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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主持人，我和我的团队“十五年磨一剑”，刚刚完成了一部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参与这部报告编写的多学科作者达六十二人，涉及领域林林总总，研究课题包括年代学、自然环境、人类自身与体质相关的特征、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以及生产行为等诸多方面。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科技考古各个领域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而本报告则是迄今为止我国参与编写的作者人数最多的一本考古报告。可以说，这部报告是“多兵种会战”的一个结晶，也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位哲学教授曾评价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学科，它能够给不同的学科提供研究的养分和灵感。这个学科的研究视野也已拓展得无所不包，只要与“过去的人”有关的问题，都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也正因如此，考古搞得越深入，考古人反而越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以至于慨叹只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
发掘主持人要身兼多学科合作的统筹协调人，这种角色的转变，有着学科发展的深层原因。目前，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关注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转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注重对人、社会、资源和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考古学插上了翅膀。说起来，号称“文科中的理工科”的考古学，本来就是科技发展的产物。理念、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使得我们力求而且可以从有限的发掘面积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在自知人无完人、难为“全才”的情况下，考古领队与多学科专家的统筹协调和通力合作就成为达成此目的的不二法门。他要明晰想解决的学术课题，又要了解哪个领域的哪种方法手段适用，甚至哪位专家是最合适的合作研究的人选。由是，考古报告的模式，也从田野考古材料＋作为附录的自然科学检测报告，转身为田野考古材料＋多学科分析研究。《二里头（1999~2006）》这部报告，就是中国考古学科发展到这一阶段的产物。
就拿考古人接触最多的“土”来说吧。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作为山东大学教师，我刚刚从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结业，在发掘中给学生上田野考古课。那时传达的最新理念和做法是：发掘区内，除了土什么都要。也即要重视采集一切可能的人工制品（包括以往认为没用的石头，因为那很可能就是石料或砺石），只有没用的土可以不采集。而新世纪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我们已开始在植物考古学家的指导下，对以往熟视无睹的土加以浮选（将土样放入水中，以便使较轻的碳化植物遗骸浮出），结果获取了如此丰富和重大的信息：二里头都邑的农作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不同的种类，可以说是五谷齐备。多元的农业生产，成为支撑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
显然，就中国考古学而言，多学科整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还有限，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可以做点前瞻的话，我寄望于全方位一体化的科际整合。而其途径应该是考古人背景的进一步复杂化，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资深考古人当然应当继续恶补各科，扩展知识面，更盼望着新一代的、更为“一专多能”的考古人的崛起。考古人拓展视野、增强科技才能，参与多学科合作的研究人员也要“下田野”，从共同设计考古工作方案做起。可以相信，未来的考古学将会对人类文明史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事业等做出更大的贡献。多学科介入的综合研究，将极大地增强考古学对文书出现前悠长的上古史的撰述能力，对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扫描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而言，则不止于延长其寿命，更深刻多元的阐释将向公众展现一个富于魅力的遗产世界。
原刊于《世界遗产》2015 年 5 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