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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人管放风筝叫“放鹞”，瞎子放鹞，看不见飞起来，意思说事情没有什么起色。
《黄花岗》宣传得很厉害，大张旗鼓，不是举牌子串闹市区，而是在大街小巷贴满花花绿绿的各种海报和标语。但票价并不高，适合当地消费水平。一般的卖四角，好的六角，为了保证票房收入，还推销了十元一张的“荣誉券”。什么是荣誉券呢？就是比正常卖票价钱要多十几倍，是专门卖给有钱人的，带有募捐性质。
《黄花岗》锣声终于响起，大幕徐徐拉开，台上演员们个个卖劲，台下观众反应平平，嗑瓜子的嗑瓜子，说话的说话，根本不关心剧情发展和革命党的命运。这下惨了，本来上座率不到五六成，还有不少人中途退场。——砸锅了。
究其原因是这个戏的故事不吸引人。剧本创作上平铺直叙，人物众多，来来回回，脸生得很；缺乏感人的形象，又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费了老鼻子劲，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结果赔了钱，还落下亏空。井淼、宗由和童凤人眼看没盼头，一个个离开了西安，去了重庆。
戴涯心里凉了半截，只得赶快重新排演了保留剧目《日出》，以图挽回损失。在演员阵容上，必须重新找人，行话叫“贴锅”。啥意思，就是补漏呗。好在那时的演员都不是终身制，主次不分，上午主角，晚上龙套，笤帚疙瘩顶个帽，都算个人，谁在谁上。
交际花陈白露由李亚男扮演，凡塞演其男友方达生，银行秘书李石清一角儿由张平担任，银行小录事由范里顶其兄范大塊，老妓女翠喜由姜瑢饰演，黑三改由丁尼饰演，王福升由李次玉和我爹饰演。王福升在剧中是某某旅馆的茶房，善于应对各种人物。值得一提的是我爹演的B角王福升，因他混过江湖，有各种各样小人物的经历，熟悉茶房的生活，从扮相、做派到语言，举手投足还真像那么回事，引得阵阵掌声。演技不比李次玉差。
老话说：话剧演员都不是学校里学出来的。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三年的龙套都能成主角儿。我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摸爬滚打，真端上了职业演员这碗饭。
《日出》的上座率应该比《黄花岗》高一些，票房价值也会好得多。尽管《日出》卖了钱，《黄花岗》寅吃卯粮，中国戏剧协会的经济困境还是难以解脱，已经到了勉强维持的地步。
戴涯将支撑中国戏剧协会的最后希望，寄托在阳翰笙的身上。
阳翰笙与周恩来合影
链接：阳翰笙是著名的作家、剧作家，进步文艺的扛旗人物。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中共党总支书记。1929年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1933年进入艺华影业公司，和田汉主持编剧委员会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创作了《八百壮士》《李秀成之死》《青年中国》《日本间谍》《塞上风云》等爱国影剧。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阳翰笙创作了五幕话剧《李秀成之死》，以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来警示今天的抗日阵营要团结，不要自相残杀。有了好剧本，演员就是决定因素。谁来演忠王李秀成呢？这年10月，中国旅行剧团就抵达了武汉。阳翰笙喜不自胜，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心仪的演员戴涯。无论是表演功力还是人物气质，戴涯都是不二人选。他向“中旅”同人一打听，知道戴涯带领中国戏剧协会救亡演剧队在西安。于是便从汉口给戴涯打电报，要其去汉口，回“中旅”主演李秀成一角儿。
戴涯的心思开始活动了，给阳翰笙回信，表示愿意带着“中剧”去汉口。很快，阳翰笙的信又到了，告诉戴涯不必去汉口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1938年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政治部是总管全国军队和军事学校政治工作的机构。第三厅负责文化宣传，厅长是郭沫若，阳翰笙任主任秘书。三厅下设第五、第六、第七处。其中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处长，下设三科：第一科科长洪深，主管戏剧音乐；第二科科长郑用之，主管电影；第三科科长徐悲鸿，主管绘画木刻。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抗日宣传工作的指示，第三厅准备成立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8月8日，10个抗敌演剧队成立，阳翰笙考虑到戴涯领着一个救亡演剧队正在西安，第三厅就不必再派演剧队去西安了，因此，写信给戴涯要他留在西安好好工作。
幻想破灭了。东墙拆了，还没顾上补西墙，戴涯的祖母、爱人杨月秋带着女儿淑君也从镇江逃难到了西安，之后，又去宝鸡投奔亲戚。杨月秋挺着个大肚子，就要生了。不久，戴涯妹妹与妻姐全家也来投奔他。戴涯肩上压下双重重担，除了“中剧”救亡演剧队的二十多人外，平添了十口之家，压力山大。为了养活大家和小家，戴涯鼓足勇气，11月中旬，又带领中国戏剧协会勉强组织了一次赴宝鸡的公演，演出丁玲等创作的《突击》和“好一记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等，虽然达到了宣传抗日救亡等效果，也只能解决一时的口腹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