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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与吉田惠二先生的“缘”是短暂的，但唯因短暂，回味起来更觉深长。
与吉田先生相见恨晚。结识后，我曾追忆过我们的“错过”。1994 年 4 月至 1995 年 3 月，我在日本驹泽大学在学研修了一年时间，居然无缘得识就在东京的吉田先生。而吉田先生于 2000 年 4 月至 2001 年 3 月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访问一年，我竟也无缘得识就在北京的吉田先生。记得我在考古研究所的玄关处曾见过正在等人的吉田先生，似曾相识，但无人引见，终究颔首而过。
短短的“缘”，出现在 2003 年 11 月至 2004 年 3 月间。
2003 年 11 月中旬，日本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届大会在名古屋的南山大学举行。该学会邀请北京大学的徐天进教授、我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唐际根研究员和我三人参会并做大会发言。据说，这是该学会头一次专门从中国邀请相关学者参加年度大会。大会结束后，主办方还安排我们三人去东京都考察参观，开展学术交流。
与吉田先生的正式交往，大概就始于此次东京之行。与徐天进教授非常熟识的吉田先生，热情地给我们接风洗尘，我这才有缘得识这位日本考古学界有名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传说中的慷慨“酒豪”——吉田惠二教授。
吉田先生极富人格魅力，其爽直豪放、幽默乐观、大方好客的性格，一见面就会感染周围的人，让聚会的气氛活跃起来，热度骤然高涨。与先生一见如故，端起酒杯，我们就成了老相识。
中国人如果评价某位日本人“很像中国人”，那一定是褒义词。那些性格开朗、为人热情，甚至不太拘小节的人（相对于性格内敛、注重礼仪甚至略显刻板的典型日本人形象），会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人引为同类，从而大大缩小与对方的心理距离。显然，吉田先生就被看作这样的人。
同时，吉田先生作为“中国通”，对中国社会的熟稔，对中文精妙之处的把握，以及他很愿意用中文和中国人交流的热忱，也大大拉近了他与中国学者、学生的距离。
酒席间，他把徐天进、唐际根和我称为“三个代表”，因为我们分别是夏、商和西周三代都邑的发掘主持人，这使我们忍俊不禁。一会儿，北大毕业的曹音女士加入了我们的聚会，吉田先生又开起了玩笑，戏称我们三人加曹音女士是“四人帮”，又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就是这样一位受人爱戴又不会让你拘束的长者。
没过多久，我于翌年 1 月至 3 月去东京做两个月的短期学术访问。吉田先生很高兴我们有再会的机会，邀请我到国学院大学做了学术讲座，到他的研究室叙谈，当然更少不了畅饮畅叙的恳亲会。酒酣面赤之际，又带着我和学生们去卡拉OK。当他听到我用日语唱出昭和时代的演歌时，那双总释放着善意和好奇的大眼睛瞪得更大了，然后是不由自主地喝彩，然后就是亲自挥动沙锤、手舞足蹈地给我伴奏了……这个场面，永久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十年之后的 2014 年夏秋之际，我又有机会到日本，在金泽大学做学术访问。本来要去长野县参观吉田先生主持的发掘，惜因故未能成行。
我回到北京，不意竟收到先生先前托人捎来的抹茶，又收获了一份感动。我回赠了自己的新书，但恐怕先生已无缘读到。噩耗传来时，不敢相信就此永别，对于未能去拜望先生，至今抱憾不已。
所以，在吉田先生仙逝之际，我在唁电中才有了如下的感言：“我与吉田先生的交往并不多，但彼此总有种心心相印的忘年之交的感觉……作为晚学，更感佩于先生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受益多多。”
我相信，一个给他人带来快乐的人，其精神是不朽的。先生临别，不扰他人，轻轻松松，驾鹤西去，这符合他洒脱达观的性格。大家追忆纪念吉田先生，也应如人世间每一次的来去匆匆。在我，真的想再一次举杯，送别敬爱的吉田惠二先生，尽管是那么地不舍……
最后，还是以吉田先生仙逝时我奉上的挽联作为这篇小文的收束：
每忆畅饮畅叙 惟甘醇可释别情
常慰亦师亦友 屡闻道如沐春风
2018 年 6 月 14 日写于二里头和开封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