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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底到新密参加“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纪念新砦遗址发现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收获与感触良多。
2005年，我们组织了“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虽然对二里头遗址的首次发现发掘而言，那一年不是整数年份，但无疑，那次会也是纪念性的。最后，会议文集收录了五十余篇论文和提要，其中近一半的论文涉及族属与王朝分界问题。
此前，在海内外召开的多次与二里头相关的研讨会，都冠以“夏文化”“商文化”或“夏商文化”的字样。在这一领域以遗址和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会议，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坚持这样的命名，实际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是所有学者都能认可的，因为它们属于考古学层面的概念。
在会上，国内资深学者的话题以族属与王朝分界探索为主，年轻学者和海外学者则多关注方法论、人地关系、聚落形态、早期国家态势、文物制度、宗教艺术、文化交流和生产技术等课题。会上已没有了动情的激辩，基本上是自说自话。
作为组织者之一，我个人对2005年偃师会议的评价是，具有极强的过渡性。
此次新砦会议，提交论文和在会上发言的学者约四十人，除了两位省内资深学者论及新砦与夏王都所对应的关系，其余学者的话题则已呈全新的态势，令人欣喜莫名！
对前后相差四年的两个会的比较，使我坚信近年来本人参与鼓吹的“中国考古学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的论调，至少在早期王朝时期考古领域是站得住脚的。仅就与三代相关的考古收获而言，如果大家认可诸如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安阳殷墟、周原、周公庙等遗址近年的田野工作有所突破，那正是研究理念和方法回归考古学的结果。
世纪之交以来十余年间的田野收获，“从研究成果不限于一人一地、具有群发性的特点来看，可认为具有时代特征，它成为中国夏商考古学迈上一个新高度的标志，是学科整体水平提升的标志” （高炜：《跨世纪十年的夏商都邑考古》，科学出版社，2006年） 。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前辈筚路蓝缕建立起的扎实的考古学分期和文化谱系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了这样的继承和发展的路向。
另一句我近年一直爱重复的话是：“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
如果大家也能接受这属于常识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我们正在走出扬短避长的时代，走出以假说为主要话题的时代，走出以假说为实证、以假说为“真理”的时代。
2010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