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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无上荣光的平台上走下来，张居正并没有骄狂不可一世。正如他在隆庆五年（1571）担任会试主考时说的那样，一流人才必须严乎内外，审于应对，既不沾沾自喜，也不汲汲于追赶风尚。
干大事，就要有干大事的头脑。从这一刻起，他每走一步，都是精心所为。有很多的事，他要一件件先厘清，厘清了脚底下的事，才能安安稳稳去廓清天下。
他最初做的一件事，是要为今后准备做的事正名。
张居正费尽心机，夺来首辅的位子，就是准备干事的。要想干事的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所说的话，最有实用性的，可能就是这句了。
在平台召见的时候，张居正于感激涕零中，也没忘申明要遵守祖制，这就是在做“正名”的工作。什么叫祖制？在当时条件下，就是一切以朱元璋说的为准。
朱老皇帝没做皇帝的时候，把人间的苦都吃遍了，为了避免儿孙再吃二遍苦，他制定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应该说，绝大部分还是有利于朱家江山永固的。但是近二百年下来，这套“洪武祖制”，几乎被他的后代扔了个精光。尤其正德、嘉靖两朝，皇帝为所欲为，宠信佞臣，把制度毁坏得相当彻底。国号虽然还叫“明”，但跟朱老皇帝的那个“明”，已是相去万里了。老皇帝那会儿，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就要杀头剥皮。到了嘉靖年间，但凡有个官职的，哪个不捞一笔？张居正要扫清天下的颓靡之风，就必须革除现行的陋规。但是，历史上的覆辙有很多，假如他提出要从头创新制，全体官僚可能都要跳起来，跟他作对。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免不了最终做个王安石第二。
因此，他只说是“恢复祖制”。
“恢复祖制”，听起来就没那么刺耳了，官僚集团暂时不会视他为异端。但是，只要改革一启动，就不可能不割到文武官员的肉。当官吏们群起反对时，“恢复祖制”就成为道义上最强大的挡箭牌。贪官污吏的那些道理，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所以无法在道义上压倒他。
这就是抬出朱老皇帝的妙处。
名既已正，其余的事，便可一步步来。张居正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处理好他自己与皇帝的关系。他决心要好好培养小皇帝，在培养的过程中，要让小皇帝完全信服，不知不觉把绝大部分的皇权，让渡给他张居正。要改革，仅有相权的话，是远远不够用的。若想压服百官，你必须百分之百地代表皇帝。
有明一代，皇权与相权明里暗里，一直在互相制约和争斗，甚至有许多言官，就是靠这种争斗来吃饭的。皇帝、内阁两大权力中心的中间地带，就是他们最喜欢的飞短流长地带。
张居正不想把自己的才智，全部投入与皇帝斗智上。因此，他在平台召见时，向小皇帝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宫府一体”。什么是一体？这个话不好说得太直白了，其实就是，你得听我的！万历年间的沈德符说：柄国者，如果不假手宫内，怎么能久擅大权？他说的就是首辅必须借助宫内力量，来强化自己的权力。
张居正不知思考了多少个晚上，对当下这情势，他看得透彻，也想得彻底。他看准了，这是个好时机——趁着主少国疑，内廷心虚，正好把皇帝的权力，全部拿过来。
上天也非常照顾他，让他摊上了个娃娃皇帝。娃娃哪里能做皇帝？自然要由首辅来担任“帝师”。这个老师，既是老师，又绝非仅仅是个老师。张居正想的是，在担任老师的过程中，君臣之间的权力转移，就可以在教学中不知不觉完成了。
无非是一个人讲课另一个人听嘛，小皇帝本人，不会觉得有什么怪异。反而会以为，自己是遇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忠臣。
