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滨邹鲁与文化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发端于儒家的孔子、孟子。孔子，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孟子，则是战国时期的邹国人，邹、鲁，是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大地上毗邻而居的两个诸侯国，后世便常用“邹鲁”来形容素来传统文化繁荣昌盛的地区。和中国沿海的一些城市一样，福清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这一美誉本身，就包含了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这两大元素。

黄檗文化形成发展的土壤——福清，是一座东海之滨的千年古邑，有着丰厚的历史沉淀和璀璨的文化底蕴，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闽越文化和新兴海洋文化交汇融合，孕育出了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后简称“海丝文化”）、侨乡文化、黄檗文化等为内容的福清特色文化。

从唐代以来，福清就深受中原文化影响，随着中国文化重心整体向东南移动，福清文化随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了晚唐时期，出现了第一位进士林简言，从此以后直到清朝末年，这里诞生了一共一千四百多位举人、七百多位进士，其中有宰相、六部官员、封疆大吏、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也有高僧大德及忠肝义胆之士。同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这片热土上，也诞生了有功于中外交流的文化使者、蜚声海内外的重要华人华侨等，他们用智慧与血汗，不仅书写了一段光辉的人生传奇，也共同绘就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宏伟画卷。

南宋以后，由于长期的文教发展积淀，同时受惠于毗邻当时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地理优势，福清科举发达，福清及周边地区更是思想交流频繁、文化活动兴盛。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理学家，例如北宋理学家程颐的得意弟子王苹，是二程理学转向南宋陆九渊心学的重要思想家，此外还有林栗、林亦之、陈藻、林希逸四位重要的文人、理学家。正是得益于宋元以来深厚的文化积累，科举制度的长期发展，福清才培育了后来如叶向高、隐元禅师的诸多先哲名贤，在明清以来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接推动了以明清之际大批晚明遗民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层次最广、影响最深的一次文化输出。

福清作为东南沿海的一座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自唐代以来，便名人辈出。这些名人不仅是福清历史文化的代表，更是唐宋以来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用自己高尚的人格品质、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创造性的思想，推动了宋元以后的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整体演进，传承、丰富了仁政、爱民、发展、开放、创新的中华文化精神内涵，形象生动地诠释、实践了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理念，同时，借由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影响，构成了明清以后福清海外华人华侨文化的重要源头。

进士第一人林简言

林简言，字欲纳，福清渔溪苏田村人，一说其出生在龙田镇前林村，生卒年月不详。他出身贫寒，年少好学，唐太和四年（830）登进士第，是史料明确记载的福清置县后的首位进士。进士及第后的林简言，并不像当时一般士人那样，极力跑官要官，为自己谋个“好职位”，而是关心天下大事，相信道德文章才是文人立身的根本，绝不走歪门邪道，也不屑于写歌功颂德的文字。他的散文效法唐代古文大家韩愈，诗歌创作则以中唐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为榜样。

林简言善于论史喻今，针对晚唐日益严重的藩镇割据弊病，当朝君臣却纷纷沉湎享乐，毫不关心民众的疾苦，愤然作《汉武封禅论》一文，借古讽今，讽刺批评当时的黑暗政治。这篇文章一发出，文人便争相传阅，此举得罪了当朝统治者，便指使官员罗织罪名，把林简言赶出京城。最终，林简言被贬地方，担任漳州刺史。赴任前，他向皇帝打了一个报告，请求朝廷减免福清百姓繁重的赋税。唐文宗把报告转到户部，户部又转到福建。福建的最高长官罗让看了报告后很是诧异，就斥责林简言道：“当年盈州徐公官为相国，也只敢向朝廷请求减免一个乡的赋税，而你区区一个州的刺史，却要求减免一个县的赋税，你觉得这合适吗？”

