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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当张居正位极台鼎、独步政坛的这一刻，不知他是否在夕阳中登上过东华门。如果曾有这样的闲暇，他就能看到，京城九门，那浩茫如海的烟霭……
从这里伸展开去，是何其辽阔的疆土！
河山雄浑，哪里不是生育蕃息、牛羊被野？
这样一个老迈的帝国，将如何重生？如何奋起？将怎样在万丈尘埃中洗涤一新？
张居正从江陵地方的一个书房里，走到了这个制高点，以孤独之躯，横对天下之变，他是从哪里来的这无比勇气？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没错。当年他一个青衫学子，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国之兴亡，真的只系于匹夫的肩头吗？难道，高位者反倒可以不顾了吗？
少年时，曾无数次念叨过“肉食者鄙”；如今自己成了肉食者，该当如何自处？
海内多颓靡之政，纲纪已土崩瓦解。各路当道者，不知忧患，还在恣意地自己掘自己的坟墓。
士大夫做了官，不问民生，只问钱途，哪还有半点儿苦读时代的神圣感？
张居正却不然，尽管猜疑误解者颇多，他内心的执念却一直没动摇过。他要攘臂而起，不从浊流，要捣破眼前这醉生梦死的局！
他受过申不害、韩非法家思想的浸染，相信只要“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天下之弊不是不可除，沉陷的人心也不是不可救。
关键是，从哪里开始救起？
他说：“事有机，政有要。”这个机要，其实就是“安民生”。
大明帝国，确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议：皇家富有四海，四海却民不聊生。想那上古时候刀耕火种，先民们尚能温饱，且有余兴手舞足蹈。而今百姓则疲于奔命，苦于谋一粥一饭，其中原因又在哪里？
——有残民枉法的官，就有嗷嗷待哺的民；有视百姓为草芥的统治者，就有视官吏为仇寇的布衣。
张居正早看出：患不在盗贼，而患吏治之不清；安民之要，唯在于核吏治。民的问题，还在于官有了问题。
当时的官员，腐败、颓靡到了什么程度？
请看张居正对他们的描述——虚文浮夸相沿成习，剥下奉上以求政绩，奔走趋承以图升迁，强行摊派以谋达标，敷衍草率以推罪责。
真是活画出一群庸吏的嘴脸。
明代官场的冗员之多，膨胀之速，堪称惊人。到正德年间，天下有文官二万四千人，武官十万人，廪生（享受官府供给的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人，吏员五万五千人。全国收上来的税粮约二千六百万石，还不够给他们发俸粮的。以至于王府缺禄米，卫所（驻军）缺月粮，边防缺军饷，各省缺俸廪（薪俸粮），成为常态。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就曾建议：与其拖欠俸禄，上下都烦恼，还不如裁掉一批冗员，以节省俸禄钱。
俸禄虽然有拖欠，官僚们却照样活得很滋润。明嘉靖以后，官场贪风大盛，从首辅到吏员，无不贪贿。当官竟然成了一场贪污竞赛。
据《新会县志·风俗篇》载：正德、嘉靖年之前，有两袖清风的人辞官回家，邻里都纷纷慰劳，啧啧称赞；如有贪官回乡，众人皆耻于与之来往。嘉、隆之后，风向大变，有官员退休，乡人竟不问人品，唯问揣了多少金回来。人们相与嘲笑的，就是那些清白贫穷的“傻官”。民心若此，可见官风如何！
这群贪官，吃了，拿了，又不干事。以至苟安于位、但求无过、多敬上司、少惹是非等等，竟成了官场上的信条。上下应对，都是官话，对于民间疾苦，却一如盲聋。
顾炎武曾说：那个时候，贪污巨万（上亿）的，只不过被罢官。连微不足道的刑名小吏，都能富得流油。何为“至上”，何为“小道”，全都颠倒了。
这样一批无良、无廉耻的官吏，如何能当得起强国富民之责？
张居正早把他们看透了。他说：这一群人中，实心爱民、视官事如家事、视百姓如子弟者，实不多见！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集群，又该从何处下手才是？张居正认为，“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
