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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凌晨刺客直奔皇帝而来

这是一件考验人性底线的事件,倏忽而来,令人惊愕。

张居正经过半年才稳定下来的局面,因此事陡起轩然大波,令他取舍难定、犹疑再三,这在他一生的行事中为仅见。

往前一步是什么?

他也有惶然的时候。

事发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九日。凌晨的夜幕中,万历皇帝被母亲叫醒,乘坐软轿,出乾清宫上朝。轿子刚出乾清门,从西阶上猛然下来一个人,身穿太监服装,慌慌张张直奔轿前。守门兵卒见势不对,立刻虎狼般扑上前去,三下五除二擒住。

皇帝队列连忙停下。一片鼓噪中,兵卒对该嫌疑人员实施搜身,结果搜出绑在腋下的刀、剑各一把。

宫禁之中,竟然混进了刺客!

此人虽然下巴上没胡须,穿的也是太监衣服,但面孔陌生,没人认识他。

大胆!随值的太监与兵卒心有余悸,喝问该嫌疑人:“叫什么?哪儿来的?”

该人略有迟疑,立刻有无数的拳脚上去伺候。最后他吐出两句话来:“小的我叫王大臣……家住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

此外,打死再没有二话了。

皇帝重新起轿上朝去了,事情交给冯保处理。

话是再问不出什么来了,冯保照直汇报上去,万历亲笔批了个旨:“王大臣拿送东厂究问,此外再派当差的校尉,去着实缉访了以后,来回话。”

让东厂这帮鹰犬来治他!

我们也许会纳闷儿:警卫森严的皇宫,如何混进了外人?其实这事,也不算蹊跷,高墙虽然跳不进去,但门是可以混进去的。

按照《明会典》,文武百官进宫办事,须出示“门籍”,也就是腰牌,上面注明姓名、籍贯、官职。这是皇宫的特别通行证,进宫时交给卫兵,出来时取走,太监也有这东西。

既然有通行证,就有可能假冒或转借。一些想混进紫禁城的人,自然会有办法。有的人借了太监亲戚的衣服,早上混进去,晚上再出来,居然也没事。

皇宫里有近万间房子,哪里看守得过来?于是有那胆大的,混进来后,晚上在里边找个偏僻旮旯过夜,第二天再混出去,亦无不可。

天下事就这么无奇不有。那么,他们混进皇宫来打算干吗呢?

所幸,他们绝大多数没什么政治目的。有的,就是想开开眼界,回去好在被窝里跟老婆吹吹牛。

还有的,想进来发点儿小财,顺手偷个金碟子金碗什么的。

《明实录》里记录了不少这样的稀奇事。对这些人,一般处理得都比较宽大。皇帝也理解:老百姓嘛,就这素质。轻的,打一顿屁股就放人;情节严重的,则发配充军,没有一个是判死罪的。

王大臣就是这么一个不守本分的人,异想天开,跑进了大明朝的心脏。他被带到东厂以后,被特务们一顿暴打,立马就招了。

他说:“我本名叫王章龙,是从戚继光戚总兵那里来。”

难道是戚继光派来的刺客?

难以置信!

张居正听到冯保那边传来的消息,惊出一身冷汗来!戚继光是军中要人,手握重兵,是他张居正安放在边境的一颗重要棋子。这消息要是走漏出去,于自己极为不利,且容易在戚继光那里激成意外之变。

他连忙叮嘱冯保:事关重大,不能再让那家伙乱咬了!

其实,这王大臣与戚继光一点儿瓜葛也没有。他本是常州的一个无业游民,跑到戚继光的兵营前,想要投军,人家没收。他没办法,只好流落到北京。后来给一个太监当了杂役,干了不长时间,就偷了主人的衣服穿上,偷偷混进了宫。

他深更半夜揣着利器潜入皇宫,目的何在?有关的史料均不记载。估计连他自己都没想明白,就闯了进来。十九日天快亮的时候,刚好碰见皇帝上朝的队伍,王大臣生平没见过这等威仪,给吓得不轻,想找个地方躲一躲,结果反倒惊了圣驾。

冯保接到张居正的建议后,觉得有道理,但他由此产生了一个念头:牵连戚总兵当然是不妥,但是可以让这家伙去咬别人。

谁?头一个,就是那不识相的高阁老。

高拱虽然下了台,但余党还在,他本人也有可能东山再起。这个风险根苗,必须连根拔除。

如何才能消除隐患呢?唯有把人搞死!