林简言却回答说：“福清百姓多以种地、晒盐为业，可惜土地贫瘠、连年干旱，多年吃不饱饭，加上盐税太重，即使盐卖了也负担不起这样过重的赋税，难道大家就忍心看到自己父亲之邦的人饿死吗？福清自唐圣历二年（699）置县，到如今已经一百三十一年了，才出了我这么一个进士，恰恰证明了那里多么贫穷落后。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全仗乡亲族人大力扶持，如果我不能为他们请命，又如何对得起家乡父老？如何体现朝廷热心教育、为国育才的一片用心呢？”罗让听了十分感动，不仅同意了他的请求，还从此对林简言另眼相看、十分器重。

“办学兴闽第一人”翁承赞

翁承赞（859—932），字文饶，晚年号狎鸥翁，又号螺江钓翁，谥号忠献。文秀乡光贤里（今福清新厝镇）人，一说莆阳兴福里（今莆田北高镇）人，晚唐五代政治家、教育家、诗人。

翁承赞年少聪慧，七岁就能作诗，三十三岁赴京城长安参加会试，落第后滞留京城四年，毫不气馁，拜访名师，学业大进，终于在唐乾宁三年（896）考中进士，后来又中博学宏词科，被授予陕西周至县县令。此后又先后担任朝廷秘书郎、右拾遗以及户部员外郎等职。

为了安抚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唐天祐元年（904），翁承赞被安排回福建册封王审知为琅琊王，受到王审知的热情接待。后梁开平二年（908），他被朱全忠擢升为谏议大夫，又奉命进入福建册封王审知为闽王。留闽期间，翁承赞目睹福州百姓在王审知的治理下安居乐业，更加仰慕王审知的功业。返回开封后，翁承赞虽被提升为史大夫，加左散骑常侍，但由于逐渐不满朱全忠的骄横跋扈，便毅然辞官返闽。

后梁贞明二年（916），翁承赞被王审知任命为宰相，辅佐治理福建，政绩显著，其中包括取消闽江流域的关卡，从而促进了福建西部山区与东南沿海的物资交流的畅通，在黄岐半岛开辟了史称“甘棠港”的对外贸易港，加强了福州的对外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翁承赞尤其重视发展福州的文化教育事业，直接推动在福州设立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四门学”，在福州城内兴办孔庙，免费招收优秀学生，研读儒家经典，还倡导创办发展州学、县学、乡村私塾等各级教育机构，使福州乃至八闽大地的文化事业得到极大发展，为宋元以后福建地区的贸易开放、文教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翁承赞也被誉为“办学兴闽”的第一人。

在唐代发展的基础上，两宋时期，福清文化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有为民请命的郑侠，也有为官持正的黄祖舜，更有影响全国和后世的著名理学家王苹、林希逸等。

为民请命的郑侠

郑侠（1041—1119），字介夫，号大庆居士，北宋福清海口镇人，因为晚年迁居县城西塘，所以又被称为“西塘先生”。北宋治平四年（1067）进士及第。郑侠一生为民请命，熙宁七年（1074）有感于王安石新法的弊端，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画流民图，上书神宗皇帝，被时人所称道。

郑侠性格耿直，从来不喜溜须拍马，关心民间生活，经常痛斥官场弊病，故先后得罪吕惠卿、蔡京等权臣，多次被流放贵州、海南等地，晚年脾气越来越倔，棱角也越发凌厉。徽宗时期，他多次责骂权臣蔡京祸乱朝纲，因此被罢官回乡。离开京城返乡那天，据说蔡京亲自带人在城门外拦住郑侠一行人的去路，指着郑侠的行李——十个大箱子，阴险地说：“先生今日荣归乡里，想必带了不少东西，蔡某特来送行。”郑侠不无嘲讽地说：“承蒙太师栽培，我一生为官，起起伏伏，多次被贬各地，什么宝贝没见过？还需要带走什么呢？”蔡京假意笑道：“先生说得对，少见多怪嘛，老夫今天倒要见识见识！”说完，便命令手下动手开箱。结果，连开了九个箱子，里面都是瓦砾石块，蔡京恼羞成怒。当开到最后一箱时，只见里面装的，全都只是文房四宝和书籍一类的东西，箱底还压着一物。蔡京铁青着脸发问：“这是什么？”郑侠回答：“这是尘拂，下官一身干净，就靠这东西，时时打扫，内心干净。”说完便拿着手中的尘拂，故意往蔡京身上轻轻一扫，笑着说：“太师这一身的尘土，恐怕是扫不干净啦！”蔡京一时张口结舌，十分尴尬，郑侠则在围观百姓的哄笑声中离开了京城开封。这便是他另一称号“一拂先生”的由来。（俞达珠，2008）

