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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刘敦愿先生生前谈及学问，说他自己“一向认为，如果所论述果属真知灼见之作，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即使尘封于故纸堆中，需要的人自然会去查找，否则也就随它自生自灭，丝毫也不惋惜，无非表示从前曾经有过某种意见的存在而已” ［《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自序》，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台北），199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 。每追思鹤骨仙风的先生，常感念其境界之高远。
日前有网友跟帖，慨叹先生所言乃是真正做学问的态度，与今日学界某些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恰好闲读，看到学者提及“钱锺书早云，‘大抵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则其本不需考虑争取读者一类问题（据说“文革”时期连一些公社甚至大队都订有《历史研究》，然恐无人认为那是历史学繁荣的标志）” （王东杰：《太阳比灯照得远》，《南方周末》2009年2月26日） 。这样一种淡定从容的态度，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今天，更在拷问我们后学的心灵，提醒我们时时守望住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2009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