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黄檗宗的创立

隐元禅师赴日以后，在多个方面为日本佛教发展做出了贡献，最突出的是建立宗派。宗派是教徒思想传播的群体，有了群体，便有了规矩，便有了可资依赖、围绕的中心，便有了原则和指导思想，这对于任何一门学问的发展、宗教的发展，都是行之有效的途径。而建立宗派困难重重，尤其是对于一个异域僧人来说。思想传播需要宵衣旰食、长年累月的能量输出，传播的地点也需要有保证，建立自己的寺庙，必然是当务之急。要在儒教欣欣向荣发展、道教根深蒂固的双重压迫下，建立一个实体寺庙，并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这是一个极大的困难。这些对于一般僧人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巨大困境，一代神僧隐元禅师，都克服了。

初入扶桑，异声突起

隐元禅师到达长崎的当天，并未休息，而是立即与日本僧人相见，受到逸然性融和众檀越的盛情款待，寓居在兴福寺，分别对山门、佛殿、伽蓝堂、祖师堂、方丈五个地方作法语相赠。如写山门，“菩提路一条笔直，解脱门两扇打开。黄檗琦上座到这里如何趋向，看破脚跟下，步步是如来”。（平久保章，1979）之后，当天接见长崎地方官，谦恭致礼，禅师又各赠他们偈言。寺主逸然性融本想让禅师休养几日，以解海上长途之劳。但是，德高望重的隐元禅师之声名在日本久有传闻，闻风赶来的僧众络绎不绝，都想一睹禅师的风采，聆听禅师的教诲，学习禅僧的佛法。

为此，已到高龄的隐元禅师并未选择安静休养，从到长崎的第一天起，每天都在高强度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僧人和其他人等，而参谒的人应接不暇。看到禅师每天长时间处在施法布道之中，逸然性融担忧年事已高的禅师身体难以承受，就劝他停止接见。禅师不以为然，且心怀仁慈地说：“许多日本僧俗都是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我没有理由拒见啊！”无论接见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时候，禅师都是耐心、细致、仁慈、关爱，把中国高僧的高尚道德、仁厚风采、渊博学识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到一个月时间，禅师就折服了无数僧众，在日本佛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

同年10月15日，隐元禅师在兴福寺举行冬期结制，第二年的正月解制。所谓“冬期结制”，就是佛教的安居仪式，“居”于一处，“安”心办道，在整个冬季中，僧侣们不得随便外出，以全心坐禅和修习佛法，提高僧团的整体素质。《普照国师年谱》记载：“十月十五结制，四方衲子云集盈室，所虑处所狭窄，弗能广容。”这期间，仰慕隐元高德禅风的有识之僧、学者们纷纷从日本各地云集到兴福寺，呈现出一派日本僧、唐人僧都参加的僧俗数千的盛况景象。因人数众多，超出了寺院容纳限度，兴福寺在解制后不得不扩充修建堂房，以满足日渐增加的僧俗。1655年5月，隐元禅师受邀进驻崇福寺举行开堂仪式，实现了五年前弟子也懒性圭没能实现的心愿。（平久保章，1979）

长崎各家寺院的住持，大多来自中国，尽管隐元赴日已经得到了德川幕府方面的准许，但受到锁国政策的影响，隐元的传法活动还是受到了不少限制，规定传法对象只能限定在中国移民范围之内。根据《普照国师语录》载，隐元禅师到达长崎的第二天，有两位地方官就来拜访，这当然含有考察隐元禅师和他弟子的目的。不久，地方官向幕府递交了有关隐元禅师来日的情报，并报告了他来日的目的是为了弘法。随后幕府对情报进行了分析，在《德川实纪》里面有记载：“唐僧隐元携领徒弟六人乘船来到长崎。隐元禅师被问到是否是因为躲避战乱而渡日，于是由奉行出示了隐元的法语。”长崎地方官如此迅速地跟幕府汇报隐元的情况，可见其态度是非常谨慎的。（田中智诚，2020）

经过各方争取，隐元禅师最终才获准与当地的日本民众接触，日本禅僧纷纷前往寺中拜见寻访。这其中，就有如京都临济宗妙心寺住持龙溪宗潜（1602—1670）等著名高僧。龙溪此前就曾读过《隐元禅师语录》，对隐元禅师非常崇拜，原本希望邀请他担任妙心寺住持，遭到妙心寺部分僧侣反对，转而担任摄津（今大阪府高枧市）普门寺住持。关于迎请隐元禅师到普门寺的事情，日本学者鹫尾顺敬（1868—1941）这样说道：“虽然是通过长崎兴福寺的逸然禅师来日本的，但是当时对此的评价并不乐观，于是妙心寺的竺印等立刻求见，被隐元折服，回到京都，龙溪、竺印、秃翁三位和尚一起说服板仓所司代（板仓的最高行政官员）。当时正值“天草之乱”（即邪宗门暴动）之后，也是中国将要举兵的流言蜚语非常盛行的时候，为此他们把隐元语录给所司代看，证明不是大家所流传的那样，同时也动员幕府，让隐元禅师到离京都五里远的摄津富田的普门寺，担任住持。”（田中智诚，2020）1655年9月5日，隐元禅师入住普门寺，四方道俗疑信相半，是非蜂起。起初他与日本人的会面及外出活动还是受到了限制，聚会寺院的日本僧人每天被控制在200人以内，俗人参见要经过龙溪等人的批准。（孙宝山，2016）但禅师说：“当年鼻祖菩提达摩西来中国传法被人记恨投毒致死，宋代僧人兰溪道隆东渡日本因为流言被流放，古人都这样，更何况今人，没什么好奇怪的。”面对流言蜚语，隐元禅师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禅宗先祖的榜样力量让他能够淡然面对一切困境。