何谓“本源”？张居正说：“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内阁及部院）。”
——不是吗？上梁不正下梁歪。只有督抚、部院带好了头，下面才可能克己奉公；上面的要是放手贪贿，下面的当然就更加肆无忌惮。
至于整顿的时机，他认为应是新君即位时，因为这个时候，人心皆有所期待。民心可用，舆论可恃，那就是向弊端开刀的好时机。若是优柔寡断，或只打雷不下雨，则会大失人心，导致惰政依旧、政局窒息，后再欲振之，则不可得。
张居正决心出手了，否则这批蝗虫，必将把国家吃垮。
他为大明帝国的改革，所布下的第一颗棋子，就是“课吏治，信赏罚”。先提高行政效率，让国家像个国家。
不然的话，帝国这辆老旧马车，连车轴都要锈住了！
当初朱老皇帝建立这个帝国的时候，刚刚脱离农民身份不久，民间疾苦，仍记在他心头。那时朱元璋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我从心里恨透了。如今要立法严禁，凡是遇百官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他之所以用严刑峻法来对付贪官，本心还是想实行恤民之政的。可惜在皇权专制下，求清廉，讲民本，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官是享受，没好处谁当官？百姓噤口，谁来鞭策？朱元璋到最后，陷入了与武则天一样的困惑：为何杀人如麻，贪官仍前仆后继？前任被剥的皮，就在官府公座旁，后任却贪渎照旧，安之若素。
儒家讲中庸，官场上尤不喜偏执，在开疆拓土上、在与敌谈判上、在物理探求上，总是适可而止，以退让而求平稳，以无为而胜事功；唯有贪污之欲，却好似永无止境！
不知那些贪腐之徒，背着三生三世都用不完的金山，要到哪里去？
性好贪渎，却又冠冕堂皇。古来堂堂州县衙门里，皆有匾额、条幅等，上书座右铭式词语，曰“正大光明”，曰“明镜高悬”，曰“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是，可曾有几人，能把这些词语当真？
正如当时人所言：“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嘉靖年以来，苍天盲了眼，看不见国家养了一群硕鼠，但张居正看得清楚。
他在担任首辅十七天之后，代皇帝对百官拟了一个诫谕，明示正大光明之途。这个警告谕令说：“近年以来，士风败坏，纪律松弛，致使有人钻门觅缝，以作为捞取好处的途径；有人拉帮结伙，公然施展排挤之术，污蔑老成廉洁的官员为无用，夸赞奉承奸诈之徒为有才。用人之道，全在爱恨恩仇，遂使国家的任免官吏之权，成了臣僚获取酬谢的资本。”
点破了官场贪庸的积弊之后，张居正以皇帝之名，下了决心：“朕即刻就要大事扫除，以廓清乌烟瘴气。各衙休得以自家好恶为标准，开枉法之门。部院司曹应当分好工，以替国家分担艰难，监察科道须以公心为是非，各进直言，以供朕咨询。”
他在给李幼滋的几封信中，更是明确表达了决心革除百弊、振兴国家的大志。他说：“今部署已定，以后仍当综核名实。”所谓核名实，就是核查官员究竟能干不能干，做了多少事，与其官职相不相称。他认为，不考核成绩，怎能知道一个官员有多少真才干？
张居正也清楚，此去前路，不会有真正的知己与盟友。敢为天下先者，从来就是“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但这一切，他慨然受之，即便遭受怨谤，也无所顾忌。
他决心要实事求是，正己肃下，自己带个好头。法律要求严惩的，虽是权贵、亲信，也不宽恕。凡是有才干可重用者，虽是被人孤立、疏远的，也不能遗漏。
说起来，张居正当时已位极人臣，若像严嵩那样以固宠为要，也可保一生荣华富贵，但他不屑为之。他这种选择，是一种慨然丈夫之志。的确也是，古往今来，滔滔东逝水，已淹没了多少鼠辈庸蠹。前人不以为悲，难道后人也不觉为悲吗？人活于世，须有一股正气，岂可向暗处，贪小利，等同蝼蚁而耗完一生？
