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灯影里的梁家父子

此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源自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远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人魏敦瑞（J.F.Weiden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等等。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由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对这门学问的前景，他曾在一次演讲中满怀信心与豪情地指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

正因有着这样一种眼光和信心，这位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饮冰室主人”，让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他在致子女的信中说：“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天不假年，梁启超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次子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考古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此前，梁思永在美国学习期间，曾参加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为此，梁启超向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提供了有关统计资料，还为其回国后的实习做了精心安排。从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则可跟随李济到田野去一试身手。

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了76箱出土器物，分装9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经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总算把古物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有了突破性示范。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正式转向了考古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从而奠定其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庆祝李济、袁复礼二人山西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的期待中召开。继张彭春之后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理国学研究院事务的梅贻琦，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出席了会议。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所做的长篇报告并观摩了发掘实物，精神亢奋，欣喜逾常，在回到寓所的当天晚上，便以极大的兴致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梁思永写了一封长达两千余字的信。信中他充满激情地写道：“他（南按：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梁启超在信中谈到出土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时说：“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捡’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酣畅淋漓的翰墨，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舐犊之情与殷切期望。按梁启超的打算，他还想让梁思永丰富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一试身手，定会创造一番伟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六七月间回国并来到了清华园。令人扼腕的是，此时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已钻入湖底，命赴黄泉，而李济的田野发掘计划也成为泡影。

王国维在清华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学问越发精进，但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早已逊位的“皇上”，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1927年5月间，听说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荡华北，入主京师。又听说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为北伐军或农民协会的人抓起来砍了头，王氏甚为恐惧，认为北伐成功之后，自己也不会为国民党所容，乃于惊恐中常与吴宓、陈寅恪等朋友密谋应变之策。其间有人劝其避居国外，但王大师总踌躇不定，只是经常深夜枯坐居室流泪。

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济、梅贻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据当时在场的研究生柏生回忆说：“座中（王国维）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宴席将散，梁启超起立致辞，历述同学们之研究成绩，并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皆聆听，王国维亦点头表示同意此说。宴毕，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而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会见谢国桢等同学，依旧是谈笑和怡。6月2日晨，王国维餐毕，8时至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如常，并与同人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离奇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5元钱，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在校西门雇一辆洋车径赴三里地外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嘱车夫在原地等候，10时左右独自向园内走去。在园内，王国维闷不作声地徘徊于长廊之间，后踱步至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尽纸烟一支，11时左右，怀揣剩余的4元4角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等字样的简短遗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虽有园丁“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但王的头颅已插入淤泥，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一代国学大师由此告别了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51岁。

王国维神秘、诡异、怪诞地沉湖而死，令清华师生深感震惊与悲痛，而全国学界也为之哗然，对他的死因产生了种种猜测议论，致有多种说法流传于世，如殉清说、自殉文化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致死说等，遂成为一个扑朔迷离的不解之谜。而“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怀着极度的悲伤与哀痛，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犀利的洞世眼光，挥毫写下了哀惋凄绝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王国维是把陈寅恪、吴宓视作他的知己的。面对知己，陈氏于“倍伤神”中还发出了“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的深切悲鸣。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做了解释和评价，其说法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在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其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者，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由于个人恩怨，或后来的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等。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做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显然，陈氏之说较之世人流传或溥仪道听途说，更能接近事实本质和王氏内心之痛楚。作为死者的知己，陈寅恪对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国维九泉之下自当颔首。

清华国学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的梁启超。从而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渐显颓势，大有唇亡齿寒、风雨飘摇之势。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主持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梁启超语）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徐志摩语）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梁启超仍把西医看作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内中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同时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文中梁启超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性质”，并在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身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是他为科学所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精神。

1927年那个溽热的夏季，刚从美国归来，正随梁启超在水木清华古月堂漫步的梁思永，当时尚未意识到，其父的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正应了古人“祸不单行”之语，由于时局变幻纷乱，各派军阀之间刀兵不息、战祸连绵，使得李济精心筹划的与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区的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心怀焦虑与惆怅的梁思永，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下来，除到城内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参观，向郭宝昌等鉴瓷名家和文物专家请教之外，大多时间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古物陈列室，整理、研究李济从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带回的古物标本。

1928年8月，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滴血之心，再度赴美深造。不料他刚踏出国门，死神就开始“嘭嘭”叩击梁府大门上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父子俩这一别竟成永诀。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57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人抚棺恸哭，梁的友朋故旧、学生与家人泣不可抑。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间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瘖，天丧斯文悲天悯人”的哀叹。