一些保守势力也对隐元禅师进行攻击。儒者向井元升、京都临济宗妙心寺的日本僧人愚堂、大愚等也竭力反对隐元禅师的佛教思想和弘法方式，争论十分激烈。

由此可见，隐元初到日本的传法活动并不顺利，加上他曾与福清僧俗各界有三年就回山的约定，所以多次表露回国之意。当然，日本国内的异声并没有阻碍隐元禅师的弘法大愿，他以“智慧辩才，圆融无碍”的才能很快赢得了幕府和皇室上下的信任，他的思想终于开始向日本社会上层逐渐渗透。

不到一年时间，隐元禅师在日本树立了强大的声望，后来日本各寺院竞相邀请说法，在他率众坐船奔赴大阪普门寺的时候，还因为观者如潮导致无法上岸，只好改乘小船另寻落脚点。隐元禅师的到来，引起日本民间对佛教的再次关注，为振兴日本佛教注入了新思想、新力量，给日本民众带来希望，带来抚慰。不仅如此，隐元禅师在大阪普门寺期间，除了普通的僧俗前来参谒，幕府官员也纷纷加入。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在此之前，隐元禅师的弘法虽获得大量僧众拥护，也受到一些保守势力的反对和幕府的监视。况且江户初期的德川家康将军，对弃佛从儒的林罗山所主张的儒学思想颇为中意，对佛学却兴趣淡然。而此时，幕府官员的加入，对于佛教来说，是获得了幕府的支持，这对于佛教的发展，至为重要。

声誉渐隆，赐地建寺

普门寺距离京都皇室不远，隐元禅师住持普门寺不到一年时间里，建禅堂、塑佛像、演佛法，声誉高涨，他的佛教思想得到许多幕府上层官员和皇室贵族的肯定。他们不断向黄檗禅师提出求得法偈、法语、题赞、赠诗以及诵经的要求，在频繁的往来互动中，隐元禅师的弘法活动拥有了政治上的充分保障。然而，越来越稳固的弘法环境代替不了他对故乡的思念，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僧众不断写信请归，师父费隐禅师也寄来信件，言辞恳切地催促隐元归国，并告知隐元，在日弘法已经三年了，应当急流勇退。（陈智超，1995）

信件到达逸然性融手上时，他担心隐元禅师深受触动，还故意扣压了三个月之久。当隐元禅师阅读师父来信后，立即回复说第二年夏秋之际回，这时间与原来的三年之约整整推迟了一年。日本方面，从天皇、幕府到僧俗界都已经十分信任尊崇禅师，此时后水尾天皇（1596—1680）以及京都的行政首脑板仓重宗（1586—1657）等人都皈依了隐元禅师，他们盛情挽留，希望禅师继续留日弘法。甚至有一些信徒还向神灵乞求留住隐元禅师，利益日本。

1658年11月1日，天晴气朗，在龙溪、秃翁等人的积极斡旋之下，隐元禅师终于得见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1641—1680）。德川家纲是当时日本最高掌权者，他召见隐元禅师，意味着江户幕府对他的重视。同时隐元禅师还受到幕府重臣酒井忠胜（1587—1662）、稻叶正则（1623—1696）等人认可，并被邀请为酒井之父举行超度法事，又为稻叶的家庙安座释迦佛像。

这无疑是隐元在日本弘法活动迈出的关键一步。次年六月，日本皇室又将京都宇治区的太和山，赐给隐元师徒作开创新寺之用。太和山原是后阳成天皇（1571—1617）的妃子——中和门院前子（即后水尾天皇的生母）的别墅所在地，属于近卫家领地。作为外来禅僧，能获此地开山建寺，无疑是不容易的。这既与隐元本人的德行修为密不可分，也是龙溪等人积极斡旋的最终成果。

1661年5月，太和山改名为黄檗山，新的万福寺也开始营建，从此有“西黄檗”与“东黄檗”之称。日本黄檗宗也始终尊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为祖庭。据说在新黄檗动工之初，当地很多民众反对。在开挖地基时，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工人们在地下挖到一块有字的石碑，上面刻着四个字“无隐元晦”，通俗说就是“没有隐元会晦气”的意思。看来天意难违，这块土地冥冥之中与隐元禅师结下缘分，大家再无反对的声音了。如今这块石碑还供奉在日本黄檗山万福寺的斋堂内。8月29日，在新寺未建好的情况下，隐元禅师离开普门寺，进入黄檗山万福寺，住在临时搭盖的用房里，成为开山第一代住持。