眼见得国家已如病猫，何日得重见雄风？张居正眼前的大明，确实已到了一个关口。全天下只懂得如何做官，却不留意如何做事。国家养了官，却日日在扰民害民。这不是跟老皇帝淮右起义的初衷开起了大玩笑吗？打碎了一个，又来一个。那么，当初浴血，又是何必？
国家养官，用的是来自老百姓上缴的税粮。养一个这样庞大的群体，国家与百姓本来就不堪重负，而这个群体要是再不做事，那要他们有何用？
明朝的中晚期，不幸就是这个样子。庞大官僚机器的所谓行政，可以说就是无数的“公文旅行”。比方，某官上奏一事，很紧要，皇帝照准，“批红”让有关部院去办，部院便下文，叫各省抚按去调查并办理。公文到了下面，如果事情难办，或有人请托，或部门间利益有纠纷，这份公文，就可以无限期地被扣住，不办也不回复，一拖几十年的都有。
张居正说：“各衙门批复需要办理的奏章，每日都有。然而公文虽勤，而实效极少。”他以言官的工作举例说，言官议论，要建一法。朝廷说可以，写成公文，交付驿站而传于四方，言官之责便已尽到，却无人问这个法是否方便实行。就算是皇帝下旨，催问效果，答复也仅是“正在办”——让你皇上的诏旨也成一纸空文。
因此，在明朝，“一令之出，随辄废弛”的事，一点儿也不奇怪。
国家，就这样成了一架奇怪的机器。六部忙忙碌碌，公文雪片般往来，却没做一件实事。光见机器转动，却不见产品出来。国家费尽心机征税，百姓如牛负重纳税，就供着这几万官员过家家玩。
这是一个纸糊的国家。无怪一个仅有十万骑兵的蒙古部落，就能把拥有二百七十万常备军的大明打得鼻青脸肿。是船不坚炮不利吗？是明朝的科技落后吗？是将士的勇气不如人吗？
只要想想，二万多文官、十万多武官、五万多吏员，一天到晚，忙的就是迎来送往，吃吃喝喝，有空了往公文上写写“等因奉此”——还指望他们能战胜谁？
嘉靖年间，惰政愈演愈烈。有的衙门，有了官缺也隐瞒不报，等有了合适的亲戚朋友再来顶上。有的官员到京接受考核，不先到吏部报到，而是先去钻营门路，蹚好了路子再说。有的官员对任命不满意，就称病不领文书，直至任命作废，再去活动更满意的职务。
张居正对此，忍无可忍，于万历元年（1573）推出了著名的“考成法”。
考成，就是考核成绩。做了还是没做，必须查得一清二楚。
考成法规定，六部和都察院，必须将所有往来的公文登记造册，每月底注销一次（检查是否办完）。除了例行公事、不必审查结果的之外（贺岁奏章等），其他凡是需要查询、互商、回报、督促检查的公文，都要另外造登记册。一式二份，一份送六科备查，一份送内阁备案。六科根据这个登记册，逐一检查，到下个月底陆续“完销”（落实办结）。这样，就能确保绝大部分事情，不会拖过两个月再办完。
然后，每半年再汇总核查一次。如有拖延没办完的，要开列清单，报给内阁，并下文牍到部追查，部里要讲明原因。第二年的每个季度，六科都要再对上一年没办完的事，逐个清查一遍，直到查明完销为止。
各省如果有拖延办事的官员，由部院举报。部院注销不实的，由六科举报。六科有隐瞒不报的，由内阁举报。所有的公务，只要逾期未完，负有责任的官员名单都将上报给内阁，由内阁拟旨查问。无正当理由而不办的，要给以惩罚。
形成如此一个层层监督的网络，内阁对下面的办事效率和进展情况，就心中有数了。六科也有了正经事干，没工夫去无端找碴儿了。
这个办法，看起来没什么神奇的。
但是，堂堂大明朝二百年，谁也没有想起来，解决问题就可以这么简单。
即便是聪明盖世的朱老皇帝，也只是制定了一套要求公文备案的制度，也没想起来要制定相应的落实制度。
老皇帝白当了一回农民，居然会不明白：马儿不鞭策，它是不走的！
考成法出来后，兵部率先执行，其他部院纷纷跟进，效果奇佳。万历三年（1575）正月，凤阳、广东、浙江三地的巡抚，因上年未办结事，而被罚俸三个月，全国官员震动。万历四年（1576），地方抚按中有六十三人合计未完成一百三十四件事，为此，郭思极等人因每人未完成十一件事以上而被夺俸。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户部员外郎贾实等四十八人，因渎职而被勒令致仕（辞职）。万历六年（1578），共查上年应办的一百三十七件事，有七十六人被查出逾期，各受处分。
考成法，点石成金了！