派系政争，掩盖了问题的实质。隆庆临终前担心的事，终究要发生。主少，皇权势必要被相权完全遮蔽。可是，冯保和李贵妃，都看不到这一点。在他们眼里，只要首辅这人看着顺眼就行。当然，张居正打算这样培养小皇帝，也不尽然是为了功利目的，他抱定的想法是，这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如果小皇帝缺少教养，有人养没人教的，最后混成正德皇帝（明武宗）那个样儿，恐怕大明又将不得安宁。如果皇帝从小就被好好教导，那么他本人对于改革的努力，就不至于人去政息。
从这以后，张居正就做了大明这驾马车的独掌车夫，轻扬鞭，慢催促，一点点地教万历怎么当皇帝。
张居正对皇帝的要求，第一就是要视朝，要去开朝会，也就是“有事启奏，无事退朝”的那种碰头会。
在过去，明朝的皇帝不上朝，不见群臣，几乎成了遗传病，不开碰头会久矣。君与臣隔得远，小人使诡计，就很容易游走于其间，到最后，搞出来一个谗言生态圈。可以说，后来大明的亡，也就亡在这个病根上。
道理很简单，皇帝不能只混在宦官圈里，要常和大臣接触，这样对于外廷情况如何，才能有所了解，才不至于造成宦官势力外溢，借助皇权压倒外廷。外廷的大臣不受气了，才会神清气爽，有心情替皇帝管好天下。
君臣若想常见面，没什么别的更好的途径，只要坚持早朝制度就好。
明代上朝的时间很早，是在每天的天亮之前。皇帝和大臣都要起五更爬半夜的，极为辛苦。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开篇，就活龙活现地描述了上早朝的情形，确实辛苦，甚至比庄户人家起得还早。正德和嘉靖这两位皇帝，就是因为吃不了披星戴月上班的苦，才闹怠工的，遗传到隆庆也这样。
张居正对这个事的纠正，没有硬来，而是做了折中。他说，皇帝是小孩子，就不必天天上早朝了，每一旬，只需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日子，可以睡懒觉。
万历没费什么踌躇，就同意了。小皇帝此时虽年幼，却是冰雪聪明，知道这是坚持朱老皇帝作风的基本要求。从平台召见的第二天起，一下子就坚持了十五年。霜打三六九，他要来；雨淋三六九，他也来。这样，就使得外廷和皇帝，始终保持了一个沟通机会。对方有什么想法，我全知道。宦官夹在当中，也就别想再做滥权的梦。宦官的作用，在万历初年，就这么被大大削弱了。
万历皇帝开始视朝了！这在当时，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明代正德、嘉靖、隆庆接连三朝，竟没有一个皇帝是正经上班的。现在，万历初年，可算有个有模有样的皇帝了。虽然刚刚脱了开裆裤，小皇帝对各种奏疏，都看得很仔细，有前后矛盾的，有格式不统一的，都能看出来，并亲自予以批驳。
他亲笔拟的批复，文字上有理有据，温文尔雅。不像他的一些老祖宗，动不动批个“拖出去着狗吃了”“先打了再问”之类的流氓语言。
万历处理事务，也颇近情理。有这样几件事，能看出他的分寸感来。隆庆先帝的遗孀恭妃，惦记着娘家人在外面吃苦受累，就派人把宫中的一个金壶，偷偷送到娘家去。结果事机不密，被守门太监发现了，当即举报。此事一出，宫内哗然，有人等着看热闹。小万历看了奏折，想了想批道：“她家贫，赐给她一百金。先帝赐她的器具，则不能拿出去。”就这么，既处理了，又恩赏了，两边的面子都给了。
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础柱上，突然现出“天下太平”四个字，擦都擦不掉。不用问，是人写上去的嘛，不是宫女就是太监干的。内阁却认为是祥瑞，是老天爷写的，请万历去看。万历去看了看，一脸不高兴：“假的！”专门奉承主子的下人，想点儿别的什么词儿，也许我还能信——智力比他爷爷不知高了多少倍！
就连当时的朝鲜使臣，也在传回国内的情报里，告诉他们的皇上：“天朝民情，甚为欣悦，都认为新皇帝年虽幼冲，但绝非隆庆可比。”
小皇帝有励精图治的苗头，张居正就抓紧了教育。万历对他，也是事事依赖，开口闭口“元辅张先生”，好一对儿融洽的师生！
新帝即位这一年的年底，时近年关的时候，张居正在给小皇帝讲课后，趁机提出：服丧还没期满，春节吉日，还是免了宴会为好。此外，宫里的元宵灯会也别办了。
