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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留言：听了焦天龙老师关于“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在西方的产生、发展、废弃（1975 年至今）的过程，觉得很具有颠覆性。西方现在弃用了“文化”这一概念，转而使用“风格”（Style）、“形式”等这些尚没定论的概念。问我能否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其实，这个问题已想了多年。
原来想，按说中国考古学后起，可以汲取西方同仁的经验教训，看得准些，走得快些，甚至少走些弯路。步入“不惑之年”后，知道和人生一样，一个学科的发展也只能自己走自己的路，没有捷径，不可能逾越大的阶段。
以“考古学文化”解析古代遗存，就是这样一种学科建构的必由之路。它为中国考古学迄今的发展（主要是建构区域文化时空框架与谱系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后仍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但粗疏不足之处也愈益显现。这说明我们的学科在转型，关注点在转变，思维在复杂化，可以说，我们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也逐渐有淡化的趋向。我自己就放弃了曾主张的“新砦文化”的概念，觉得还是“新砦类遗存”这类相对客观、不太确定的称呼更平实妥帖些，少些人为的聚类分析的痕迹，给深入的探究留下空间。
在向毕生致力于研究建构考古学文化的前辈致敬的同时，这样的前瞻应是在情理之中的：研究方向的转变与深入，视野的开阔，研究的精细化，对聚类分析人为因素的警觉，都势必导致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解构。
毋庸讳言，从全球考古学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即便不是“亦步亦趋”，也是一直在走人家已走过的路。慢半拍甚至慢两三拍，都是很正常的事，因为自己的路还是要自己走。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当然不是孤立的，尤其在全球化方兴未艾的今天，但它对先行思潮的吸收，一定是要在自身学术背景条件成熟、在方法上产生“自觉”的前提下，才能收到实效，推进学科发展。所以，问题的关键点不是我们应当不应当汲取借鉴各类先行思潮方法，而是在汲取借鉴过程中如何“本土化”或“中国化”，这是需要不断地实践而不是简单地讨论呼吁就能实现的。“故步自封”与“食洋不化”，显然都不利于学科的发展。
尽管还看不出一个清晰的路向，但中国考古学未来的进步，是值得乐观的。
我没有涉猎过西方相关思潮，个人博文中有些源于本土实践的粗浅认识，大体上显现了我在学科转型之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可以认为，考古学文化（类型）或许更适于概括变化缓慢、长期稳定的人类群团的遗存，却难以涵盖那些处于社会复杂化之中，处于急剧动荡、变化迅速的区域中的文化现象。粗线条的、适应文化史构建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已难以作为细密的社会考古研究的解码。
以聚落和最小的聚落组群为起点，在人地关系的视角下，进行缜密的个案分析，进而扩展至区域乃至区域间的地域整合，方能描绘出新时代的社会考古学画卷。
精细化的背景关系（context）研究，可以理解为对存在于时空框架内的遗存及其关联性的深度把握。这应是学科今后的一个重要路向。
单个聚落的微观研究和区域聚落群乃至更大范围内聚落形态的宏观研究，将展现出社会考古的丰富图景和无穷的研究潜力。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来说，这必将是一个超越和升华。
随着学科的发展，一种可称为“聚落本位”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法，也许呼之欲出。
2011 年 10 月 1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