张居正以一人的意志与权威，终于终结了庞大帝国无效的空转。《明史》称，考成法一出，官吏不敢文过饰非，虽在万里之外，朝下旨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户科给事中石应岳说，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的废弛积压之政，渐次就修补齐了。
万历后期的阁臣沈鲤也曾说，天下再无不奉法之吏，朝廷亦无制定后而不能推行之法。
张居正由此，建立起了极大的威望，史称他“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明史·张居正传》）。
考成法为帝国的车轴加了油，张居正还对不大灵便的车轴也进行了修理。与考成法相辅相成的，还有以下几个措施——
首先是不拘一格选人才。
明朝的文官，出身有三种途径，一为进士，二为举人、监生与贡生，三为吏员。监生、贡生分别是落榜举人和由地方学官推荐的秀才，考入国子监（中央大学）学习的“进修生”。吏员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明代的农民、士兵，家有两三男丁以上的，须抽一名能识字的到官府服役，为期三年，抄抄写写，跑跑总务。三年后，优异者可进入京城各衙门服役三年，而后就可做官了。这种做法实在堪可玩味——几乎是强迫识字的普通老百姓一定要做官了。
洪武年间，上述三类人都可当官。永乐以后，开始讲究文凭。吏部用人只看资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唯有进士；举人、贡生则多受限制，吏员更不用提。部院和地方主官，全部由进士出身的垄断（做大官哪那么容易）。
嘉靖皇帝曾有意改正这一弊病，恢复高级官员的“三途并用”，但实行了两年，各地巡按保荐上来的官员，仍是进士居多，举人罕见，秀才则绝不予以推荐。
到了隆庆年间，更是进一步发展到无论怎样无能的进士，都是一流人才。持有高学历文凭者，不分青红皂白，都是香饽饽。文凭低一点儿的，则被视为无用之人。比如，进士出身的，为政如果宽厚，往往被誉为爱民；若举人为政宽厚，则被斥为姑息养奸。进士为政严厉，往往被誉为精明强干；举人出身的若严厉，那就是暴虐无道了——天生就是小媳妇，怎么的也没个好！此种选人办法，后果是：一旦科举考中了进士，即是大功告成，人人不再求上进，其中有卑劣的，更是放纵自己，骄狂不可一世。未得到进士出身的，先天就被定为劣等人才，注定上不去，于是心灰意懒，得过且过。
这种“文凭＝才干”的选拔制度，根本就不是个激励机制了，而是一种反激励机制。导致士人在考试前，人人皆思进取，想报国。一旦考完，中了进士的，有恃无恐，觉得无须再努力了；未中进士的，感觉前途无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两种人，都缺少认真做事的动力，国家哪里还有什么可用的人才？
早在隆庆年间，高拱就开始了用人方面的改革，要求授官之后，只考察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张居正主持内阁后，并没有因人废政，而是继续执行这一政策。认为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也未必尽是良吏，曾有明文规定，推荐官员不得偏重甲科。
为了防止官僚群体对新举措的抵制，张居正对科道官员的推举，干脆规定了一个比例：进士占四分之三，举、贡占四分之一，确保有一定比例的举、贡人才能进入科道。对太常寺（掌礼乐）、鸿胪寺（掌礼仪）及五城兵马司（负责京城警备）等衙门的主官，均取消了出身限制，非进士的也可担任。
有一个例子最说明问题。有个吏员出身的黄清，曾任通判，为官一贯清廉，被誉为“天下第一等清官”，而且富有才智，善于应变。后任嘉兴同知，主持修建二千七百余丈长的海盐县海塘，工程至为坚固，费用最为节省（因为不贪污）。此人什么都好，就是与上级、同僚的关系处理不好。张居正不顾有人议论，将其提拔为两淮盐运使同知，让他主持修建漕河的关键部位——高宝内堤。此堤在此之前，长期完不了工，黄清一去，两年即告完工。张居正激赏此人能力，又提升他为太仆寺卿。黄清死后，张居正应总理河道大臣潘季驯的请求，为黄清立了祠，以供百姓纪念。像这样小小的一名吏员，竟受到如此器重，对当时的官场震动极大。那些文凭资格不过硬的人，都看到了上进的希望。