万历点头称是：“烟火这事，昨天我就发了话，不要办了。”
张居正又训导说：“这不光是尽孝道，也是节省财用，此乃皇帝的美德。”
结果新一年的春节宴会停办，节约了七百余两银。
到了下一年，万历毕竟是个孩童，实在是想看灯会，就试探道：“元夕鳌山烟火，是不是祖制啊？”张居正知道他的鬼心眼，便正色道：“嘉靖中偶然有，但那是为了敬神，不是为了娱乐。隆庆以来，年年举办，靡费无益。现在咱们行新政，应当节省。”
冯保在一旁，见小皇帝心切，就提议说：“等以后手头不紧了，偶尔办一次，也无妨。”
万历很高兴，接着话头说：“那就办一次吧。”
张居正坚决不让步：“搞一次，就要十万金！天下民力枯竭，户部计无所出，还是省省吧。”
万历听了，眨巴眨巴眼，马上心回意转：“是了，朕深知民穷，如先生所言。”
——读史至此，我真是良久无语。这个小皇帝，还只是个十一岁的小孩子呀！
万历的素质，强过乃祖乃父，张居正对此很自信，认为孺子可教，所以要教育他好好读书。
本来，大明祖制中，就包含有皇帝的培训方式，分为两种——经筵和日讲。经筵是短训班，分春秋两季各三个月，每旬逢二的日子开讲。场面比较隆重，是由勋臣和大学士主持，六部九卿、翰林掌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等人，分别担任主讲，科道一般官员也来陪读。讲完了课，大伙还可享用一顿丰盛的宴席（有规定吃不完要打包回家），故而叫作“经筵”。
日讲是常课，随时举行。由大学士和讲读官主讲，君臣间可以讨论，实际上成了小型碰头会。到明武宗的时候，这些全都被废弃，结果一连三位皇帝都懒得读书。张居正现在，决心要把这恶习扭转过来。他定了一个课程表“日讲仪注”，规定小皇帝除了上朝之外，其余每天上午，都要来听课，除非大寒大暑或刮风下雨，全年一天也不能停。
而且说干就干，小皇帝即位当年八月，就先开日讲。到第二年，也就是万历元年（1573）新春，正式开经筵。
第一次上日讲课时，张居正为上好课，备课一月有余。开讲那天，提前半个时辰到课堂，把教学用具安置妥当。
学习的滋味很不错，天天有收获。万历二年（1574）三月，小皇帝踌躇满志，亲手写下“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之法”十二个字的条幅，悬挂在文华殿的正中，用以明志。
张居正见了，很高兴，特地写了《缉熙圣学》诗一首，颂扬其事。
师与生，君与臣，这两对儿尊卑关系，恰好是互为颠倒的。如此，才开启了明中期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段君臣和谐关系。可惜，国祚近三百年的大明，这样奇特的君臣搭配，十分罕见，还是互相拧着劲儿的时间更多。
这年年底，张居正让讲读官动手，弄了一本图文版的《帝鉴图说》出来。内容是讲历代帝王行善可以效法者八十一事、作恶可以为戒者三十六事，呈给万历，当作课外读物（此书的正版新书，现在网店上还有卖的）。
书刻印好，带着一股墨香呈上。万历看到有图，大喜，连忙翻开来看。他也是真够聪明，不等张居正解说，自己就能讲出里面近一半的内容。此后，这本看图说话，就放在万历的案头，每天日讲完毕，就由张居正解说，一页页讲，每天如此。
小皇帝上课，张居正不仅经常到场，还亲自担任主讲。他重点让万历学习的，是《大学》和《尚书》（也叫《书经》）里的《尧典》《舜典》，还有《资治通鉴》，这是要把小皇帝往圣人的方向带了。君臣这么一开课，就是连续十年，挺不容易。讲与听的双方都很投入，两人经常“谈经终日竟忘疲”（张居正《缉熙圣学》）。
小家伙天资聪颖，触类旁通。看到《帝鉴图说》上说，宋仁宗不喜欢珠宝，他就脱口而出：“国之宝就是贤臣。珠玉之类，拿它们当宝贝，有何用呢？”这认识水平，比他爹可是强了一百倍。张居正连忙跟进，对他进行荣辱教育：“明君就是要贵五谷而贱金玉。金玉虽贵，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区区一点点，为价却不低，徒费民财，又不适用。《书经》上说：‘不作无益害有益……
不贵异物贱用物。’就是这个意思。”