都说无毒不丈夫,我冯保虽然已经不是丈夫,但毒却是一点儿不能少的。

王大臣啊,你就是上天送来的一柄利器。

冯保想好了主意,就再次提审王大臣。他屏退左右,关上门窗,低声对王大臣说:戚总兵的事,不能再胡说了,要说就说是前司礼监陈洪公公主使,受高阁老之命前来谋刺皇上。你小子只要照这个路子招认,保你高官得做,富贵一生。否则,活活打死!

这王大臣,本来脑子就不大够用,哪里禁得住这样哄骗,居然就答应了。

冯保大喜,决心把这事情办成铁案。他叫来心腹亲随辛儒,赏了二十两银子,让他去东厂监狱,和王大臣同吃同住,一句一句教王大臣假口供。

果然,再次过堂的时候,王大臣有了新的供述:“是高阁老的家奴李宝、高本、高来三人与我同谋的。”

冯保闻报,可能心里会一声冷笑:世界上的事哪有真的?谁在台上,谁就是爷,这就是真的!

他立即差遣东厂缇骑(校尉)四名,飞马驰往河南新郑县,对前首辅高拱实施监视居住。

四位缇骑,马不停蹄赶到新郑,先去了县衙。这东厂缇骑是什么身份?是东厂派出的执行任务的校尉。从名义上,虽然东厂归宦官所辖,而锦衣卫归皇帝直辖,身份好像是锦衣卫高一些。

但宦官常年在皇帝身边,吹风、汇报,那不是锦衣卫官员能比的。久之,东厂地位便在锦衣卫之上。后来的年头里,锦衣卫官员见了缇骑,都是要行跪拜礼的。

这时,知县见了缇骑大人,唯有诚惶诚恐。缇骑吩咐,此行是为监视高阁老而来。那县官忙不迭派了一干衙役、捕快、牢头,把高府围了个水泄不通,连一只鸟儿也别想飞出来。

却说高府里的人,看见衙门的人出动,围堵上门,都心知不好,仆役丫鬟一哄而散。高拱本人则以为这是皇上要治他死罪了,一声叹息,找出绳子便要上吊,家人连忙死死把他抱住。高拱无奈,只好硬起头皮,出来问几位缇骑大人:“你们想要干什么?”

四位缇骑见了高阁老,倒也十分有礼貌,答道:“我们可不是来逮您的,是怕此事惊吓了您老人家,特意前来保护的。”

高拱明白了暂时无性命之忧,才稍微安下心来,但仍是恨恨不已。

虎落平阳被犬欺,这道理古今皆同。过去堂堂的朝廷重臣,就这样,被一个“宦竖”搞得死去活来,真是天理何在呀!

这件案子,来得如此扑朔迷离,当时舆论认为,其中大有不可解之处。王大臣不过一潦倒流民,私穿太监衣服混进大内已属离奇,却又身怀利器,究竟意欲何为?《万历起居注》和《万历以来首辅传》都认为:所谓“搜出刀剑”云云,系冯保事后栽赃。当然,这也可以聊备一说。

事态仍在扩大。三天后,也就是正月二十二日,张居正上奏,代表内阁就此事表态。他说:“发生这样的事,臣等不胜惊骇。经商议,臣等认为,宫廷之内侍卫严谨,若非熟门熟路者,岂能如此顺利接近圣驾?王大臣所为,显系蓄谋已久,中间又必有主使勾引之人。请下旨责令东厂即行缉访,务得下落,杜绝祸本。”

