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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22 日，是徐苹芳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回想起在先生的指导下研习学问，往事历历在目。这里仅记先生批注作业一则。
1992 年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初，先生即指定文章数篇，嘱我读后写出收获感想。于是遵命逐篇阅读，写出心得。先生看罢，又有批注谈写作的经验与要义。
第一篇是宿白先生的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 碑”校注》 一文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1956 年第 1 期） 。我的读后感是：
一、问题的提出
以精练的笔墨，粗展云冈石窟研究史，进而点明该碑铭考实勘误、填补空白之重要价值及校注的必要性，最后简述正文展开方式与概要。特点：开宗明义，言简意赅。
二、正文
以内容确定文章结构体例。保持碑文（原始材料）的完整性，以其为文之骨干，而将自己的考释文字以附注的形式分列于下，更将注文按时代顺序分大类列标题展开之，条理殊为清晰。所引文献必详记出处，严谨缜密。
该文虽题为一碑之校注，实则以此碑为纲，旁征博引，统括了云冈石窟自开凿伊始以迄清代的各期发展脉络与筑建史实，实收以小见大、纵览横观从而把握全局之效。
第二篇是署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队的 《东汉洛阳城南 郊的刑徒墓地》 发掘简报 （《考古》 1972 年第 4 期） 。我的读后感节录：
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详尽而极具条理的资料介绍（含文字、拓片、图、图版及墓葬登记表）。其二是结合文献材料对资料的深入分析（含文字及翔实的尾注，包括历史文献、考古材料及今人考释成果）。……对刑徒墓砖铭的释词解读一项，最见功力。
通观全篇，篇幅虽短，但层次清楚，详略得当。资料报道系统全面，释读分析言必有据，堪称谨严。故作为原始考古材料该文极便于利用，本身又是一篇颇有深度的研究性文章。
“文革”期间的简报和报告，因不许突出个人，只注单位名而不注执笔者。在来北京求学之初，还真不知其执笔者为谁。关于这篇简报，高炜先生在徐苹芳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中提到：“（20 世纪 80 年代）在搜集材料时注意到一篇洛阳刑徒墓地的简报，感觉眼前一亮，那是一篇把问题讲得最清楚、最透彻、最好用的简报，而且有相当的历史理论深度，对墓地的性质，根据文献结合考古材料做了说明。这篇简报发表时只有发掘单位没有执笔人署名，后来经了解才知道，是‘文革’前洛阳队写的底稿，比较差，由徐先生花很大功夫改写的。这篇简报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可代替的。据了解，唐兰和张政烺先生对此评价也很高。” （《中国文物报》 2011 年 6 月 24 日）
第三、四两篇是陈梦家先生的 《汉简年历表叙》 （《考古学报》 1965 年第 2 期） 和 《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 （《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 1964 年） 。我概括了自己对这两篇文章的心得：
前者系说明性文体，后者为研究性论述。但都紧紧扣住主题，分列小标题，逐项阐释。条理清晰，论证严谨，逻辑性极强。文献与考古材料紧密结合；语言亦精练流畅。读来印象尤深的是，对前人的考证成果，赞同引用者必一一注明而不掠美；辨正澄清之处亦不大加驳议。态度谦和，遣词得宜，具大家风范。
徐苹芳先生在我这份作业上加了批注：
希望能从前人的论文写作经验中，汲取成功的经验，为己所用。最主要的是：主题明确，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论证严谨，言必有据，既不掠他人之美，也不揭他人之误，正面说理为主。
今日读来，仍倍感亲切，受益匪浅。
徐苹芳先生为什么推荐阅读这些篇目，从中我们可以悟出哪些做学问的真谛，都是值得思考品味的。就个人而言，对有些问题则仍怀困惑，如“不揭他人之误”与学术本位的求真逐理之间，如何把握？或许，能否想清楚、说到位，达于何种境界，正是大家之为大家的分野。
2013 年 5 月 6 日
原刊于《中国文物报》2013 年 5 月 30 日
今年，是考古学家陈公柔先生谢世五周年，诞辰九十周年。看《博雅论坛·学者在线》栏目所列中国考古学家名录中，洋洋数百人竟然没有陈公的名姓，令人唏嘘感叹。年轻学友已不熟悉这位睿智博学而富于人格魅力的前辈。在清明这个总惹人愁绪和追思的节日将临之际，想就我所知给先生画一小像，聊慰其在天之灵。
1992 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徐苹芳教授，专攻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徐先生在博士培养方案中，针对我的先天不足而开的一剂“药方”，就是开设“先秦文献导读”课，并邀请已赋闲在家的陈公柔先生专门给我开小灶。课堂就安排在陈先生的家。
先生家住东城区干面胡同社科院宿舍，夏鼐先生就曾居此院。没有想到的是，先生分到的住房，竟然仅是院内侧楼的一套一居室！我辈不禁慨叹，先生则居此陋室而安之若素，怡然自得。小屋收拾得纤尘不染，井井有条，且充溢着书香与君子兰的幽香。
此前即听说先生的夫人惨死于“文革”中，两个儿子则极优秀，现都定居海外。先生以古稀高龄，不愿拖累子女，且因习惯于旧京生活文化而独居留守，心态淡定，生活极有条理。每周有小时工来两次，买好一应食品并稍作加工，收拾一下房间，其余就都由先生“自我管理”了。每天固定地饭后小街散步，《尚书》等线装典籍置于枕旁当闲书读。常有朋友故旧和单位的同事来聊天，使得他并不闭塞。这就是先生的日常生活。
