，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为甲骨学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34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到达安阳后，通过实地调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并不像罗振玉等人所说那样已被挖尽，他从当地农民盗掘甲骨留下的坑痕做出判断，殷墟规模庞大，地下遗物十分丰富，且遗址破坏严重，对其进行有组织的科学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董作宾在向傅斯年报告中颇为焦虑地宣称：“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傅斯年得知安阳殷墟情形，惊喜交加，马上筹措经费，购置设备，调配人员，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的大力支持下，组成了由李济、董作宾为首的殷墟科学发掘团，开赴安阳进行发掘，从此揭开了殷墟发掘的序幕。这是史语所继内阁档案之后，找到的又一丰富的研究资源。通过对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湮没了3000多年的殷商历史大门轰然洞开，传说中的古代灿烂王朝终于露出了它的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