为官持正的黄祖舜

黄祖舜（1100—1165），字继道，晚号巩溪宫人，平南里（今福清东瀚镇）人。黄祖舜早年曾师从理学家胡安国，北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及第，不过到了南宋绍兴初年，才被任命为浙江衢州教授，后来得到赵构召见，升迁为守军器监丞，后又担任屯田员外郎、兵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等。

黄祖舜在朝为官期间，刚直持正，不媚权贵。当时权臣秦桧试图拉拢理学官员，但黄祖舜并没有因此对秦桧趋炎附势。他反对秦桧奉行的割地、称臣、纳贡的议和政策。他主张对金国入侵坚决进行抗击，为此受到了秦桧的排挤，被宋高宗调出了京城，担任主管皇族事务的闲职。

绍兴十八年（1148），兴化军知事傅自得，正在审理秦桧下属诬陷泉州太守赵令衿贪污的案子，傅自得虽然明知赵令衿是因为不愿与秦桧同流合污而遭诬陷，但又害怕秦桧的淫威，怕被报复，左右为难。听了别人的建议后专门登门拜访了黄祖舜。黄祖舜告诉他说，审理案子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使案情大白。傅自得听取了黄祖舜的建议，最终没有定赵令衿的罪。

黄祖舜在政治上也多有建树。例如针对当时用人不重品德的做法，他上书朝廷，建议实行乡荐制度，作为科举补充，通过层层推荐考核的办法，给国家多举荐一些不论品行还是学识都十分出众的人。他的建议得到宋高宗的赞同并实施。绍兴二十九年（1159），秦桧死后，宋高宗才再次起用黄祖舜并让他担任副宰相。高宗提出要赐新近病死的秦桧儿子秦熺“太傅”官衔，黄祖舜则严肃地指出，秦桧父子祸国殃民、民怨沸腾，此举将失去人心。最终，高宗收回成命。

福清理学四大家

福建的文化，至宋代达到一次鼎盛时期，作为全国刻书业中心的建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与海丝发源地福州、泉州，为福建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

宋代是一个理学的时代，作为理学中心的福建，正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程颢兄弟嫡传弟子、程门四家之一——杨时的故乡，也是杨门弟子刘子翚、罗丛彦、李侗的故乡，而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正是从学于杨时、刘子翚、李侗等人，生活、讲学于建阳、崇安一带。福清地处福州、泉州之间，既是理学辐射的区域，也是开放创新的海丝文化的中心。北宋末年至南宋以来，福清诞生了一批著名的理学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誉为“福清理学四大家”的王苹、林亦之、陈藻、林希逸。

王苹（1082—1153），字信伯，福清龙山（今福清市）人，其思想受程颢的影响，主要强调发明人的内在良知本性，是南宋陆九渊心学派乃至明代王阳明思想的先驱者。王苹与陈藻、林亦之、林希逸，不仅积极传播理学思想，更为推进地方民风道德建设，为福清社会文化的繁荣兴盛，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王苹出生于福清，后随父迁居平江（今江苏苏州），曾到河南洛阳跟随程颐学习，并成为程颐的得意门生。南宋绍兴四年（1134）十月，苏州守臣孙祐曾向朝廷推荐王苹。宋高宗召见王苹，对他提出的“统治者要有道德公心，听取天下人意见，用人不以个人好恶，这样就能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实现上古尧舜的美好政治社会”等意见很是赞赏，当即赐他同进士出身，并先后担任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等中央文化官员，参与编撰北宋史书。不过，王苹任职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些职位都只是提提意见、抄抄文件，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自动请辞，出任地方官员，造福百姓。此后不久，他又因儿子王谊写文章讽刺批评秦桧，而与儿子双双被革职罢官。罢官后的王苹，回到乡里，授徒讲学，教化乡里，直到去世。