万历马上想了起来：“是啊，这宫里的女人们，就是喜好化妆。朕在年节时，赏她们东西，常常会节省一点。她们的话就多，说什么：‘这点儿钱，管什么用？我们这伺候人的，能用皇爷你多少钱啊？’朕就说了：‘是不多。但你们可知道，如今国库里还有多少啊？’”
张居正不由得感慨：“皇上，您只要能这么想，就是国家的至福啦！”
说完这事情，万历又提起，刚才讲官还讲了，秦始皇销毁民间兵器的事。他问张居正：“这始皇帝，好像很笨啊。木棍就不能伤人了吗？销毁兵器，有什么用呀？”
张居正答：“治理国家，一要对百姓施恩德，二要在廉政上面下功夫，才能凝聚民心。天下要是有什么乱子，十有八九，就出在你拼命要防的那些事儿之外。比如秦朝，就是几个小兵倡乱，豪杰并起，最后才亡的。所以，最要紧的是‘人和’啊！”
万历听到这里，连忙坐好，不禁神情肃然！
春去秋来，又到了年根底下。经过一年多的日讲，小皇帝对老师极其满意。万历二年（1574）闰十二月十七日，讲读完毕，他把自己精心写的“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个大字，赐给了张居正。
张居正谢过，满面沉思地规劝道：“皇上赐给臣的书法，笔力遒劲，体格庄严，就算是前代君主里面擅书法的，也比不过您。但是以臣愚见，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唐宋，所称英明之主，都是以修德行政、治世安民而著称的，没听说他们有什么技艺之巧。”
万历立刻醒悟：“先生说得是，朕疏忽了。”当场就自请取消书法课。
张居正施行的帝王教育，抓住了一个根本，就是要让万历明白：你们朱家，凭什么拥有天下？搞不懂这个，迟早会把江山断送掉。
这方面最好的教材，莫如本朝太祖的作为。张居正建议万历，读一读老皇帝自己写的《皇陵碑》。这是一篇歌谣体的自传，是明朝人忆苦思甜的最佳读本。万历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对张居正说：“先生给的《皇陵碑》，朕看了好几遍，不胜感痛！”
张居正便启发他说：“自古以来的圣人，没有一个像咱们圣祖吃那么多苦的。那时候他四处漂流，甚至到了没法子糊口的地步。他的老爷子、老太太去世，竟然买不起棺材。这是上天要圣祖拯救苍生，才让他这么备尝艰辛的。圣祖自淮右起义，想的就是为了救民啊！登了大宝以后，他把所有缴获来的珍奇异宝，全都毁掉，穿的仍然是旧衣服。三十年，克勤克俭如一日，到了成仙的那一年，还要召集乡里的老农和‘粮长’（由大户担任的粮区征收员），问他们民间疾苦。
你知道这为的是什么？这就是啊，只有以天心为己心，才能创立宏图大业，一直传到皇上您这儿。”
万历连连点头，心服口服：“朕不敢不效仿祖宗，全赖先生辅导。”
张居正又拿隆庆做比照，说：“先帝喜欢做新袍子，穿一次就扔，所费甚巨，皆取之于民。皇上若能节约一件，则民间就会有几十人，能穿上像样的衣服；皇上如果随便做一件好衣服，民间就会有几十人为之挨冻。您哪，不能不念及于此。”
这个说法，虽然是对先帝老爹有非议，但万历还是深以为然。
通过听课，万历为张居正学识的博大精深所折服，对张居正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张居正偶尔肚子疼，万历也要亲手调一碗辣汤奉上。张居正患病在家，万历就会马上派御医前去诊断，还亲自包了一包药，派太监送去，守着张居正服下，然后回来复命。
万历年间后期，曾任大学士的于慎行，回忆这一段讲课时说：“盛暑讲课时，皇上要先站到张相公站的地方，试一试温度凉热。冬天讲课时，皇上要给张相公在地上铺一块毯子，怕相公的腿着凉。”
君臣若父子，同心谋国，实为古今所未有。
这种和谐关系，贯穿了整个“万历新政”时期。从这个时期看，万历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兴之主。至于张居正死后，万历突然恩断义绝，并且完全背弃了早期努力，原因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朱东润先生强调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失之过苛，从而造成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而黄仁宇先生则以为，是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发现了张并不是道德完人，由于失望，而心生怨恨。这两种说法影响甚广，几成定论。
