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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22 日，是徐苹芳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回想起在先生的指导下研习学问，往事历历在目。这里仅记先生批注作业一则。
1992 年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初，先生即指定文章数篇，嘱我读后写出收获感想。于是遵命逐篇阅读，写出心得。先生看罢，又有批注谈写作的经验与要义。
第一篇是宿白先生的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 碑”校注》 一文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1956 年第 1 期） 。我的读后感是：
一、问题的提出
以精练的笔墨，粗展云冈石窟研究史，进而点明该碑铭考实勘误、填补空白之重要价值及校注的必要性，最后简述正文展开方式与概要。特点：开宗明义，言简意赅。
二、正文
以内容确定文章结构体例。保持碑文（原始材料）的完整性，以其为文之骨干，而将自己的考释文字以附注的形式分列于下，更将注文按时代顺序分大类列标题展开之，条理殊为清晰。所引文献必详记出处，严谨缜密。
该文虽题为一碑之校注，实则以此碑为纲，旁征博引，统括了云冈石窟自开凿伊始以迄清代的各期发展脉络与筑建史实，实收以小见大、纵览横观从而把握全局之效。
第二篇是署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队的 《东汉洛阳城南 郊的刑徒墓地》 发掘简报 （《考古》 1972 年第 4 期） 。我的读后感节录：
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详尽而极具条理的资料介绍（含文字、拓片、图、图版及墓葬登记表）。其二是结合文献材料对资料的深入分析（含文字及翔实的尾注，包括历史文献、考古材料及今人考释成果）。……对刑徒墓砖铭的释词解读一项，最见功力。
通观全篇，篇幅虽短，但层次清楚，详略得当。资料报道系统全面，释读分析言必有据，堪称谨严。故作为原始考古材料该文极便于利用，本身又是一篇颇有深度的研究性文章。
“文革”期间的简报和报告，因不许突出个人，只注单位名而不注执笔者。在来北京求学之初，还真不知其执笔者为谁。关于这篇简报，高炜先生在徐苹芳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中提到：“（20 世纪 80 年代）在搜集材料时注意到一篇洛阳刑徒墓地的简报，感觉眼前一亮，那是一篇把问题讲得最清楚、最透彻、最好用的简报，而且有相当的历史理论深度，对墓地的性质，根据文献结合考古材料做了说明。这篇简报发表时只有发掘单位没有执笔人署名，后来经了解才知道，是‘文革’前洛阳队写的底稿，比较差，由徐先生花很大功夫改写的。这篇简报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可代替的。据了解，唐兰和张政烺先生对此评价也很高。” （《中国文物报》 2011 年 6 月 24 日）
第三、四两篇是陈梦家先生的 《汉简年历表叙》 （《考古学报》 1965 年第 2 期） 和 《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 （《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 1964 年） 。我概括了自己对这两篇文章的心得：
前者系说明性文体，后者为研究性论述。但都紧紧扣住主题，分列小标题，逐项阐释。条理清晰，论证严谨，逻辑性极强。文献与考古材料紧密结合；语言亦精练流畅。读来印象尤深的是，对前人的考证成果，赞同引用者必一一注明而不掠美；辨正澄清之处亦不大加驳议。态度谦和，遣词得宜，具大家风范。
徐苹芳先生在我这份作业上加了批注：
希望能从前人的论文写作经验中，汲取成功的经验，为己所用。最主要的是：主题明确，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论证严谨，言必有据，既不掠他人之美，也不揭他人之误，正面说理为主。
今日读来，仍倍感亲切，受益匪浅。
徐苹芳先生为什么推荐阅读这些篇目，从中我们可以悟出哪些做学问的真谛，都是值得思考品味的。就个人而言，对有些问题则仍怀困惑，如“不揭他人之误”与学术本位的求真逐理之间，如何把握？或许，能否想清楚、说到位，达于何种境界，正是大家之为大家的分野。
2013 年 5 月 6 日
原刊于《中国文物报》2013 年 5 月 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