建寺过程中，隐元还邀请闽南书画雕塑家范道生（1635—1670）前来协助造像。其中的法堂，也依从幕府老中（征夷大将军之下的幕府实权官员）酒井忠胜，去世前留下的遗命，捐巨资修建而成，酒井是隐元的坚定支持者，他本人最后也皈依了隐元禅师，并获赠法名“空印”，他在龙溪的斡旋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黄檗派获得幕府将军正式承认。1663年正月，黄檗寺举行开堂祝圣仪式当天，德川家纲更是亲自驾临，并赐400石土地作为僧产，由此，中国临济宗黄檗派作为一大宗派，终于得到了幕府及其他佛教宗派的正式承认。（孙宝山，2016）1664年，隐元禅师七十三岁，他把住持之位传给弟子木庵性瑫，退居松隐堂。在之后的五年中，寺院中的主要殿堂如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等相继建成，建筑群都是依山势坐东朝西，对隐元禅师和东渡僧侣们来说也具有遥望故土的意蕴。

定宗立派，赐封尊号

1661年新黄檗的开建，标志着“日本黄檗宗”正式成立。以隐元禅师为核心的临济宗黄檗派因为有黄檗山万福寺的固定道场，日渐发展，最终形成了与临济宗、曹洞宗鼎足而三的新兴宗派。

新黄檗开山之后，隐元禅师继续弘法布禅，广纳僧徒，声名远播四方。隐元在日本接触、教化了众多僧俗，文献中有名有姓者就多达千余人，从普通庶民到皇室、幕府，各阶层都有交往。

后水尾天皇（1596—1680）对隐元禅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退位后笃信佛教，向禅师求取法语，馈赠各类宝物，最殊胜的莫过于赐舍利五粒和金塔，后还赐金建了舍利殿。法皇还多次亲临寺院，与隐元禅师建立了深厚的佛门情谊，他馈赠隐元禅师的一帧棉织的观音佛像至今还保存在文华殿中，弥足珍贵。隐元禅师从1664年退居到1672年逝世的近十年间，晚年生活相对闲适自在，目睹着京都万福寺不断完备的庙宇、厅堂建设，僧众人数日益增多，心中应该是倍感欣慰的。除与德川幕府保持良好关系之外，隐元还积极与日本皇室保持亲密联系，特别是得到后水尾法皇等皇室成员的敬重和信仰。（林观潮，2013）

1671年，八十岁的隐元禅师深知时日无多，为了确保黄檗宗精神传统能长久传承，撰写《老人预嘱语》，将本派礼仪、戒律、传承、粮物等原则规范整理成文，次年，弟子木庵性瑫、高泉性潡将其编辑整理为《隐元和尚黄檗清规》，由隐元禅师撰序。这部清规的最终完成定本，标志着日本黄檗宗已经完满地建立完成。

1673年2月30日，隐元禅师病重，后水尾法皇派遣使者问候。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禅师想起过往种种，感念至极，分别作偈赠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僧众和檀越，又感谢后水尾法皇的洪恩和德川将军赠地的国恩。隐元禅师往生后，日本为了纪念他，把每年的4月3日定为“隐元日”。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弘法长达十九年九个月，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隐元禅师去世后，日本的黄檗宗在众弟子的努力下不断发展，到1748年新建寺院已经超过千余座，僧众人数有序增加，社会影响相应不断扩大。这些都得益于隐元留下的黄檗清规，以及历代万福寺住持的不懈努力。

获得日本历代皇室的封号对于在日本的中国僧人来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事迹。在隐元禅师弥留的前一天，即1673年4月2日，后水尾法皇特赐隐元禅师“大光普照国师”尊号。之后，对隐元禅师进行封号，成为日本皇室的一个惯例。天皇先后五次追封尊号，1722年3月隐元禅师逝世50周年，灵元天皇（1654—1732）追封他为“佛慈广鉴国师”；1772年3月隐元禅师逝世100周年，后桃园天皇（1758—1779）追封他为“径山首出国师”；1822年3月隐元禅师逝世150周年，光格上皇（1771—1840）追封他为“觉性圆明国师”；1917年3月隐元禅师逝世245周年，大正天皇追封他为“真空大师”；1972年3月隐元禅师逝世300周年，昭和天皇追封他为“华光大师”。从这些封号可以看出，隐元禅师不仅得到了德川幕府的大力扶持，也获得了日本皇室的尊崇，这为黄檗宗在日本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日本令和四年，即公元2022年，2月25日，日本皇室为纪念隐元禅师圆寂350周年和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第七次为其加封谥号严统大师，进一步显示出黄檗文化历久弥新的价值，这一文化也必将增强两国民间友好往来与交流互鉴。

隐元禅师以他的人格魅力，获得了日本上下的尊崇，不仅促进了黄檗宗的成立和顺利发展，还把中国文化注入日本的社会生活各方面，从而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我们称之为“黄檗文化”。 JYp3K7s3V3HLBkyuSIl3d5oRp3SmVwij6VkFOzEXikvI7Gnb0tjB5SdCUW6LfakA