六个月后，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

1930年夏，梁思永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李济已离开清华投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感念旧情，李济把梁思永推荐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分配到考古组工作。

自此，继梁启超之后，命运之神又赋予了李济一段奇特的因缘，与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开始了近20年密切合作与交往的人生之旅。 hHzdFi8KP1ulMor0XmSC/YtEBgz8F/heBXZ9nUpJCANc8mIgI5yu1ubhox64VpQC

八方风雨会羊城

1928年10月底，李济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身份赴美讲学归国，途经香港，就在停留的短暂空隙，与一位在中国未来政坛与学界掀起滔天巨浪的重量级人物——傅斯年相遇了。

关于二人初识的经过，李济后来有一个简单的叙述：“因为我向来不曾到过广东，所以顺便到广州去看看。又因为我不懂广东话，而那时刚成立的中山大学，有许多从北方来的教授在那儿教书，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在那儿，我只是去碰碰看。谁知一去，在门口碰到清华的老教授庄泽宣先生，我们彼此很熟。他一见我就说，你什么时候来的？正有人在这儿找你呢！快去快去！我带你见他去！我不免吃了一惊，问他什么人要找我呢？他说：这个人你也知道的，就是傅孟真先生。哦！我真大吃一惊，因为我过去虽说很羡慕孟真先生在五四运动时创办《新潮》的成就，不过也仅是羡慕而已，因为那时我正在美国。不过我在美国碰见过罗家伦先生，他常常提到一些孟真先生的事情。我说：孟真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呢？他说：你到那儿去就知道了。于是庄泽宣先生就领我去见傅先生。他一见面就像是老朋友一样一定要我在那儿住……这次，他跟我谈的事就是在中央研究院办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件事。谈了不久，他就要我担任田野考古工作。”正是这次会谈，决定了李济未来五十年的考古学术历程。

李济偶然结识的这位傅孟真，名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七世祖傅以渐乃大清开国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状元及第”的金匾高悬于门额，在当地有“相府”之称。据说傅以渐的这位后世子孙——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这位现代“圣人”经历了十余年家塾与官学训练，于1913年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聪颖头脑，连连夺魁，四年考试三次列全班第一，一次屈居第二。1916年秋，转入国学门继续深造，大有羽翼丰满、一飞冲天之势。

傅在北大学习的后期，陈独秀、胡适之等几位新式教授像孙悟空一样翻着筋斗来回折腾，在原本就不平静的北大校园搞得风生水起。随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骁将加入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行列，他们有别于传统文化思想的文化主张，更是领一时风骚，“欧风美雨”外加从伏尔加河畔刮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座古老的校园中吸收融合，在文化教育界引起了极大震动，一场被传统派视为另类文化运动的号角就此吹响。具有革命性的新文化运动，伴随着“德先生”与“赛先生”（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与主义，于“铁屋子的呐喊”中向四面八方呈波浪式辐射。

大潮涌动中，傅斯年与同学好友罗家伦、汪敬熙、杨振声等20余位学生，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了一个叫作《新潮》的刊物，聘请胡适担任该杂志顾问，学着《新青年》的样子与吴宓等人搞的《学衡》大唱反调，猛力鼓吹与传统学术观念、文化思想不同的另类思想与文学。

在1919年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时，素有“大炮”雅号的傅斯年担任学生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扛着大旗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后，又率众赶赴赵家楼，上墙爬屋翻入院内，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从而引发社会各阶层的大震动。傅斯年由此声名大噪，天下皆知。

就在这年夏季，傅于北大毕业后，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生，先后赴英国伦敦大学与德国柏林大学就读，主攻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课程。七年之后的1926年秋，傅氏作为一只浑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学术大鳄乘船归国，接受广州中山大学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朱家骅聘请，出任中大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

为人做事“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朱家骅语），来到中山大学后与副校长朱家骅一见如故，且在学术见解与治校方略上一拍即合。傅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己，以过人的胆识、才气加霸气，主动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而朱也视傅氏为铁杆朋友，让傅在中大校园内放开手脚，尽情地翻跟头折腾。在傅的筹划主持下，文学院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南按：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国人类学家）等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或通信教授。中山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

1928年4月，北伐成功、问鼎中原的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由“北大之父”蔡元培出任院长，原孙中山秘书处秘书杨杏佛任总干事。下设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长有：地质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鲁；气象所竺可桢；物理所丁燮（西）林；化学所王进；工程所周仁；社会科学所杨端六。