说起张居正的身后事，大家似乎都在重复地弹这两个调。
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夸大了心理感受的作用。倒是韦庆远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更接近事实。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万历在大婚以后出现了道德大滑坡，与张居正的期望形成尖锐矛盾。二是成年之后的万历，在掌握最高权力的问题上，与张居正发生了冲突。
这个说法，才比较接近问题的实质，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如果万历在后来，没有受到身边无赖宦官的影响，而是一直求上进，基本可以肯定，张居正“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完全可能实现。
那样的话，晚明的命运，将和后来发生的截然不同。
可惜当时历史的走向，就是不遂人意，越走越糟，没什么道理好讲。正直的士大夫，望穿秋水，盼望明君贤相，却场场落空——令人不能不叹：世间再无张居正！
也许，生为晚明人，本身就是个不幸。
话说回来，张居正在隆庆、万历交替之年，需要做稳妥的第二件事，是处理好与李贵妃的关系。李贵妃起自民间，从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亲李伟是个泥瓦匠，十分热爱劳动。直到隆庆二年（1568），李贵妃封了皇妃，老人家才收起了瓦刀、灰桶，不再劳碌了（闺女有话了，说你还缺那俩钱儿）。嘉靖、隆庆两帝的没出息，让李贵妃深有触动，所以决心把孩子培养成合格帝王。万历读书，有时候会偷懒，她就喝令罚跪。她曾下令，不许三十岁以下的宫女在小皇帝身边伺候，以免坏小子过早地“干坏事”。每次讲课完毕，李贵妃都要让万历把内容复述一遍，以验证记牢与否。每逢上朝之日，到了五更时，她就要走进万历的寝室，喊上一声：“帝起！”然后让宫女扶起小皇帝，自己亲手打水给小家伙洗脸，再把他扶上小轿送走。
——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被老妈如此管教与约束，据说是史上罕有的。
任命张居正为首辅，主持朝政，就是出于她的决断。张居正的严谨内敛，也恰好符合李贵妃心目中帝师的标准。
张居正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利害。目前，皇权的最核心部分，就控制在这个二十七岁的单身女人手里。坐在御座上的小皇帝，不过是由她授权的二级管理者。
唐代杜甫诗曰“擒贼先擒王”，张居正在协调自己与皇权的关系上，就牢牢地擒住了这个王。
出身寒微与孤儿寡母的境遇，使得李贵妃的心理极其敏感，生怕宫内外有人瞧不起她。张居正洞悉这个女人幽微的心理，适时为她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张居正执政之初，恰好遇到两宫尊号的问题。按照大明祖制，新皇帝出炉后，先帝正室还在的，皇后要被尊为太后。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只能尊为皇太妃，等级上要低许多。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称太后了，但只能是秃头太后，“太后”两字前面不能加尊号。而嫡母太后的前面，则要加两个字的尊号，以示等级差别。
在冯保有意的暗示下，张居正摸透了李贵妃意欲出头的心理，于是他提议：陈皇后与李贵妃，不仅可以同升太后，而且都可加尊号。