这个奏本,据当今有关学者推测,显然是冯保已就构陷高拱的意图,与张居正通了气。张居正不仅同意,且予以配合,先以奏疏方式大造舆论。

皇帝哪里知道这些猫腻?既然大内都能混进外人,当然要查。于是马上批复:卿等说得是,照办。当天守门的太监和卫兵,也要拿下拷问。

张居正的奏本一上,邸报传出四方,朝野轰动。关注此事的官民人等,都已看出,现任首辅这是要兴大狱了,矛头所指,正是前任首辅高拱!京城里人心惶惶,官员、百姓无不惊骇万分。

不知又将有多少人头要落地,更不知高阁老如何能逃过这一劫。

然而,冯保在高层斗争的台面上,毕竟是初出茅庐,他把事情的难度低估了。这个案子的情节之离奇,办案的手段之荒诞,岂能堵住天下人之口?

人心,就在此时显示了它的力量。

科道官员首先表示了不平,不少人打算上疏指出其漏洞,但顾忌张居正的权势,一时还不敢贸然行事。

其中,刑科给事中们,聚在办公衙署里议论,群情激昂:“此事关我刑科,若无一言,必使国家有此一荒唐事,我辈今后,将何以见人!”于是当即草拟一疏,建议皇上将此案从东厂提出,移交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以求公正。为取得张居正的谅解,他们还专程到朝房去面见张居正,陈述理由。

张居正不为所动,告诉他们:“此事已成定案,无法更改,你们也不要上疏了。”

科道官员哪里能服?连续五天到张府求见,张居正躲得踪影全无。从朝至暮,只有一群官员在张家苦等。

有一名御史叫钟继英,等得不耐烦,自己独衔上了一本,暗示此案大有蹊跷,涉嫌陷害。张居正接到通政司转来的奏本,大怒,票拟“令回话”。你什么意思,来给皇帝讲清楚!

此时,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吏部尚书杨博,也持反对意见。他劝告张居正说:“事大,追迫太甚,恐起大狱!高公虽粗暴,天日在上,他万不能做出这种事来。若一意追究,必惹事端。况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

都察院留任的左都御史葛守礼,对老长官高拱心有所念,索性将东厂办案的内情透露了出去。

消息不胫而走,百官更是激愤。

太仆寺卿(马政主官)李幼滋,是张居正的老乡(湖北应城人),见舆论太过强烈,就抱病前往张府,问张居正:“张公为何要做这种事?”

张居正不禁愤然:“怎的就说是我做的?”

李幼滋说:“大内拿下了嫌疑者,张公就下令追究主使之人。现在东厂说主使人就是高老,这怎么办?高老如有不测,万代恶名,都要归到您身上,您怎么能解脱?”

事到如今,在道义上张居正已毫无退路,只有坚不承认:“我正为此事烦恼,几乎愁死,你如何还要说是我主谋?”

舆论反弹竟是如此强烈,这是张居正事先所不曾料到的,不禁大感沮丧。据说,此间他曾一度去午门关圣庙抽签,以维持心理平衡。

那几日,张居正终日愁思,绕室徘徊。这件事情,究竟是做还是不做?着实令他难下决断!

张居正把事情做到这一步,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败笔。此事逆人心而动,且漏洞百出,罗织构陷的企图太过明显。而大凡权谋之事,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程度。既然路人都知道了,还要坚持,那就是花岗岩一样的脑子了。

在当时就有人评论说:以张居正的绝顶聪明,何以把自己降到冯保之流的水平?小人只是图一时之快,而张居正是要做大事的,如此蛮干,所担的道义风险之大,实难以预料。

权衡再三,张居正决定还是要把事情干下去。东厂已发出拘票,把前司礼监大太监陈洪拘捕到案。

就此,一张漫天大网猛然撒开。

高拱的头颅,已岌岌可危!