先生精神矍铄，耳聪目明，额头饱满，声音洪亮，身材不高但腰板挺直。无论居家还是出门，穿戴都整洁得体，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特有“范儿”。一同外出时，我在身旁呵护扶持，他都说不必。也确实不需要，这是一位身心自立的老人。
与先生聊起，居然还是正宗的老乡！他家由福建迁东北后，长辈虽在沈阳工作，但为避战乱，曾在作为“乡下”的我的故乡盖平（今名盖州）小城购置房产，先生少时在那里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或偶尔回去小住。所以我们爷儿俩唠起乡土名物、地点路线来，颇有亲切感。谈到时事变迁，物是人非或人是物非，又是一阵感叹。先生引我为“小老乡”，可能又觉孺子可教，所以谈话很是知近，如果不避高攀之嫌，与先生颇有忘年交的感觉。
这样，课上完后我还跟上课时一样，常去先生家坐坐，陪他聊聊天，讲讲外面的事，更想从他老人家身上多“攫取”点智慧。去看他常被留下来吃饭说话，胡同内的一个家常菜馆是我们的“老地方”。
菜馆小小的门脸，只有几张餐桌，倒是干净整洁。先生与老板、老板娘及小伙计都很熟悉，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问：您师徒俩今天吃点什么？先生有固定的可口菜，还有红烧鱼的火候等，都是这位老主顾与老板之间的默契。老板娘也推荐时蔬，说今天的哪样菜新鲜。少不了要两瓶啤酒，先生喝上两三杯，剩下的酒是我的。爷儿俩这就开吃开聊。每次都是先生买单，先生说这是“老礼儿”，后来我也就不争了。
先生十分健谈。听先生谈天说地，实在是一大乐事。我从日本研修回来去看先生，他就给我讲起民国年间一位著名学者旅日时，少与人交游，仅凭着聪明从女佣处习得日语，结果在语言严格区分性别、身份的日本社交场合颇出了些洋相，以此说明语言与社会环境关系之密切，云云。
现在回想起来，每每怀恋那些日子。骑着自行车从城东北的望京（那时真是从城外远望京城，现在那儿已成了京城的“高尚”社区）西八间房校园进城，由小街拐进胡同进先生家，捧上一杯清茶，听先生讲课聊天侃大山，然后在小馆小饮。想到先生突然就走了，空留夕照下或寂静或喧闹的胡同，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透过向先生遗体告别时用的生平简历，我们可以看到他人生的两大空白时段。一是 1919 年出生后至入燕京大学，二是1950~1960 年代初学术活动至“心情舒畅，焕发青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段时间。如果为“严谨”计，不录传闻的话，只能知道他 1920~1940 年代曾生活在辽宁沈阳（那里曾被称为“奉天”），其父陈国庆“上世纪 20 年代末期曾任东北大学理工学院学监，后因反满抗日被关入日伪政权的监牢” （陈邵 夫、陈邵平：《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后记》，文物出版社， 2005 年） ，又曾任省图书馆副馆长，因此先生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且通日文。大概正是由于这一阶段的经历，才有了先生在“文革”中令人叹息的那段经历。
由于有了这些或浮或沉的经历，世态炎凉先生就见得多了。挨批斗、扫厕所时某些人是什么脸谱，过来人都还记得；及至“科学的春天”来了，这个“反动分子”突然吃香，因为那些“根红苗正”“立场坚定”，又扔掉书本多年干革命的人要评职称了，要写文章了，因而不得不看文献了，也就得求教于这个一直为他们所不齿的“糟老头子”了。这样的历史巨变之下的“变脸”，先生已习惯了，且以德报怨地对待他人。
在与我的谈话中，先生从未提及他所受过的、常人难以忍受的苦，没有半句抱怨或怨恨的话。与先生交谈，深感其对世事的洞察豁达，其心胸之开阔宽容，其识见之深邃明晰，每可比照出自己的“小”来，照出自己的偏狭甚至猥琐。有时坦露些不解之事，先生的点拨常令我汗颜、令我顿悟、令我深思，进而铭感于心。
2004 年，我正忙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忽闻先生病逝的噩耗，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记得当时好友施劲松正陪外宾来二里头参观，我们都是受惠于先生的晚学，都想在八宝山再看先生一眼，都是应当送先生最后一程的人，却因公务而无法返京。每每想来，我们总因抱憾而不能释然。
后来看先生的两位公子给其父文集写的后记中，提到先生在去世的当年过八十五岁生日时，还同他们谈起了未来几年的计划。除了出于兴趣继续撰写若干论文著作外，“父亲还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预备在一两年内逐步进行的‘南下北上’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南经沪上苏杭，返祖籍福建泉州小住；北游辽宁故地、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以及他俩当年被迫离开父亲去插队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但先生说走就走，走得那么轻松，一如他潇洒对待坎坷的人生态度。
我很幸运，在自己的人生中，能亲密接触这样一位智者达人，他的身世因朦胧而仍具传奇色彩，他的言传身教和耳提面命，则如甘霖时时滋润着我的心田。先生尝言所谓学问大抵只是知识，而人生才是真正的大学问。其中深意，又如老酒，须随阅历的逐渐丰富，才能细细地品出味道来。
已过太公垂钓年，
乍觉春色来人间；
炉香茗碗谭古籀，
桑榆难得一心闲。
这是先生走的那年春天写的一首诗，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生活的挚爱。窗外，难得的京城夜雨刚过，树的枝杈间已有些许绿意，又一个春天到来了……
2009 年 3 月 2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