林亦之（1136—1185），福清新安里网山村（今福清海口镇）人，字学可，号月渔，一号“网山”，当时人称“网山先生”。林亦之一生布衣，乡居读书、学习，跟从莆田著名理学家林光朝，在红泉书院学习，林光朝去世后，莆田乡绅一致推举其为书院山长，继续讲学，传播理学思想。南宋名臣赵汝愚一生褒奖理学，担任福州知州期间，听闻林亦之学问，曾热情延请他到福州东井书堂讲学，拜林亦之为老师。淳熙十二年（1185），重新回到中央的赵汝愚还曾向朝廷举荐重用林亦之，然而林亦之却于同一年亡故，年仅五十岁。

陈藻，字元洁，号乐轩，是林亦之的弟子。他原籍长乐，后侨居福清海口横塘。陈藻屡试不第后，便到福清海口镇追随林亦之学习。陈藻的学术思想，深得林亦之的精髓。林亦之去世后，他接替老师任红泉书院教习。陈藻平时“入则课妻子耕织，出则诱生徒弦诵……独志孔、颜之学，学者称乐轩先生”。景定年间，陈藻的门人林希逸荐其贤，赠迪功郎，赐谥“文远”。（饶安鼎，1989）

林希逸（1193—1271），字肃翁，号竹溪，又号鬳斋，苏田里（今福清市渔溪镇苏田村）人。南宋端平二年（1235）以省试第一名、殿试中甲科第四名的成绩高中进士第。林希逸少年时跟从陈藻学习儒学，后又到江淮一带游历，杂取百家之长，逐渐成为广博之士，这为他后来学贯儒、释、道三教，主张三教圆融，奠定了基础。与林亦之等人不同，林希逸进士及第后长期担任各级官职，一生仕途还算顺利，并且长期担任皇帝机要秘书。林希逸敢于直陈政见，多次上书言事，政绩较为突出。

在学术文化上，林希逸主要采用通俗语言的方式，注释和讲授儒家、道家经典文献，采用融合儒道、三教并重的方式，阐发儒家和道家修身养性的基本观念，努力将已经发展成熟的宋代理学，特别是修养功夫，通俗化、日常化，对当时南宋中下层社会接受理学、提升文化水平做出了独特贡献，被称为福清籍“南宋最后理学家”。

作为宋代福清文化传播典型代表的林希逸，不仅对闽东南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思想更是借助兴盛的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交流，以及福清作为港口开放城市的便利条件，随着海丝商路，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林希逸主要著作有《老子鬳斋口义》《列子鬳斋口义》《庄子鬳斋口义》，最晚到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前期，也就是中国元代中后期，这些作品就已由日本僧人传入日本，并被翻刻出版。从镰仓时代到战国时代，日本社会文化逐渐由以佛学为主转向以儒学为主，作为理学传人的林希逸，用道家思想理解儒学，引用佛道典籍阐发儒家的基本精神，这在佛教思想仍然盛行的日本社会，既容易接受，又别开生面，由佛道进入对儒学的学习，这为江户时代以后理学思想的传入，提供了社会条件。（王晚霞，2018）明清之际隐元东渡，强调学佛必先通儒，正是这一时期文化交流模式的某种延续，二者都体现了福清文化中，既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基础，又具有包容、多元、开放的特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林希逸后裔中，有一位即非如一禅师，正是隐元隆琦禅师重要弟子之一，与隐元隆琦、木庵性瑫并称“黄檗三笔”，对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影响很大。

从林希逸到即非如一，可以清楚地看到，隐元及黄檗文化之所以能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正是立足于福清深远的文化底蕴、悠久的传统和一脉相承的历史因缘。黄檗文化，不是地方性的宗教文化，而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经由海丝重要港口城市福清的融合、发扬、传播形成的具有新的内涵特征的文人文化、华侨文化、海丝文化。

