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刘敦愿先生生前谈及学问,说他自己“一向认为,如果所论述果属真知灼见之作,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即使尘封于故纸堆中,需要的人自然会去查找,否则也就随它自生自灭,丝毫也不惋惜,无非表示从前曾经有过某种意见的存在而已” [《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自序》,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台北),199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 。每追思鹤骨仙风的先生,常感念其境界之高远。
日前有网友跟帖,慨叹先生所言乃是真正做学问的态度,与今日学界某些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恰好闲读,看到学者提及“钱锺书早云,‘大抵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则其本不需考虑争取读者一类问题(据说“文革”时期连一些公社甚至大队都订有《历史研究》,然恐无人认为那是历史学繁荣的标志)” (王东杰:《太阳比灯照得远》,《南方周末》2009年2月26日) 。这样一种淡定从容的态度,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今天,更在拷问我们后学的心灵,提醒我们时时守望住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2009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