明代的官员任职，还有一大弊病，就是任期过短。本来，明初洪武年到正德之前，官员任期一般是九年，这叫作“考满”，考满了才能调动。如果政绩卓著，上下都很满意，则任期也可能长于九年，因此，历朝都有任期超过十五年的地方官。比如，永乐至正统年间，吏部尚书蹇义，甚至连任三十三年，几乎干了一辈子的“太宰”。
到正德年间，这个好传统被武宗皇帝破坏了，任职更调过于频繁。一官到任，屁股还没坐热，就走了，还谈何了解一方民情、办妥一件实事？官员在任时，都无长期打算。只要无过，就可升迁，谁还愿意多事？所以皆不以民事为急，崇尚虚文，按日子等待升迁。有那说得天花乱坠如孔孟再生，而实事一样不干的，也许反而升得更快。
嘉靖年间，也曾经有过规定，官员必须期满才能调动，不许无故更调，但却实行不了。直至隆庆年间，高拱、张居正联手推新政，方有所好转。张居正则在万历二年（1574）公布了“久任之法”：知府通过“两考”（三年为一考）才能升职。如果满了“三考”，也就是任职九年，就可升布政使、按察使（行政、司法省级正职），不满九年的，则只能升到省级副职，按照明代官制，正与副差着两个级别。同时还规定，各省负责教育的提学官，若未处理完本年的科举事宜，不得升调。
各部院官员也是如此，有贤能称职者，就地加官，不必更换部门，免得客观上激发奔走谋肥缺的欲望。
当然，光占着茅坑也不行。张居正还规定，知府、知县当中，如有才干与官职不相称，或任职地不适宜的，布政使可以自行调换。
这个“久任之法”一实行，官员想坐火箭蹿升也难了，必须在任上做出实绩来，否则影响升迁。——马儿是怎样跑起来的？很简单，就是用鞭子赶的。
张居正在考成法之外，对吏治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整顿考核制度。
大明帝国的官员考核，在制度上可说是很严谨的，但是好经也怕念歪了。本来，“考满”制度相当科学，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只要有成绩，就升两级，跨上了一大步。另外还有“京察”，每六年对全体京官考察一次；“外察”，每三年对外官考察一次。其中，考满是看你政绩，京察、外察是挑你毛病，侧重点不一样。
这一套制度，如果遇到了歪嘴念经的，会如何呢？那就是走走过场，或者考语不实，赏罚不公，甚至到期不考的也有。
张居正了解这里边的症结，他说：“做官之难，并非治民之难，而是伺候人之难；并非得下之难，而是悦上之难。”
他这是说了大实话！
乌纱革履，夜夜饭局，那是表面风光。迎来送往，笑到脸僵，似乎也不如平头百姓更自在些。
张居正说，很多为上者，好以爱憎喜怒来评定名次——你有什么办法？
本来明初时规定，官员考语由各衙的正官来写，察其能力，验其勤惰，要秉公考核明白，然后写出称职、平常、不称职等不同评语。但是，各衙正官谁肯得罪人？无非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到后来统统写上“称职”。
大明的官员，如果只看考核记录，那就几乎没有一个是庸官了，“称职”的评语成了虚套。对此，张居正严令，考语必须分出等级；假若都称职，那就是都不怎么样。他还提出了好官坏官的标准：以安静宜民者，为最佳。凡沿袭旧套、虚假矫饰者，虽有浮名，也要列为下考。
也就是说，安民为上，其余免谈。玩花架子的，无一例外，都是劣等官员。
张居正要求，考察官员只看他做事实不实，不必问他曾得罪于何人，考核必须依据事实，勿杂以爱憎。
如果被考察者得罪了什么大官，也不能影响提拔。一般的舆论评价，不能作为依据，出身资格更不能作为标准。由内阁及六科官员来监督部院，部院监督各省，考察如果失实，对考察官的评语同样也是“不称职”。你不好好考察别人，我就要考察你。这样一来，哪一层都不敢马虎了。官员分出好坏后，对好的要奖励。根据张居正的建议，从万历二年起，皇帝亲自接见列入“廉能”一类的官员，赐宴并赏赐。这才是真的皇恩浩荡啊，小小低职官员，何曾想过能目睹天颜？
因此，在皇权架构中，这是对廉能官员的最大激励。而对贪酷异常者，则要移送法司问罪。
即使是勋贵犯法，张居正也敢来硬的。朱老皇帝有个义子叫沐英，他的后裔，世袭了黔国公，世代镇守在云南。当时的黔国公沐朝弼，屡次违犯国法，按律应法办，但一般人顾忌他在云南根深蒂固，怕引起变乱，主张姑息。张居正却力排众议，认为此事用一使者就可以办，沐朝弼必不敢反。于是，派一使者前去云南宣读诏书，宣布由沐朝弼的儿子继承爵位，然后逮捕了这位老爵爷。沐朝弼知道新政厉害，果然乖乖就擒。