这当然是违背祖制的，但他料定李贵妃不可能推辞，便将此事作为结好宫闱的重要步骤，极力促成。
他吩咐礼部：“既然同为太后，多二字又何妨？”如此轻松一语，便把一个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违制举措，轻松带过。
可以说这是举重若轻，也可以说这是瞒天过海。当时张居正权势正隆，各部院岂有敢不听命的？
礼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办，于是两宫并尊的举措，轻而易举就实现了。
自此，陈皇后称“仁圣太后”，李贵妃称“慈圣太后”。后来沈德符论及此事，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在宫内谄谀慈圣太后，借以为自己固权。
在今人看来，这两个字也许一钱不值。但在古代礼法社会，名号却是性命攸关的事。其余韵，可以说至今尚在，我们也未必就能笑话古人迂执。
两个字，换来了李太后对张居正执政的无条件支持。在当时，挟强力“驱高”之威，这个违制的动作，竟然没遇到什么抵抗，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瞒天过海。
李太后终于正了名，在地位上与陈太后平起平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每日要向皇后请安。其心情之惬意，可以想象。
投桃报李，她要报答张居正，对自己娘家的人也就比较约束，不让他们给外廷的事务添乱。娘家人或子弟如有请求加官晋爵的，她就让他们把过去用的瓦刀拿来，然后问：“这是什么？”家人答曰：“瓦刀。”李太后就会训斥：“当日你们就靠这个过活，今日已经大富大贵了，还嫌不足吗？”对亲属的自律教育，十分到位。
话是这么说，但在礼法上，一人得道，还是要有所表示。李太后的父亲瓦匠李伟，因女儿而贵，跟着鸡犬升天，从平民直升“武清伯”。他曾经提出，请拨公款给自己造府第、建生茔（生前修墓），张居正很痛快就给了方便。但是这位前瓦匠贪心不足，串通内库官员，在承揽京营军士冬衣的制作中，偷工减料，衣服糟得不能穿，引起了军士哗乱。都察院不好追究，张居正就将此事巧妙地推到李太后面前，叫人拿了渔网似的破军衣，去给李太后看。李太后瞟了一眼军衣，心知肚明，顿感大丢颜面，立刻传谕内阁依法处置，决不能袒护自己的老爹。
张居正在处理这件事时，颇费了一番心计。他革退了内库官员三十余人，重新发放合格的军衣，平息了事件。然后，又巧为太后老爹开脱，说责任其实不在李伟，让李伟接受了一通皇帝的训斥完事。然后再借此事，称颂李太后至公无私，中外臣民莫不敬佩。此举，既制伏了李国老，又给足了李太后面子。
几面讨巧，足见他深谙官场上的所谓“会办事”之道。
张居正上台，需要处理好的第三件事是，与太监领袖冯保之间的关系。冯保这人，招权纳贿，名誉不怎么好。《明史》本传没给他下什么好评语，说他“性贪”“横肆”“黠猾”。
在我们印象中，宦官不坏的好像很少（蔡伦、郑和是特例）。但是，史书一般都是朝官写的，因此就不免有偏激之处。历代宦官为祸，是朝官的噩梦，大臣们甚至在正式行文中对宦官都没有什么好称呼，比如“宦竖”“大珰（帽子上的装饰）”“权阉”“中涓”之类。在史书中，修史的官员对前朝的宦官，当然不会留情面，于是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定型的印象。其实在宦官中，正派、老成，甚至才华横溢的，也大有人在。
冯保与前朝、后代的一些“权阉”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本分的。只要不得罪他，为人也还算平和、谨慎，不大有太过格的事。
张居正对冯保在李太后面前的得宠，不像高拱那样看不得，而是相当尊重。严守井水不犯河水的规则，不去抢夺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但是对冯保这个人，又不是敬而远之，那样的话就太可惜了。他看出了，冯保是联结皇权与相权的关节点，不可忽视。
对冯保，张居正以结好的方式，进行了不露痕迹的驾驭；借用冯保之力，来加强自己的权势。实际上，所谓冯保的权力，说到底也就是李太后的权力。正是这条管道，源源不断地给张居正送来了强大的权力资源。