闽中十才子之首林鸿

林鸿（1338—？），字子羽，福清城关横街（今福清一拂街）人。林鸿年少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被誉为“明代开国第一诗人”。

林鸿年少体弱多病，五岁时因患哮喘病险些夭折。父母听说福清福山寺里有一位僧人能治疗哮喘，就把林鸿送到了福山寺请那位僧人帮忙寄养。僧人在帮林鸿调理身体的同时，还教他读书、识乐谱、练剑术、种菜、种草。历经十年，在僧人的精心调理下，林鸿不仅身体逐渐好转，哮喘好了，还因饱读诗书，出口成章，被誉为“才子”。

明洪武年间，林鸿因才华出众，跳过了进士的考试，被官府层层上报，推荐给明太祖直接参加殿试。殿试时，林鸿当即在大殿上赋诗两首，其中有“堤柳欲眠莺唤起，宫花乍落鸟衔来”一联名句，被广泛传诵，一时名动京城。朱元璋非常喜欢，大声夸赞道“：这真是我大明朝的高才啊！”于是直接下诏派林鸿回故乡将乐县（今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担任训导。

七年后，年仅四十岁的林鸿，又被召回北京，担任礼部官员，官从五品。但是林鸿担心卷入当时兴起的“文字狱”，又因为请求减轻农民赋税的意见未被采纳，便连上三道辞呈，请求回乡伺候双亲。朱元璋看林鸿去意已决，也就准许了。

林鸿回到家乡福清后，再次住进福山寺闭门读书，长达五年。出于对宋代乡贤郑侠高洁品格的敬佩，林鸿与福州附近的文人发起成立“一拂诗社”，与侯官王葆、唐泰，闽县郑定、周玄，永福王偁，长乐高棅、王恭、陈亮，以及将乐的黄玄一同游山玩水，相互唱和，被称为“闽中十大才子”。周边名士也慕名而来，林鸿的名声逐渐享誉八闽大地，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诗派——“闽派”。林鸿也被后世文学理论家称为明代开国第一宗派“闽派”的创始者及领袖人物，他的作品则被视为明代诗歌唐音的典范。

林鸿不仅在诗坛成就显著，他与张红桥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流传后世。张红桥是闽县人，家住红桥附近，因此自号红桥。张红桥才貌双全，但是非常清高，她对父母说：“要以诗取夫，要嫁才如李白的大诗人。”林鸿游学拜见好友王偁时，偶遇张红桥，得知了张红桥的要求后就投诗一首，二人情投意合，一作一和，在诗歌的撮合下，两人很快就堕入了爱河，两人的诗中经常都嵌有对方的名字。在征得张家人同意后，林鸿住进了张红桥家，两人感情越来越好。第二年，林鸿去南京游学，二人以诗往来联系，但张红桥误解了林鸿的诗意，认为林鸿对她的感情只是敷衍，结果抑郁成病，没多久就死了。林鸿回到福建后，得到红桥已死的噩耗，伤心地失声痛哭，再加上怀才不遇，林鸿从此心灰意冷，整日以抄录《心经》消磨时间。抄完后就焚毁，焚后的纸灰竟然装满了一箩筐。

林鸿与“闽中诗派”的创作，与明代中后期日益兴起并鼎盛于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诗人不仅成为江南文化、明代诗文发展的先驱，开风气之先，更是与同时代及后来的江南文人，有着或远或近的交游师友关系。

这些人物的关联和故事，反映出福清及周边的思想文化，是宋元明以来整体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联系，在此后，表现得越来越突出鲜明。我们将会看到，黄檗文化的诸位名人和文化成就，正是明清之际江南文化、遗民文化的一部分，呈现出黄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精神一部分的传承性。 3TGOI+pQM5DZxhV1ZxsE+nEpWcLqQNubNEYKyLWV50ke1tgSCGVt7bJ0TxZ4KW8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