据《国榷》一书的描述,想不到,事情到此,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张居正悬崖止步了。

个中因由,是朝廷重臣葛守礼与杨博,起了关键作用。

葛守礼不忍坐视高拱被陷害,在危急时刻,拉了杨博去见张居正。双方有如下的一番口舌:

张居正说:“两位还是不必多说了。东厂已经办结,只等同谋人逮到,就可上奏请示处置了。”

葛守礼猛然站起,向张居正一拜:“我葛某,岂是赞同乱党逆贼的人?但我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高公无罪!”

张居正沉默以对。

葛守礼又说:“早先夏言、严嵩、徐阶、高拱诸公,递相倾轧,身败名裂,这是张公您的前车之鉴。”

张居正听懂了话外音,愤然道:“两位是说我想陷害高公吗?”

当下,便拿出一份东厂的文牍,给二人看,意谓此案系东厂一手包办,与己无关。却不料,在这份审结文牍上,张居正曾亲手加了四个字——“历历有据”。一激动之下,他竟然把这个茬儿给忘了。

葛守礼接过文牍,看到上面有张居正的笔迹,微微一笑,将此件猛地藏进自己袖中。

张居正这才醒悟,连忙掩饰道:“那上面,有几处与法理不合,我稍事改动了几个字。”

葛守礼未加理会,只意味深长地劝道:“机密案情,不报给皇上,先交给内阁,有这道理吗?我们二人,不是说张公想陷害高老,而是高老的事情,唯你才有回天之力了。”

张居正见短处捏在了别人手里,心知如果继续下去,确实可能后果难料,便犹豫道:“但是……后事如何了结?”

杨博即说:“有何难结?只需找一个勋臣世家子弟来,全无什么顾忌,自然能办好此事。”

第二天,张居正便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前去东厂,与冯保一起会审。

朱希孝,是“靖难功臣”朱能的第五代孙,也是当朝荣衔最高的探长。他以此身份介入,合情合理,冯保想垄断王大臣案审讯的企图,完全失败。

自此,张居正已明确开始转舵。

但朱希孝并不知内情,他感觉夹在冯、张威势与朝官的清议之间,万难做人,不管倒向哪一方,弄不好,都有杀身之祸。这位身世显赫的锦衣卫最高武官,计无所出,竟然急得哭了起来!

赳赳武夫,被逼到这种程度,可见其时官场之险恶。哭够了,还是要寻个出路,朱希孝只得去拜见张居正,讨要一个主意。张居正并不多说,只让他去找杨博。

杨博心中已有数,便开导朱希孝说:“张公的意思,是想借你保全高阁老的体面,怎么忍心让你去做陷害人的勾当?”遂将了结此案的办法逐一指点。朱希孝茅塞顿开,大喜,掉头就走,马上着手实施审讯事宜。

此时已是正月二十八,数日之内,事情已峰回路转。最明显的标志,是张居正为此案又上了一道奏疏,建议要谨防王大臣妄攀主使者。他说:“臣听说厂卫连日加急审讯,案犯支吾其词,案情仍不甚清。臣以为应稍加缓和。如迫得紧了,反倒将真情掩住了。审讯过急,恐怕还会诬及好人,有伤天地和气。”

此疏,与此前所上务求“主使勾引之人”的那一疏,立论已有天壤之别,说明张居正已决定将此案全面刹车。

此后,他又连续给高拱写了两封信,头一封是安抚高拱,以免他受惊而死;第二封,是更诚恳的好言劝慰。

张居正在最后一刻,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此后办案情况的发展,证明他及早抽身是十分明智的。

朱希孝这人,是掌管锦衣卫的武官,深得张居正信任,但以往与高拱亦有旧交,此时也甚为同情高拱的遭遇。既然张居正已发出转向的信号,朱希孝便决意为高拱洗清。

按照杨博的指点,朱希孝派了一位得力校尉,秘密提审王大臣,问他:“私闯大内,谋刺皇上是要灭族的,你为何要做这等事?若从实招来,或许可以免罪。”

王大臣始而茫然,继而大哭:“是辛儒教我这么说的。他说,只有主使者才有砍头之罪,我这算是自首,不但无事,还可以有赏。谁知道,如今假供全都成真的了!”

