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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档案 ：洪正伦，男，1937年底在“中剧”救亡演剧队，1938年到中央军校七分校做总务科长，1942年到战干剧团任上校副主任。
洪正伦绰号“洪秃子”，戴涯早年出道时就与搞舞台美术的洪正伦结为好友，在“中旅”“中剧”和战干团，都是最佳搭档。
1937年9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南京城内一派凄清的景色，由于实行灯火管制，万家灯火成了一片黑暗，最热闹的新街口、管家桥一带的世界大戏院，行人稀少，关门歇业，张贴在海报栏的话剧《汉奸的子孙》的广告，早被无情的秋风撕去了一角，其余的部分尚在秋风中瑟瑟发抖。后台的化妆间内窗子上贴着黑纸，有些微昏黄的亮光透出。
戴涯与洪正伦、冷波正在商议中国戏剧学会何去何从。最后决定将“中剧”编成一个小型的救亡演剧队，自发地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演员愿走愿留自愿，结果剩下十几个人，将必要的布景和道具装车。洪正伦有个朋友叫赵光涛，在徐州民众教育馆任馆长，洪正伦打算等候冷波回上海接孩子，再一同去徐州；戴涯则回镇江料理家务，完后北上。
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洪正伦、冷波带着“中剧”剩下的赵曼娜、张燕、童凤人、范大塊等人在下关中山码头候轮渡，等雾散去，才上船渡过漫漫长江，在浦口候车北上徐州。行前他们还在码头上演活报剧，进行抗日宣传，还专门去了由“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先生创建的中国最早的化工厂，被称为“远东第一大厂”的永利铔厂，给工人们演出专场。
“中剧”救亡演剧队于9月27日在徐州成立，制作了队旗，一面长三角形小旗，豆绿色，靠旗杆的一侧为炮弹形的图案，横写着“中剧救亡演剧队”。
此示意图根据丁尼先生所画草图（如下），由好友原伟华所绘。
就像水泊梁山好汉们“替天行道”的大旗一样，“中剧”打出了“救亡演剧队”的旗号，就可以行走江湖。洪正伦是大总管，事无巨细，从生活需要到宣传演出、联系各方，全是他一人。
当时有街头耍猴的，吆喝着：猴啊猴啊好好玩，挣了大钱回河南。
洪正伦指着那被链子拴着耍把戏的猴说：那就是我。
“中剧”救亡演剧队到徐州以后，洪正伦与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进行接洽。中国旅行剧团第一次到南京演出时，赵光涛与洪正伦认识，给了他们很多的帮助。此时赵光涛任职徐州民众教育馆，熟人见面，义不容辞。
链接：赵光涛，江苏徐州人。1931年8月，江苏省教育厅决定筹办徐州民众教育馆。赵光涛被委任为筹备处主任。赵光涛聘请郭影秋、薛暮桥、李可染等文化名人担任各部主任、总干事，民教馆于1932年5月正式开放。赵光涛提出民教馆以“公民训练、语文教学、生计指导”为三大任务。抗战爆发，赵光涛立即指导民教馆一切工作以抗日宣传为中心，亲自谱写抗日歌曲，把民教馆的刊物《教育新路》改为《火线周刊》，组织抗日宣传队，教唱抗日歌曲，举办抗日图片展览。
赵光涛将救亡演剧队安置在徐州北关环城路的徐州民众教育馆的民众草堂内。在赵光涛的关照下，“中剧”人员增加了不少，共有三拨人：有济南来的、徐州本地的、南京来的，三路精英合成一股力量。一个纯民间的文艺团体，没有任何官方的背景与资助，完全要靠演出来养活自己，如果不是兵荒马乱的年代，靠卖票还是可以维持的。抗日救亡队的演出主要是在广大的农村，对农民演出，有人管吃就不赖了，是无法卖票的，这样下去该怎么办？
李宗仁将军
10月12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驻节徐州旧道台衙门，成立第五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这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具有统战性质的动员组织。李宗仁亲自任主任委员，赵光涛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并推荐共产党人郭影秋担任组织部总干事。各县县政府也都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分会。
“中剧”救亡演剧队便制定了“城市公演，农村宣传”的方针。所有人员薪金一概没有。
洪正伦只借到了八块钱，搦在手里都出了水，好在每人出来流亡，都从家里“搜刮”仨核桃俩枣的，各人的零花便自掏腰包了。
救亡演剧队分成两个小分队，洪正伦领一组，冷波领一组，他们排演了《三江好》《汉奸的子孙》《最后一计》和《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咆哮的河北》等一些进步的话剧和抗日街头剧，在徐州街头和附近铜山县进行演出。
在农村的接待问题，铜山县动委会主任委员、县长曹寅甫对各乡村做出安排，由村里负责接待，吃大锅饭；住当然也不花钱，队员们打地铺，睡在城隍庙、祠堂和小学校里。小分队每到一村，演员和群众打成一片，口号声、议论声不断，群众的抗日情绪激发了演员的感情，演员的真情表演又激发了观众，演员在台上流泪，观众在台下流泪，形成互动，浑然一体，演出效果极为明显，抗日情绪非常热烈。在农村的宣传过程中，演剧队队员们也受到极大的教育。
这时，“中剧”的布景从南京运来，“中剧”救亡演剧队在徐州草堂演出了章泯的三幕抗战剧《我们的故乡》和《警号》。一方面招待徐州各界，一方面售票，想筹集一些资金，但徐州太穷了，不但卖不出票，反而欠了债，就只能等戴涯的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