张居正心中有数：有了这个本钱，再放开手整顿朝政，才没有后顾之忧，也才可能有雷霆万钧之力。
甚至可以猜想，当初李贵妃授意矫诏，让冯保一同受顾命，张居正也有参与其事的很大嫌疑。如果真是的话，那就是他进行了一笔相当成功的政治投资。
在整个万历新政时期，冯保做得非常知趣。也许是在与高拱火并的过程中，尝到了外廷的厉害，也许是看到了张居正操控大局的非凡能量，冯保对张居正，始终尊重并全力支持，决不干涉任何外廷事务。
张居正就是这样，把一个历来骚扰外廷的恶势力，变成了一个支持他改革的良性势力。
两人互为利用，默契配合。
无怪事后有人评论说：冯保依仗执政的内阁，言路方面就不用担心，可以在宫中适当来点儿猫腻。而张居正依仗中官，则保持了太后的恩宠长期不衰——可以说，这就是很典型的“双赢”吧。
张居正平时在和万历对话时，凡是讲到为君之道，冯保总是不失时机地添油加醋：“张公是忠臣，是先帝特别托付来辅佐皇上的，所以你要听仔细了。”
而张居正也利用冯保，对整个宦官系统进行约束和钳制，以至在后来新政铺开时，中官无一人敢于阻挠。
张居正对冯保的表现相当满意，说他“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从不给外廷添麻烦。冯保对付高拱的那套办法，从来没对张居正使用过。
后来有一次，冯保的侄子、都督冯邦宁（名很不副实）在闹市酗酒，欺凌百姓，恰好遇见张居正的亲随姚旷。姚旷劝他不要胡闹，冯邦宁不听，反而扯坏了姚旷的腰带。张居正得知，就写了个条子给冯保，让冯保自去处理。结果，冯保脸上挂不住，大怒，打了侄子四十大板，夺去冠服，一年内不许他参与重大活动（停职反省）。像这样能严厉约束亲属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就是张居正的魅力所在吧。后来的阁臣于慎行，曾高度赞美这一合作关系，说是从此宫府一体，其心若兰。
皇上，太后，大太监，全部搞掂。
大明晚期一辆规格最高的三套车，就这么，在又平又坚固的冰河上跑开了！
对上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对下的问题了。张居正骤登高位，手握大权，并不等于万事皆备，他还有一个收拢人心、建立公信力的过程。
横在他前面的，并不是坦途，而是沟壑纵横。
首先是高拱的被驱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气者。凭什么让他滚蛋，你来坐庄？这股情绪，必须压制下去。不然，张居正坐在文渊阁中，只觉得脚下随时有火山要爆发，日夕警惕，不敢大意。于是，他对自己在联冯驱高风潮里的猫腻，做了大量的撇清，反复向人解释，自己对高拱被逐曾经冒死为之诉求。这当然是欲盖弥彰，但总比不盖的好。
其次是资历问题。张居正虽然浸淫官场二十五年，但与前几任首辅比起来，资历尚浅，如何才能让人乐于效力？可不是表白一下就能办到的了。纵观历史，凡能够领袖百官者，基本都有长期身居高位的资历，早就拉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马。当年老严嵩做了七年礼部尚书，又做了六年大学士，才升任首辅。徐阶做了三年礼部尚书，后又做了十年大学士，才扶正为首辅的。这资历，张居正根本没法儿比，他虽然也做过六年大学士，但入阁前，只有礼部侍郎的虚衔，从来没担任过部院主官，是由翰林院直升上来的。
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这情况，是“下面没人”。
平时倒是没什么问题，下面的人无足轻重。但是到了做首辅的时候，你指挥不动下面，才能感觉到：下面的小萝卜头不仅关乎轻重，而且还很难摆弄。
张居正只有采取清理的办法，打一批，拉一批，把目标控制得很精准。
高拱是个很干练的吏部尚书，任职三年，基本队伍已经建立得差不多了。因此，他走了之后，给张居正留下的，是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文官队伍。