校尉也不多说,只点拨了一句:“到如今,你只有说真话,或许还可活命。”

得了王大臣亲口所供,校尉立即报告了朱希孝。朱希孝微微一笑,挥手让校尉退了:“好了,没事了。”

二月十九日,厂卫联合会审,堂上气氛,一派肃然。

待朱希孝刚一到东厂,原本风和日丽的天气,忽然就黑云压城,风雨大作。东厂内的审案官吏们不禁为之色变,一时人心惶惶。

对此案早就持有异议的东厂理刑官白一清,对两位东厂的问官千户说:“天意若此,你们就不怕吗?高老是顾命元老,这事本来与他无关,现在却要强诬他。你我都有妻子儿女,做这种事,他日能逃得了被砍头的结局吗?你二人受冯公公厚恩,当向他进一句忠言。况且王大臣供词前后不一,你们为何在结案文牍上写‘历历有据’?”

两位问官面面相觑,只得解释说:“‘历历有据’是张阁老亲笔改的。”

不一会儿,冯保也到了,会审当即开始。

东厂问案,照例是打了再问。十五下杀威棒是少不了的。这一打,王大臣不干了,大叫道:“说是给我官做,永享富贵,怎的又打我!”

冯保喝问:“说,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这时已有了一定醒悟,怒目圆睁,冲着冯保说:“就是你主使,你难道不知晓?为何又来问我?”

当场打脸,直截了当!冯保差点儿没气晕过去,只好强挺着问:“你说你认识高阁老,是怎么回事?”

王大臣又是一跳:“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怎么能认识高阁老?”

冯保此时,脸已气得成了猪肝色。

朱希孝见场面太尴尬,连忙接过去问:“刀剑从何而来?”

这王大臣,虽然智力有点儿问题,但是他琢磨,假如按照冯保所说,承认谋刺皇上,反而能做大官,这里面的逻辑不大对头啊!于是索性咬住冯保不放:“是冯公公的家奴辛儒给我的。”

朱希孝怕再审下去,冯保要收不了场,便厉声喝道:“胡说,连问官都敢攀扯!该打!”

说罢,拉起冯公公就走,审讯不了了之。

冯保被气晕了头,越发不肯罢休,回宫后,面奏万历说:“陛下,臣已查明,是高拱主使行刺!”

他话音刚落,宫内一位七十高龄的殷太监,猛地跪在万历面前,说:“万岁爷爷,您别听他的!高阁老是个忠臣,怎么能干这等事?他一个大臣,荣华富贵都有了,若要行刺万岁,他图的是什么呢?这绝无可能!”

殷太监随后又转头,对冯保说:“冯家,万岁爷还小,您积点儿德,好好扶持万岁。高老是忠臣,受了顾命的,谁不知道?是张蛮子想夺首相做,要诛灭高老。你我是内官,又做不了外廷的官,你跟着张蛮子忙个甚?你现在要是做了这事,将来一旦翻案,咱们内官一定会受牵连,不知又要有多少人头落地,可万万使不得!”

冯保听了这一席话,脸色骤变,想发火,却无言以对。

他退下后,刚好碰见太监张宏。张宏也劝他:“此事万万不可为!”

冯保这才感到,眼前的这堵墙,怕是绕不过去了。思前想后,决定罢手。他派人给张居正带了话去:“宫内有人跟皇上说了话,事情办不下去了。”

第二天,张居正就下令,将王大臣从东厂提出,转交刑部,由三法司会审。法司的动作相当快,当天就提审。但是他们发现,王大臣已经被人强灌了生漆,成了哑巴,无法吐出任何口供了。

究竟是何人干的,各种史料的说法不一,无非是说,显然是张居正和冯保两人之一。

二月二十一日,三法司再审,也不问话,只拟了闯入宫禁罪,建议斩首,将此案果断了结,任何人不再涉及。

这正是张居正最希望的结果。他立即依据法司意见,上疏请求允准执行。

由此,这个王大臣,就成了古史上最有名的一位流民。

此事的前前后后,令人惊心动魄,忽焉而起,忽焉而落,说明万历年之初的张居正,终究还是怕众口喧哗。在这世上,人心,初看是最没有力量的一种力量,但是一旦全面爆发,其势也万难阻挡!