向一个庞大的惰性群体开战，从张居正这一面来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一个人的战争”。
自从高拱被驱逐后，从隆庆六年（1572）到万历三年（1575）八月，与张居正同在内阁的，只有一个吕调阳。后来陆续增加了张四维、申时行、马自强。但在整个“江陵柄政”时期，只有他一个人有实权。内阁、部院和全天下官员，只是在执行他一个人的意志。
两宫太后与皇帝，将中外大权悉以委之，这就是一把所向披靡的剑。这场战争，也因此以张居正的大胜而告结束。
帝国这辆破车，终于让他给修理出个样子来了。
所有的问题，一旦说破，竟然简单到难以置信。原来，都是人的问题。即便是恢复到老祖宗的制度，只要人的工作有效率，国家也一样有朝气。
张居正说过：法之不行，是因人之不力，不议人而议法，有何益？
他多年潜心钻研典章制度，知道帝国的软肋在哪里——就是办公效率。他的考成法，就是把考核与办公效率结合到了一起。交给了你几件工作？办完了几件？没办完的是什么原因？三个问号解决好，就万事大吉。
——反观之，所有过于复杂的事情，都多少有些可疑。方案、规划、规定千万条，有几句话是真正能操作的？有几句话是真正能起作用的？各种前卫概念纷至沓来，哪个概念能在低效率下创造高产？不粉饰，不吹牛，不搭花架子哄上级，实实在在地做，才是称职。
张居正不是现代人，但不等于他不聪明。聪明跟现代不现代没有关系，只跟能不能有效率地办事有关系。
万历二年（1574）正月十九日，紫禁城内的会极门张灯结彩。文武百官服装鲜亮，肃立两旁。十二岁的小皇帝昂然而出，官员虔诚地三叩九拜，“万岁”声直冲云霄。
大太监冯保跨前一步，高声宣读获奖“廉能”官员名单。受表彰官员鱼贯而出，伏地谢恩。
廉洁干练者扬眉吐气，嘉靖以来，这是第一次。这才是国之大幸。
张居正位列百官排头，春阳照在他的脸上，神采非凡。在他的身上，相权之重，古来未有；治国之才，也是古来罕见的。这也是帝国之大幸。
大明的国运，眼下正有如祖宗祭坛上的香烟，蒸腾直上。还需要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了吗？
不用了！
张居正，永远不会有这种悲叹。
在他的理念中，腐朽与新生，沉沦与崛起——这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天堑，而是一苇可渡。
之所以做不到，是没有人认真在做；之所以做不成，是没有人真正想把它做成。
朱老皇帝以一介农夫，赤手空拳，揭竿而起，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这是奇迹。但是当这个帝国具备了所有完善的国家机能以后，为何反而创不出奇迹来了？是因为——
国家之老，老于人心。
对有些臣僚来说，既然大明这条宝船是永不沉没的，那还用管它往哪里开！但是，船真的是永不沉没的吗？
可惜这一问，惊醒不了太多明朝的庸官恶吏。贪酷之徒，只知道财富是无尽的；庸惰之徒，只知道太阳每天都要升起；奔竞之徒，只知道塔尖上的风光最好。对他们来说，民力可以无止境地使用，人心可以无顾忌地踩踏，笙歌可以无终结地演奏下去。这一切，永远无须偿还。
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这脚下三尺土中，“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昏睡百年的大明，也已开始摇摇欲坠。
历史，恰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张居正。他自布衣起，登入庙堂，自称是受恩深重，义当死报。难道世路多荆棘，他不知道吗？
他当然明白。
但国家兴衰，不止是一个人的祸福。拯民救时，五尺男儿，能罢得了手吗？
正所谓“无限沧洲渔父意，夜深高咏独鸣舷”（张居正《舟泊汉江望黄鹤楼》）。
这内心里最深邃的啸声，不知有谁能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