官员里永远有靠着上蹿下跳进谗言吃饭的家伙，其奉行的理念就是“做糖不甜做醋酸”，也就是，建设性的事情做不来，毁人的事很拿手。高拱的门生韩楫就是一个，基本可以证明，高、张交恶，韩楫没少“做醋”。
对这类人，张居正称之为“害政者”。
这些害政者，总是笑脸朝着有权势的人，屁股朝着没权势的人。所以高拱看到的都是可爱的笑脸，而张居正恰好有机会看到了许多屁股。
现在，你们要换成笑脸也来不及了！
他说：“有那么两三个人，以言乱政，实为关系朝廷纲纪的大害。所谓‘芝兰当道，不得不锄’，说的就是这类人。”我就是要拔了你们这些仙人掌！
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让张居正看不顺眼的，不过仅仅就是站错了队。
那没办法，玉石俱焚吧！
他刚一执政，就开始清理门户，隆庆六年六月，对南北两京四品以上的官员进行“考察”（审查）。七月，又开始对所有的京官进行考察，这就是力度很大的“京察”。因为早已锁定了目标，就不是泛泛地敲山震虎，也容不得你事急抱佛脚。两次严厉扫除，共斥退吏部员外郎穆文熙等三十余人，并将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五十余人调离京城。之后，从庶吉士中补充了一些人进来，重建了言官队伍。
后来，又贬斥了一批尚书、巡抚级别的高官，官场不能不为之震动。
这是一次很彻底的大清洗，时人评论说：“榜上所罢黜的，皆是高党！”
这一通扫荡，很解决问题。当然，那时候的官吏，看问题比较通透，老家乡下也有退路。所以，免就免了，贬就贬了，打起包袱就走，倒也不至失魂落魄。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有升有降，古来皆如此。表面看起来，有些是由于派系的政争，是无意义的行政成本，但实际上起到了某种代谢作用，可避免僵化板结。如果只升不降，连平级调动都觉得失面子，那才是不太合理。刷掉了一批，就要选拔上来一批，而且不能太不像样子，总要和“高党”比一比。张居正在安排内阁成员与各部主官时，显示出了他高超的管理艺术。他考虑的是，要想抚平驱高政变留下的创伤，只有把有声望的人提拔上来。
内阁里高仪病死了，张居正成了“独辅”，较易遭人攻击，因此他选了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吕调阳是个忠厚长者，张居正选他入阁，是动了点儿脑筋的。这个平台上，不能允许有潜在的对手，哪怕他现在还很弱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都先后吃过这个亏，张居正是一个把别人拱翻的人，现在，就要防止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
他的安排如下：吏部尚书，由资望最高的杨博担任。礼部尚书空缺，由陆树声补上。兵部调来抗倭名将谭纶做尚书，户部用了王国光，刑部用了王之诰，工部尚书朱衡与左都御史葛守礼留任。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的王之诰，是张居正的亲家，但从不依附张，颇得舆论赞赏。
明代的六部堂官，虽然并不由首辅来选，但在当时情势下，张居正在其中多有策划是无疑的。这样一套班子，可谓声威赫赫，基本可以服众。
此次清洗，力度之大，远超过严嵩、高拱刚上台时搞的清洗。有人形象地说：提人就像往上拽，贬人就像往外扔，天下能不望风披靡吗？
这次清洗，既是给未来的万历新政打下基础，也是张居正为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而使的力气。他在《陈六事疏》中，曾经反对新官一上任就撤换官员，但他自己也未能免俗。批评的眼光，往往就只用来看别人。
这样一弄，就从此无忧了吗？不。
就在他环视海内，觉得乾坤初定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从天而降！
事发突然，且极其吊诡，险些毁了他一世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