张居正在舆论面前及时让步,既保全了自己,也保住了冯保,尽管二人在名誉上已经失了不少分。

史载:因为此事,举朝皆厌冯保。

盟友之污,即是己污。如此拙劣的诬陷,无疑是第二个“风波亭”,险些让张居正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秦桧。

看来,权臣自可用权,但心术毕竟不可太歪。

王大臣一案,叙述得较具体的,莫过于高拱晚年所著《病榻遗言》。此书内容,虽不免掺杂高拱较多的个人情绪,但证之《明史》《万历邸钞》《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等七八部书,情节大同小异,可见高拱所言,距事实并不远。

高拱在回忆中,曾实指张居正企图将他灭族,事不成后,却又自鸣其解救之功。这一点,应是不谬的。

而张居正事后,在给友人的信中,只是再三强调,此事全赖他力挽狂澜。

后来天启年间的大学士朱国祯,是过来人,曾亲历此事,有比较公允的看法。他说:“看来张欲杀高,是无疑的。但张似不应如此愚蠢,或是当中有小人加以利用,也未可知。另还有一说,此事全出于冯保的主意。”

王大臣一案,轰动中外,连朝鲜使臣也有耳闻,记下了王大臣案在北京城的民间说法,说是在京城,提及构陷者是何人,“道路之言,皆指太监”。

此案内中一些详情,永远不可为人所知了。各种著作中,也有一些不一致之处。譬如,曾有人说,辛儒秘密给王大臣送去蟒袍与刀剑,剑柄上镶有猫眼石,诱惑王大臣以此为作案物证。这么做,是为了加重此案的分量。

还有的书上说,朱希孝在东厂会审时,曾令王大臣辨认混杂在人群中的高拱家奴,王大臣茫然无所知。以此确知,他的口供均系捏造。

此案对高拱来说,可算是因祸得福。因这次诬陷失败,张居正与冯保,后来一直未敢再对高拱下手,以避清议。因此,高拱得以安享晚年,在故乡整理和写作了大量著作,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

从对此事的处理上,我们还可见出,张居正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一个特点,就是易于感情用事,反应较为冲动。这与他平时的沉稳极不相称,几乎判若两人。这个特点,在以后还会数次出现。

此外,张居正历来有收买人心的一套手段,既做了事情,又不肯承认,反而标榜自己是解铃人。

不过这种自辩,往往功效不大,掩耳盗铃而已。

最后还要说的是,张居正在阻击政敌时,往往在紧要时刻良心发现,不肯出手致命一击,有时反而能为对手略做解脱。

功利与人性底线的冲突,在他身上,交缠虬结,不可以非黑即白来概括。

近年有些评述张居正的小册子,为描红他“改革家”的形象,竟然将他排斥异己甚至诬陷政敌的行为,一股脑儿赞誉为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这倒是令人哑然失笑。

改革家,就没有私欲了吗?

改革家就没有过可能陷于万劫不复的败笔吗?

还有的著作,将王大臣案的戛然而止,说成是张居正胸怀远大、高度明智所致,也是赞美有加。

事实如何?恐怕只有张居正心里最清楚。

他大概唯有庆幸:当一天阴霾消散于无形时,只祭了一个王大臣,其他各方,并无惨烈的损伤。

万历初年刚刚稳定下来的政局,没有遭到伤筋动骨的损毁。

张居正侥幸摆脱了一次最大的危机,那么,他现在觉得,可以向前走了。 qOfOYg9J+4Z7mBORm4S9S90XtNPfKHnBASN749+s3VPzBX8eolcCBx5X039s7P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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