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当时未设立文科方面的研究所。

时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傅斯年得此消息，经过一番权衡认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应该有文史方面的学科加入，否则将有失偏颇，于是开始召集“一部分热心文史学的先进”，以“历史语言研究的特别重要”“现代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科是科学”等说辞，凭着北大时代与蔡元培校长结下的良好关系，对蔡氏与杨杏佛等几位决策人物展开游说攻势。傅斯年以他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才智加霸气，终于“迫使”蔡元培与杨杏佛就范，“无中生有”地衍生出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后来名扬天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如傅自己所言：“这一努力显然是很快地成功了。”

1928年10月22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与此同时，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氏一上任，就大显身手，四处网罗人才，并把目光投向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此时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只有陈寅恪独木苦撑，研究院已成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伸出了橄榄枝。陈赵二人很快做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氏之请，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搞定陈、赵之后，心中窃喜的傅斯年，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的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名日隆，为全国学界所瞩目。鉴于这一事实，继陈寅恪、赵元任之后，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准备邀请李济加盟这一新生阵营。恰在此时，两位学界巨子在1928年那个初冬里，于中山大学不期而遇了。短暂的交谈后，傅斯年坦言希望李济能鼎力相助，出任史语所第三组——考古组主任。

李济听罢，很是高兴，因为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一直是他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可以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他立即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自此，清华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的大旗之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工作。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南按：其中有一段时间，人类学组从史语所分出，成立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筹备处，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鸣锣开张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非凡的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范围。二组的语言调查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

为了消除李济担心的“口号将止于口号”这一形式主义的痼疾，富有学术远见的傅斯年于史语所筹备阶段的1928年8月12日，便指派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史语所通信员的董作宾，悄悄赶往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了。

所谓甲骨文，即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老文字，其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结绳记事”一样，属于一种“记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识读之前，只是被当作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大小药店。而一旦上面的古文字被确认，天下震惊，中华远古文明的大门轰然洞开。

据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时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相当于皇家大学校长的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得了疟疾，京城一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氏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字号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待把药买回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查看，忽然发现“龙骨”上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金石方面深邃的造诣，他当即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古文字，且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以往研究的古代青铜器皿上的文字。这一意外发现，使王氏既惊且喜，于是又派家中跑堂的伙计迅速赶到达仁堂把带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加以鉴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各药铺及“龙骨”出现的场所大量收购。由于王懿荣在天下儒林中的特殊地位，其收购、研究甲骨的举动在圈内逐渐传开。不久，消息灵通、颇具生意眼光的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氏一见视若珍宝，将此物全部收购。此后，又有一位古董商赵执斋见搞这种东西有利可图，不知从哪个地沟里弄了数百片带字甲骨跑到京城王府售卖，王祭酒悉数认购，并发出信息让古董商继续搜寻，多多益善。唯利是图的古董商闻风而动，四处搜索追寻，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氏就收购了有字甲骨约1500片，并做了相关研究。正是得益于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缘，王懿荣作为认定商代文字第一人，确认了甲骨文世之无匹的学术价值，同时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揭开了中国商代历史研究的序幕。

继王懿荣之后，1912年2月，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按照世间流传和自己调查的线索，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50余日，不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准确位置，并且搜得甲骨多达1.2万片，分两次装箱通过火车运往北京。罗振玉一见如此丰盛的收获，大喜过望，遂着手对这批甲骨开始深入细致的研究。经过一番努力，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罗氏认为出土甲骨的安阳之地，就是历史记载中商朝的“武乙之都”。再后来，他又在其所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视为一项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如果说罗振玉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使湮灭日久的殷商历史之门露出了一道缝隙，让学界同人得以管窥远古庙堂的些许影像，那么，王国维则把这扇封闭了3000多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门彻底撞开了。王氏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考订，使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并在整体上构建了殷商历史的体系。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第一座奇峰，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为甲骨学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34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到达安阳后，通过实地调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并不像罗振玉等人所说那样已被挖尽，他从当地农民盗掘甲骨留下的坑痕做出判断，殷墟规模庞大，地下遗物十分丰富，且遗址破坏严重，对其进行有组织的科学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董作宾在向傅斯年报告中颇为焦虑地宣称：“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傅斯年得知安阳殷墟情形，惊喜交加，马上筹措经费，购置设备，调配人员，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的大力支持下，组成了由李济、董作宾为首的殷墟科学发掘团，开赴安阳进行发掘，从此揭开了殷墟发掘的序幕。这是史语所继内阁档案之后，找到的又一丰富的研究资源。通过对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湮没了3000多年的殷商历史大门轰然洞开，传说中的古代灿烂王朝终于露出了它的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